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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小平:环境刑法立法的西方经验与中国借鉴

更新时间:2017-06-19 19:46:42
作者: 钱小平  
但其结果一旦发生即会造成难以估量的严重损失。因此,为有效预防环境犯罪,许多国家的环境刑事法律不仅制裁结果犯,还对危险犯加以惩处。

  

   二、西方环境刑法演进之经验

  

   三次工业革命史也是西方环境刑法立法的发展史。通过工业革命时代背景下错综复杂的环境法及环境刑法的立法发展,归纳出的当代环境刑法立法发展趋势,对于后发型的工业化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跨越式”工业革命加速了环境刑法的立法完善

  

   随着工业革命的广泛传播,环境刑法在环境立法发展中获得其独立地位,并形成了两种发展模式:一是“自然演进式”。英国环境刑法立法沿袭其法治生成路径之“自然演进型”[11]本色,在经历首次工业革命近百年演进后方获发展机会,遵循了从生活圈——自然环境的扩展规律,规制范围逐步扩大,最终形成环境污染型与生态保护型立法体系。二是“跨越并进式”。美国、德国与日本工业革命启动时间迟滞于英国,却打破常规,走出了一条“并发型”的工业革命成长道路,由于在短期内同时经历多重工业革命类型,由此所形成的环境污染无论在规模、类型与危害程度上均与英国有所不同,特别是后期“复合与叠加型”污染的爆发,使其环境立法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特殊的“跨越型”发展之路。美国环境刑法以污染治理为建构起点,在接受英国环境治理经验后,迅速成为生态保护型环境刑法立法的创始国。德国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彻底的工业革命,是“整个近现代史最令人惊异的篇章之一,”[12]而环境刑法也完成了从附属刑法到核心刑法的华丽转身,对环境法益的直接保护使其跃身于世界环境刑法的领先地位。日本在1970年颁布了世界上首部独具特色的公害犯罪单行刑法(《关于涉及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处罚的法律》),构建了“一体化”的环境立法保护体系。

  

   (二)环境刑法立法由附属刑法向核心刑法的发展

  

   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以后,西方环境刑法立法出现了以附属刑法为特征的“一元化”与附属刑法、核心刑法、特别刑法为特征的“多元化”并行格局。后者看似一个形式化的立法选择问题,实质上却是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环境犯罪立法根据转型问题。环境犯罪最初以公害犯罪的形式引发先工业化国家的关注,环境刑法将超出环境行政法规范能力而严重污染空气、水质、生活环境的生产行为予以犯罪评价,并在立法上采附属刑法的“一元化”模式。普遍采取这种模式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受制于环境立法创始国英国的普通法传统,颁布单行法而非采法典化是这一传统的直接结果;另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在认识环境犯罪危害性上的阶段性,对环境污染与人类生活环境破坏的内在关系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传统自然犯道德悖逆性固有认识方面的坚守,从而只将严重污染环境行为做破坏环境管理秩序的评价。

  

   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日、俄罗斯等国环境刑法立法出现“二元化”乃至“多元化”的形式,环境犯罪不仅被规定于附属刑法之中,同时又根据已在国际社会得到普遍认可的环境犯罪刑法否定必要性发展的情况,将某些非单纯对行政秩序违反的环境犯罪选择性地移入“核心刑法”中,形成行政犯与刑事犯二元并立的格局。刑事犯与行政犯的区分标准存在多种不同观点,而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则可归结于,行为的反社会伦理性及其程度的不同。在通常情况下,较之刑事犯,行政犯具有较弱的反社会伦理性。[13]这种社会反伦理性在刑法立法中则表现为犯罪化根据的差异,抛开一国固有的立法传统,对某种行为做刑事犯的归类而将其规定于刑法典中,表明立法者对此类行为严重的社会反伦理性的肯认,就刑法的守法可能性而言,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与价值。

  

   尽管当下环境犯罪附属刑法立法模式并未被彻底否定,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环境犯罪“核心刑法化”的进程因发达国家环境治理的有效化而并未获得大规模地推进,但是,对于正面临严重环境污染问题的发展中国家与落后国家而言,肯定环境犯罪独立的法益品性,积极推进环境犯罪“核心刑法化”进程,并适度将其向自然犯类型进行转化,是一个值得提倡与肯定的立法趋势。

  

   (三)法益保护方式由间接保护向适度性直接保护的发展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环境刑法发展中法益表达机制的细微变化,超出立法技术的层面,立法者对环境法益刑法保护的基本立场得到鲜明表达,值得关注。

  

   在环境刑法创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环境刑法以惩治污染型环境犯罪为主体,在对环境犯罪核心要件“污染”的界定上,以对人类生命、健康与财产利益的实际损失为犯罪的客观要件,是各国环境立法的基本立场。“以人类为中心来确定‘环境’的范围而形成的‘人类环境’的概念,大致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初之前人类对环境的认识和在反对环境犯罪中需要保护的社会利益的性质”。[14]其直接后果就是,尽管人类已关注环境刑法的立法问题,却无法阻止环境恶化的后果。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性工业革命全面开启,人类改造甚至滥用自然的能力被过分激发,如何保卫环境以捍卫人类生存权利成为环境立法的核心问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立法内容调整问题,而是一个更新环境刑法法益内容,以及与相应环境法益表达机制的迫切问题。德国刑法学界对此形成了环境刑法“不仅是人的生命健康应当通过环境得到保护,使之免受危险的威胁,而且保护植物和动物的多样性,以及保护一个完整的自然,也都是属于一个符合人类尊严的生活内容的,因此是能够融入一个与人类需要相关的法益概念之中的”[15]的意识。以之为指导,德国开始在刑法典中将保护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作为社会利益加以保护,1980年和1994年德国刑法典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即体现了环境法益新表达机制的要求,环境刑法实现了由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法益向适度承认环境法益独立品性的变化。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转型并没有采取对所有环境要素“一刀切”的做法,而是兼顾了不同环境要素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以及其自净能力问题。在德国环境刑法的具体条文表述中,有的是以环境法益为直接保护对象,将个人法益移除了犯罪构成要件,如第324条污染水域罪;有的是将环境法益与个人法益一并予以保护,如第325条污染土地罪,因此,德国环境刑法采取的是“人类环境”和“生态环境”两方面的利益并重的保护法益立场。[16]对环境法益适度的直接保护,为环境法益转型为独立法益而纳入刑法进行了有益尝试。此外,在采用附属刑法模式的英美国家,也在部分附属刑法中突出了对环境法益的保护,如英国1974年《污染控制法》第31节第7条规定:“任何人引起有毒、有害物质进入水体,引起水污染的,应判处不超过二年的监禁或罚金,或二者兼有。”即以环境要素的损害与否作为独立的判断标准,肯定了环境法益的独立价值。

  

   (四)立法理念由惩治型观念向预防型观念的发展

  

   环境刑法立法理念的转型与发展,是西方环境刑法立法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新型犯罪,环境犯罪的刑法立法理念有别于传统犯罪,直接受制于国家在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利益关系时的基本原则。

  

   20世纪60年代前,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与环境利益关系协调上奉行优先发展经济的原则,以之为指导的环境刑法坚守传统刑法“法益实质侵害说”原理,环境刑法以惩治实然的严重污染行为为目标,在立法上,各国通常只对破坏森林、野生动物和饮用水源等具有经济价值和直接影响人类生存的环境要素的行为予以刑事制裁,[17]并且以污染行为造成具体的危害结果作为刑法评价环境犯罪的要件。这种典型的惩治型立法理念,抑制了刑法在环境保护中的积极功能,导致环境灾难的频繁发生。面对环境灾难的惨痛教训,西方国家普遍认识到,“环境对于人和社会已经不再是一个外在性的因素,而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人们需要一种整合性的视角来审视人所处的社会和环境以及环境中的人和社会,”[18]环境利益观念的调整,急待通过调整环境刑法以提高刑法对环境危害行为的评价能力,以此形成“预防型”环境犯罪立法理念。

  

   在“预防型”立法理念的影响下,先工业化国家环境刑法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包括:一是扩大环境刑法的处罚范围,扩大了环境刑法法益保护的内容,包括大气乃至外层空间、土地、各类水体、一切生物资源、矿藏和文化娱乐环境在内的全部人类环境。二是在环境刑法中普遍引入了危险犯模式,提前刑法评价基点,强化了犯罪的预防功能。三是引入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由于污染行为与具体危险状态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渐变性与广泛性特征,刑法在评价传统犯罪时所要求的因果关系准则,难以适用于环境犯罪评价的需要,只有调整因果关系的推定原则,才可能满足减少环境犯罪证明责任的要求,降低环境犯罪的追诉难度。四是实行推定责任原则。将传统犯罪的罪过责任调整为推定责任原则,目的在于表明社会对该行为的关注,要求全社会,尤其行为人加强责任心,促使人们小心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的危害环境的结果,并明确自己在这些方面有义务严加防范。[19]刑法立法基于提升环境犯罪预防功能的需要所做出的调整还涉及到其他方面,如扩大环境犯罪主体的范围,提高环境犯罪刑罚幅度等等。

  

   (五)立法选择由国别化导向向国际化导向的发展

  

   西方国家环境刑法立法由单纯考虑一国的立法需求转而关注国际化导向的变化,是其历史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灾难的加剧和日益国际化,如何面对世界性环境危机,如何统一世界各国在人类与环境冲突时的解决原则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核心。以1972年6月联合国首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联合国人类宣言》为标志,在包括环境刑法在内的环境立法中采用具有一定普适价值的国际化标准,成为环境立法发展的基本趋势。《人类环境宣言》尽管属倡导性协定,本身并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但却表达了各国对保护人类环境的共同信念,对于各国国内和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以及刑法在国际环境保护中的运用和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提出了“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的口号,成为世界各国制定包括环境刑法在内的国际性环境立法的指导性原则。此后,刑法在国际环境问题中的作用问题开始受到国际法学界的关注。早在1990年联合国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上,就组织了关于如何运用刑法保护环境问题的讨论,通过了《刑法在保护自然和环境中的作用》的决议。1991年《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法典草案》在国际法委员会上获得一致通过,故意严重危害环境罪被作为国际犯罪加以规定。1994年国际刑法协会在巴西里约举行的第十届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危害环境罪的决议,对危害环境罪的预防原则、犯罪构成中的一些特殊问题以及司法管辖原则等作出规定,这些决议开始为世界各国环境刑法立法所普遍接受,并成为各国立法的重要指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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