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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义:黑海东头望大秦:历史的误会与正解

更新时间:2017-06-16 14:17:05
作者: 王三义  

  

   王国维先生有一首诗:"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诗中的"张"指敦煌太守张珰,"陈"指尚书陈忠。诗中表达的豪迈气象,指汉朝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实际上,甘英没有到达黑海,看到的是波斯湾。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专家早就考证过了。到达黑海和波斯湾的意义是不同的。罗马帝国控制黑海西岸和南岸,但不控制波斯湾,罗马和安息多次交战,没有打败安息,势力没有伸展到波斯湾。汉使甘英到黑海,有可能和大秦取得联系。王国维先生去世九十年了,他生前怎么也不会料到,在21世纪,中国人因为政府的"一带一路",把属于"中西交通史"的问题变成热门话题。

  

   (一)

  

   无论王国维豪迈的诗,还是铺天盖地的"一带一路"宣传,都是"活用"历史资源,或者说,历史为现实提供了依据。对中西交通史、"丝路贸易史",多数人只是保持兴趣而已,作深入研究的仅有少数学者。但这些年耳闻目睹,"一带一路"的国家重大项目、重点项目,高居各类基金项目榜首,国内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了不少丝绸之路研究院、"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心,有的期刊还开辟了"一带一路"专栏。稍稍留意一下,就会发现这样的现象:研究者或宣传者使用历史资源,其实是"将错就错",对偶尔出现的质疑之声毫不理会。比如,把"丝路贸易"当成古代的国家战略,或振振有词地说,经过"丝绸之路"的货物除了丝绸还有茶叶、香料、瓷器等,甚至说:张骞之后两千年来,"丝绸之路"为欧亚贸易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且不说冯承钧、张星烺、向达、方豪、朱杰勤、莫任南等老一辈专家对中西交通和丝绸之路的结论如何,随手翻翻当代学者葛剑雄的著作和文章,或者听听他的访谈、演讲,许多问题他都说得很明白。第一,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既不是中国人主动"兴建"的,也不是中国人推行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为了贸易和利润开辟过这条路。中国古籍中哪有"丝绸之路"这个词?实际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到中亚考察后提出的概念。第二,丝绸之路的形成首先是境外对中国的丝绸有需求。即使有了这条丝路,每遇到战乱,或者境外的需求变小了,这条路也就不通了。第三,这条路"通"的时间短,"断"的时间长,因为当时自然条件恶劣,而运输代价很高,所以"丝绸之路"并不是始终那么重要。当阿拉伯人掌握了航海技术,可以到达广州、宁波等地,海运一通,陆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就没有了。第四,假如历史上曾经有过繁荣的"丝路经济",现在就一定能够复兴吗?要了解境外的需求,尤其是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而不是简单地复制古代丝绸之路来再现辉煌。

   作为国家的对外发展战略,媒体和宣传部门的工作无须挑剔,但历史毕竟是历史。"黑海东头望大秦"的诗句和"一带一路"宣传,都包含着对历史的误会,也包含着对历史的正解。历史的误会有:(1)张骞和甘英到达目的地和意图之误;(2)"丝绸之路"的影响及价值之夸大;(3)丝绸之路的现实意义被抬高。历史的正解包括:第一,开放意识,对"闭关锁国"的冲击;第二,世界视野,大格局;第三,自我认识深化(知己之不足,才有可能进步)。

  

   (二)

  

   历史事实是清楚的。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38年)带着政治使命,要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而不是为了贸易。张骞被匈奴人扣留十年,等张骞返回长安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见闻,已是十一年之后了,原来的使命失去意义了。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率领使团,浩浩荡荡,也带着丝绸、金银财宝、上万头牛羊,沿途撒给这些小国,巩固汉朝对这些小国的影响,其性质和一千五百年后郑和的做法相似。后来中亚、西亚的人发现丝绸的价值,把丝绸带到罗马帝国。罗马上流社会对丝绸有需求,所以才有一段时间的丝绸贸易。前提是,中亚、西亚、北非和地中海范围的道路是畅通的。罗马帝国时期和安息控制这条道路的西段和中段。公元73年东汉朝廷派班超出使西域,此时罗马帝国是克劳狄王朝,和中亚的联系不多。班超经营西域30年(73-103年),期间曾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未完成任务,据他说他看到大海。直到166年,罗马帝国派使臣来到洛阳,这是欧洲国家主动同我国直接交往。

   若不顾这些历史事实,一味地宣扬,让不了解历史的人以为,古代中国人为了推销丝绸才开了丝绸之路,后来还进行其他商品(如茶叶、陶瓷等日用品)的贸易。

   再看"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事实也是清晰的。尽管有的学者说西汉就有商人出海贸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但,真正意义上的海上贸易没那么早,也不是中国人主动走向印度洋的。我读中世纪阿拉伯史学名著《黄金草原》时,吃惊地发现,这部书的第15章专门写中国,其中描述黄巢起义军进入广州城,也写到扬州等城市。可见阿拉伯人较早到中国沿海城市做生意了。从世界历史角度看,是阿拉伯人打通了印度洋至太平洋西岸的航线,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对中国而言,宋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从广州、泉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渐渐畅达,航线越来越长,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才真正凸显。瓷器、香料、茶叶的贸易,使这条海上交通路线成为"陶瓷之路"或"香料之路"。葛剑雄教授站在中国史角度得出的结论,和世界史的实际情况是吻合的。

   我们对郑和七次下西洋津津乐道,其实是高估了开通商路的价值。从积极意义看,郑和航海(1406-1430年)的壮举,比欧洲人开辟新航路(1487-1519年)早几十年;郑和船队远行至非洲东海岸,加强了同东亚、东南亚、南亚、东非诸国的联系和交流。但是,郑和下西洋不以贸易获利为目的,是朝廷派遣出海,不计成本;七次下西洋给明朝财政造成巨大经济负担,随着国力衰退,航海的壮举随之悄然结束。

  

   (三)

  

   关键的问题是,郑和航海之后没有第二个航海的郑和,哥伦布之后有无数个航海的哥伦布,达·伽马之后有无数个航海的达·伽马。郑和航海的人数多,每次都在15000人以上,其中第二次有27000多人,第四次有27670多人,第七次有27550人。郑和航海的宝船每次在60艘以上,最大的船长44丈4尺,宽18丈,折合今天的长度,长151.18米、宽61.6米。形成对照的是,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的航海设备很简单,参加的人数不多。哥伦布跨大西洋航行四次,第一次只有3艘船,共90人,第二次有17艘船,共1500人,第三次有6艘船,共200人,第四次有4艘船,150人。最大的船载客88-100人,最小的船载客30人。达·伽马到达印度的那次航行,有4艘船,共140人。麦哲伦环球航行的那一次,有5艘船,260名船员。

   但航海的结果大相径庭。郑和下西洋耗资巨大,却没多少收益,郑和的航海也成为"绝响"。欧洲人的航海,自1415年起就开始了,先是在非洲西海岸多次探险,葡萄牙支持的迪亚士船队绕过非洲南端(1487年)。达·伽马到印度的航行(1497-1498)、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航行(1492-1504年)之后,麦哲伦船队实现了环球航行(1517-1519年),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人的航海和探险活动从来没有停止。从大的方面看,开辟新航路、"地理大发现",揭开了人类历史新篇章。美洲农作物烟草、玉米、马铃薯等先传到欧洲,再传往世界各地,丰富了各地的食物结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仅仅哥伦布远航的成功,就刺激了西欧人的探险、远航、发现、殖民活动。从实际利益看,哥伦布第一次登陆的地方,巴哈马群岛的圣萨尔瓦多岛、古巴岛、海地岛,第二次登陆的多米尼加岛、安提瓜岛、维尔京群岛、波多黎各岛,以及最后两次到达的南美洲特立尼达岛、委内瑞拉帕里亚湾、伊斯帕尼奥拉岛,以及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海岸,后来都成了欧洲人的殖民地。至于科尔蒂斯、皮萨罗等人占据的中美洲和南美洲广阔土地,后来成为人类新的活动舞台。

   我们的教科书中,既歌颂航海探险精神,又批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引发西欧国家的海外扩张、侵略,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屠杀。仔细看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航海目的:(1)从另一条路线到达印度和中国;(2)为上帝服务,通过传教归化异民族;(3)如能找到新土地,增加西班牙王国的海外领地;(4)寻找黄金和财富。这几个目的,实际上很正常,比起张骞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郑和寻找建文帝的下落,或宣扬国威,或册封藩属国,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航海目标和意义都显得重大。其实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对几次远航的财力支持很有限,许多贵族是反对的,因为要计算成本,"不惜一切代价"的事,欧洲王室是不会做的。从这个意义说,郑和七次下西洋应该作为一次失败教训,至少是从明朝政府的政策失误来评判,而不应该去赞扬。

  

   (四)

  

   "一带一路"如果非要找历史资源,应该从清末出洋考察的事例中去找,至少应重视清末主动"走向世界"的人和事。可是,各类"一带一路"宣传中,一开口就是张骞、郑和,对19世纪晚期的出洋考察视而不见,似乎古代那些事件代表开拓和光荣,清末所做的出洋考察代表失败和屈辱,不值一提。清末要学习西方,所以对欧美国家做认真、细致的考察。清末出洋考察发现的差距是什么,是制度和规矩。出洋者得出的结论是,英美国家的制度完备,所以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而大清的制度有问题,需要改变。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带一路"沿线都是小国或穷国,没什么可学习的,没必要去考察。其实,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第一,沿线国家的人均GDP,有不少是超出中国的;从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着眼,也有不少国家是远远超过中国的。第二,就算沿线国家都比中国弱、比中国差,那就更应该去仔细考察投资和收益问题。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如果发生意想不到的事变如何应对?比如投资国发生动乱,许多项目不能落实,该如何应对?有的国家对中国有需要,但它不限于依赖中国一个国家,还有别的路数,中国如何才能实现意向中的计划?风险、不确定因素是否全部考虑到,是否有应对预案?利益受到损失,比如对方签约又毁约怎么办?我们如何维权?所以,关键的不是空泛的宣传,而是实际考察和成本核算。

   至少要学学清末出洋考察者的虚心和认真的态度。

   无论是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还是李鸿章、"五大臣",每位游历者都认真、仔细、热心地考察欧美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郭嵩焘在任公使期间,参观英国炮台、铸币局、上议院、法院、学校、天文台、电机厂等。李鸿章游历期间,参观了英国海军舰队、德国陆军部队驻地、造船厂、汇丰银行、邮电局、电报公司、缝纫机长、钢厂,还亲自观看士兵操练,与科学家对话,询问市场物价,了解当地风土人情。"五大臣"访问欧美期间,更是事事留心,诚恳学习,有闻必录。戴鸿慈记载,他们一行在英国和法国,不但游览博物院、动物园、蜡人院,还重点考察上议员、下议院的活动,参观银行、造币局等实业机构,也留意物价、民生、城市街道、建筑等。以戴鸿慈的感受为例,足以说明"五大臣"对欧美的游历之深入。

   今日在世界各国从事外交、商业、文化活动的官员、商人,连同访问学者、留学生,有数十万的中国人。如果政府派员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考察,不必要像清末大臣一样亲自到各处询问,直接收集境外中国人的观察和感受,就是有价值的信息,只要允许实话实说。

   时代已大不同,不必艰难跋涉到黑海边。网络的世界,大飞机穿梭的天空,有什么不能快速获得?再回到开头的话题。"一带一路" 建设是由中国政府倡导并力主去做的,社会各界热烈响应是好事,但具体如何操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一哄而上的事。网上不少有识之士提醒:"一带一路"的准备工作中,既要搞清楚沿线国家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局势,也要考虑各种突发的或不确定的因素;具体实施需要得到沿线目标国(对象国)的回应,首先要让这些国家明白中国政府的意图。有的建议很中肯,不知是否引起政府部门重视。

   中国人不缺豪气,不缺聪明才智,缺少的是持之以恒。黑海东头望大秦,站在南极望非洲,飞向太空看宇宙,现在都不成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每一个构想落到实处,需要认真做基础调研,需要埋头实干,需要细心加耐心,还需要保持低调,不应提前放气球。民间有俗语:锅盖不能掀得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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