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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小平:环境刑法立法的西方经验与中国借鉴

更新时间:2017-06-19 19:46:42
作者: 钱小平  

  

   摘要:人类历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深入影响了环境刑法的立法发展,现代环境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治理能力得以提高,形成了核心刑法化、法益独立化、预防化等重要特征。中国在短期内跨越了三次工业革命,但因环境刑法立法理念的滞后及对环境法益理解的浅显,造成环境刑法立法治理能力较弱,难以满足转型深化期抗制环境风险的需要。对此,在保护环境、构建生态文明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积极借鉴西方环境刑法的立法经验,确立具有普遍意义的立法理念,明确环境法益的合理内涵,重构环境刑法体系,及时完成中国环境刑法的现代转型。

  

   关键词:工业革命  环境刑法立法  现代转型

  

   环境问题是工业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在长达两百余年的三次工业革命进程中,西方国家饱受环境灾难之苦,同时也在不断试错中摸索出提高环境刑法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上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飞跃,以20多年的时间顺利完成了三次工业革命的经济转型,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进入21世纪的第14个年头,中国经济转型已进入深化时期,而以新中国首部刑法典颁行为起点的中国环境刑法立法也步入其兴起的第35年,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灾难,如何提高环境刑法的治理能力,确实到了应深刻反思的紧急关头。回顾世界环境刑法勃兴的历史轨迹,分析其发展趋势,比较中国环境刑法立法之不足,对于亟待更新的中国环境刑法至关重要。

  

   一、工业革命与环境刑法之滥觞及演进

  

   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堪称资本主义乃至人类发展史上的辉煌一页,这场发端于18世纪中叶的英格兰,以“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代替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①]的革命,在250余年的发展中,像一把“双刃剑”,提高着人类福祉,也使大自然蒙受着空前灾难,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破坏成为工业革命中无法回避的现实。西方经济学说史通常将工业革命做“三阶段”的划分,[②]不同历史阶段造成具有典型性和类型性特征的环境灾难,同时也促使环境刑法立法逐步从原始走向现代。

  

   (一)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环境立法观念的启蒙

  

   始发于19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煤炭为核心动力源,[③]改变了人类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也触发了人类生活环境灾难的开端,环境保护观念得以兴起。

  

   在英国,珍妮纺纱机与改良蒸汽机的出现,促进了纺织业、机械、冶炼及交通产业的勃兴。工业化后,伦敦的工厂如雨后春笋,处处浓烟滚滚,烟和雾混杂在一起,形成极浓的灰黄色烟雾,能见度极低,[④]被称为“伦敦型烟雾”(London Type Smog)的污染,导致19世纪后期呼吸系统疾病,特别是肺结核、支气管炎、肺炎和气喘等,已成为英国非常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纺织和化学工业的污水严重破坏了水质,流经伦敦的泰晤士河,到1850年后水生物基本绝迹;英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两次遍及全国的霍乱(1831年-1832年和1848年-1849年)分别造成约2.2万人和7.2万人死亡。以英国为中心,随着工业革命的成果向欧洲及全世界输入,比利时、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俄国、美国、日本逐步成为工业化国家,[⑤]污染也向世界范围扩散。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的环境污染以“区域性”著称,集中于工业聚集地和生活聚集区。逐利无害意识促使人们极力扩张生产规模,放任了生产引发的环境灾难,导致环境污染的“无节制性”,环境污染的危害湮没于经济发展的热浪之下难以被社会关注。因此,工业革命后的近一个世纪环境立法始终处于“旁观”状态,为数不多的环境立法仅针对空气、水体和垃圾这些与人类生活最为密切的环境对象,不仅出现时间迟滞且立法层次不高。如,英国1843年制订首部以控制蒸气机和炉灶排放烟尘的法案,此时已距工业革命开始有70余年;美国空气污染控制法始于19世纪80年代,但多限于州或地方条例。

  

   由于因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未对环境保护给予充分重视,立法根据上也不存在将环境要素作为独立法益看待的社会基础。[⑥]因此,第一次工业革命仅是促生了环境立法观念的启蒙觉醒,各国对生产活动与环境污染的内在关系尚认识不足,不仅环境立法规制范围有限,环境刑法立法更是疏离于公害行为的法律规制,独立发展形态尚未出现。

  

   (二)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环境刑法的勃兴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和石油为核心,美国超越英国成为工业革命中心,[⑦]环境污染从生活圈扩展到自然环境,出现了世界环境立法第一个高潮。

  

   185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的石油大发现,使得石油旋即替代煤炭成为新能源,形成“以石油与化学工业为轴心”的产业发展链。20世纪后,石油、汽车工业、有机合成化学工业和农药产业中的废气废水成为主要污染源。1943年美国出现了“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石油和汽车废气在紫外线作用下形成刺激性化合物烟雾,妨碍交通、腐蚀建筑物,严重损害人体健康,1948年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导致6000人患病。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石油化时代”,随之也产生了因燃烧高含硫量石油而产生的以硫化物等污染物为主的四日市型烟雾污染和化学工业废水直接向周边水中排放所导致的新瀉、熊本水俣病事件。

  

   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的污染以广泛性著称,不仅出现了在两种环境污染共同作用下的“次生性”污染,而且因污染企业外迁、创建新型产业链也造成污染范围从生活圈向自然环境的拓展,环境灾难发生地域大为扩张。但是,较之首次工业革命时代对环境污染的放任,多国颁布了管制严重污染空气与水质工业的法律。以英国为例,1863年颁布以化工厂废气为控制对象的《工业发展环境法》,1874年颁布第二个《工业发展环境法》,1906年修正《制碱法》进一步控制化学工业制造工艺排放有毒有害气体,1913年颁布《煤烟防治法》以控制制碱业以外各种向大气排放烟尘的污染源;1926年、1930年又分别颁布防治烟害的专门法律《公共卫生(烟害防治)法》和包含防止道路运输车辆排放废气条款的《道路交通法》,空气污染立法体系初具规模。此外,两次工业革命几近同步进行的美、日以“跨跃式”理念为指导,迅速形成完备的环境污染防治立法体系,并悄然起步自然资源保护立法。如,1845年美国宪法确立了资源管理制度和卫生安全保护措施的框架,其后陆续颁布了《矿业法》(1866年)、《木材种植法》(1870年)、《木材和石头法》(1872年)、《沙漠土地法》(1872年),掀起了世界自然资源保护立法运动。

  

   伴随着环境污染的加重及环境立法的发展,立法者陡然提升了制订环境刑法的积极性,公害行为犯罪化成为重要的立法抉择,大多数国家将公害犯罪规定于单行环境行政法中,形成了以满足行政违法性为前提,以保护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的古典法益概念为基础,以造成已然、客观损害作为犯罪成立条件,以结果犯为既遂标准的典型模式。然而,此时期环境刑法未直接针对环境要素,对环境法益的保护仅具有间接性,犯罪化对象选择上也仅将对现实生活空间造成严重污染的损害行为犯罪化,未将全面保护的理念引入刑法,事后惩罚模式难以形成对公害犯罪的预防作用。

  

   (三)第三次工业革命与环境刑法治理能力的提高

  

   第三次工业革命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石油与核能为核心动力源,是环境危险由传统生活与自然环境污染向生态与资源环境污染转型的根源,环境刑法立法治理能力明显提高。

  

   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雄起的石油工业产生的高分子副产品难分解、难净化,环境危害有增无减,而放射性污染以及核能开发与利用本身存在易于失控的危险,1979年美国宾州“三英里岛核事件”、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对核能利用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1970年代以后形成的世界产业革命浪潮,使发展经济成为各国共同利益诉求,不仅美、日等经济发达国家的能源危机与过度化工业化,超出自然环境容纳的交换极限,而且经济落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粗放战略,也导致世界性环境污染范围的扩大,污染程度进一步加深。

  

   较之前两次工业革命,这一时期环境污染超出了灾难的直接发生地,向大气空间、海洋延伸,具有全球性;引发的环境灾害更具潜在性,不仅危险来源不确定,而且环境危害的损害程度也难以预测。上述特点变化引起环境立法的根本性转变,预防为主的立法理念得以生成。1969年,美国环境保护基本法《国家环境政策法》出台,实现了环境立法以治理为主向以预防为主的理念转变,该法颁行后成为州际立法范本,并为世界各国和地区环境立法所借鉴。1974年德国制定《联邦公害防治法》,高度重视公害预防,将环境权确认为基本权利,迈出了环境权利宪法化的重要一步。基于环境立法观念的优化,立法重点向保护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与生态资源、新能源与新污染源立法控制方向上转移,形成了较为全面的环境立法保护体系。

  

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环境系统理论得以深化,境刑法进入转型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有效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环境刑法的角色一直都是刑事政策的焦点,[⑧]环境污染问题被视为一个严重的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来对待。[⑨]环境刑法立法具有了以下特点:(1)立法模式的多元化。除普通法传统国家继续保持单一附属刑法的模式外,多数国家的环境刑法改革出现了“核心刑法化”的特点。如,1980年德国刑法典增设“危害环境罪”专章;日本1974年《刑法典》增设了污染饮用水罪、污染水道罪、毒物混入水道罪、气体遗漏罪等典型环境犯罪。(2)环境法益的突显。将环境法益作为独立法益施以直接的刑法保护,是环境刑法现代化的标志,在立法上具体体现为摆脱对个人法益的依赖,直接将侵害或危及自然环境的行为犯罪化。德国1980年刑法典修正时强调立法目的不在于整合,而系以全新观念,重新思考环境刑法之犯罪构成要件,[⑩]其中第324条污染水域罪直接将对“水体品质作不利改变”规定为犯罪行为,表明了立法对环境法益独立化的正式承认。1997年欧洲理事会《通过刑法保护环境公约》,强调各缔约国应采取适当且必要的措施在其国内立法中将所列的故意、过失导致任何人或空气、土壤、水、动植物的实质损害行为规定为犯罪,清晰地表明环境法益成为与个人法益并列的环境犯罪侵害对象。(3)立法范围的全面性。20 世纪60年代以前,各国环境刑法主要关注的是和人类经济发展与生存状况密切相关的环境犯罪,如破坏森林、滥捕滥杀野生动物、污染水源等。60年代以后,逐渐将刑法保护的范围扩大为包括大气乃至外层空间、土地、各类水体等一切生物资源、矿藏和人文环境在内的全部人类环境。(4)犯罪类型化模式的前置性。环境犯罪与其他犯罪很大的不同在于行为的危害结果并非立即显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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