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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高考恢复四十年的思考

更新时间:2017-06-08 00:36:02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我已经记不清楚是第几次来广州来做演讲,但是以前大部分都是在中山大学,面对是我的同行或者学生,讲的都是一些带有公共性的学术专业题目。我很感谢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南方都市报的朋友们,给我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到非常著名的公众论坛来和各位朋友直接见面,来谈一谈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题目,就是关于高考的问题。

   三十年前的九月,我记得我正在从重庆到上海的船上,当船经过三峡的时候,船上的广播突然报告了一个消息,说从1977年开始将恢复高考。那时我是一个知青,正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农场务农。有类似经历的人都知道,那时如果在农村的话,你不知道你以后未来的前途是怎样的,虽然你有很多知识和理想,但是你不知道命运以后会怎样安排你,你是在被命运安排。这个消息出来以后,突然我的面前出现了一道曙光,我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在这个新的时代开始的时候,感觉就象是我坐的船一样,轻舟已过万重山,接下来将是一片开阔的水面。

   果然,在几个月以后,我通过高考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这样一种经历,实际上不是我个人的,是当年参加文革之后第一届高考几万考生共同的经历,现在已经过去三十年了,各个媒体都在做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报道,有各种各样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的命运是相同的,拜邓小平之福,我们个人改变了命运、国家改变了命运。

   高考恢复后这三十年,可以分为前15年和后15年。前15年,大致上高考起到了一个解放的作用,它正面的作用更大。在高考恢复之前的文革,高考不是以知识取人,是所谓又红又专的标准,当然红更重要,就是你的立场是否坚定、你的出身是否好,是这样一个革命的标准。但是邓小平拨乱反正,他敏锐的意识到中国当时要搞现代化,最重要的动力不再是过去毛泽东时代乌托邦的理想,而是需要新的动力,这个动力就是知识,特别是现代化的知识。所以他果断的拍板,通过恢复高考作为社会改革的突破口来带动整个社会由乱到治,当时叫拨乱反正。高考不仅仅是简单的人才选拔制度,更重要的是它是规范整个社会发展取向的社会制度安排,它取的不仅仅是大学人才,更重要的是社会精英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拔。这个改变是非常重要的。

   在整个二十世纪里,我认为在人才精英选拔方面有两个事件改变了历史。一个事件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第二个就是1977年的恢复高考。,1905年科举的废除,产生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是长期的动乱。1977年恢复高考是倒过来的,中国当年由于毛泽东搞文革,不断的革命、革命、再革命、继续革命,特别是文革处于长期内乱以后,邓小平通过恢复高考,使得天下精英重新归入这样体制,本来天下乱世英雄都在民间,通过这样的一个制度使精英回到一个体制里,这次变革使中国从乱到治,使中国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期。这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国之所以从78年到今天,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非常重要的就是和高考制度是有关系的。

   在当时,高考不仅有稳定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解放,邓小平要搞现代化、搞改革开放,他要有动力,当时叫生产力,什么是最大的生产力?知识是最大的生产力。所以高考制度以知识取人,不再以出身取人,不再以革命的立场取人,这是获得最大的后备,现代化发展的生产力。所以高考恢复的前半期,起到了一个解放的作用。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之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比较高的层次,我们会发现高考的很多弊端慢慢暴露出来,改革开放一开始初级阶段,主要现代化的发展,如果说知识是最大生产力,这个知识主要是靠量的堆积可以实现的话,那么到了今天,整个世界已经全球化了,今天的发展,特别是以科技为核心的发展,它需要的是创新,不再是量的堆积,而是需要知识的创新,也就是说要培养创新型的人才,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我们可以发现,今天我们的高考制度和整个社会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错位。为今天的高考越来越应试化,是应试教育。今天中国已经是文凭社会,要成为一个社会精英首先要有一个文凭,而且这几年教育爆炸式的发展,大学文凭已经不稀奇了,必须要是名校的文凭,这个竞争非常的厉害,今天高考成为中国每个家庭、整个社会最大的事情,因为这涉及到你的孩子的未来,能不能跨入社会精英的行列,这个竞争非常激烈,这个竞争实际上不仅仅是从中学、中学,或者幼儿园开始的,甚至可以说是从胎教就开始了。中国的小孩比大人还辛苦,本来他们童年该享受快乐的时候,但是他们很早就被推入到应试教育的搏杀里。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高考越来越应试化了,现在的高考题,说实在话,越来越死,用我们的话就是客观题越来越多、主观题越来越少,让你个人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这样一个应试化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什么样的?用我们做老师的话来说,只不过是检阅一个学生有没有适应社会的能力,因为这些都是客观题,考的是你掌握基础知识的程度以及能力。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是知识的创造力,但是这不是我们高考,乃至中考,或者各种考试所鼓励的一个方向。所以现在大学生进入大学,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消磁,把你中学里学到的一些已经被曲解的知识,特别是他们的思维方法进行消磁。这个工作非常艰难,差不多要两年的时间才能消磁,让他们从应试头脑转变为创造力、有发散性思维的人。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社会上上下下从教育部到家长到老师,都在批评今天的应试教育,都说要提倡素质教育。大家都觉得这样的考法是不合理的,没有人说它好,包括教育部的领导都提倡素质教育,但是这股应试教育的势头刹不住,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今天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一个人人都觉得荒谬的制度,为什么它还能够延续下去?人人如果都觉得荒谬,大家都同意改,为什么还能够延续?这是一个曾经也让我非常费解的问题。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各样各种的报道宣传,这个荒谬的确到了非常难以想象的程度。比如说现在出现了抢状元情况,状元不得了,就象过去的科举一样,每年高考媒体抢新闻,状元永远是新闻,一个县出了多少状元,一个中学有多少人考入清华、北大,现在状元基本上都被清华、北大两家学校瓜分了。还有立状元碑的等等。状元真的这么重要吗?状元真的就是天才吗?实际上我们如果看科举制度中的状元,有多少状元最后成为大家,大政治家、大学问家的?很少,除了像张謇这样个别的状元,历史上大部分状元,都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我至今也没有看到有研究:这么多年来这些状元去那里了,在干什么?有没有成了大才?没有人关心,大家关心的是高考时的效应,中国今天成为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就象体育比赛中的冠军。状元和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实际上你们想一想,状元是带有偶然性的,如果换一张卷子,难度是一样的,再考一遍,我相信大概前十名或者前二十名的排列会有一个变化,他未必就象刘翔一样绝对可以拿冠军,有非常大的偶然性。这个偶然性不是他能把握的。

   中国今天越来越应试化。我们可以发现,高考从它的下游来说,决定了中考,乃至于小学,现在著名的幼儿园、小学入学都是要进行面试的。从上游来说,现在影响到研究生考试。去年教育部推出了一个方案,三门学科试点,开始全国统一考试,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世界各国也没有听说过。我以前有一个担心,考研高考化,果然不是“狼来了”,而是真的狼来了。统一考试推出以后,研究生的水准一下子就落了一截,很多学生只会背基础的东西,考研的题目和高考题目没有什么区别,全是客观题,没有主观题,没有主观发挥的空间。现在中国的各种各样的考试,比如说公务员考试、各种各样资格考试,都是一个模式,不仅高考,整个社会选拔社会精英的标准有问题。

   但是这样一个荒谬的制度还存在,看来还会继续存在,这是什么道理?我们要看到高考制度的另外一面,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高考制度在社会上承担的是一个非教育的使命,它不仅仅是一个按照知识的标准来选拔精英,更重要的是一个一个社会流动的使命,通过高考这样的一个刚性的考试制度,让底层的精英有可能往上流动,特别是给底层、内地和农村的年轻人一个希望,“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的希望。

   我们都知道,中国社会这些年发展很快,但是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社会平等的问题。现在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社会的上层和底层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这不仅仅是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同时也是一个孩子受教育的差距。在这样的一种差距越拉越大的情况下,这个社会处于一个断裂的状况,清华的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说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断裂的社会,整个这几块都断裂了,是两个不同的社会。断裂社会很可怕,因为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没有知识,也认命了,但是他们认为孩子不能认命,假如孩子是一个读书的料,总是希望能够通过培养让他改变命运,乃至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有一个制度,能够保障社会底层的聪明人、精英,有可能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往上流动,改变命运。

   中国古代的科举实际上也是这样,中国最早选拔人才、精英的制度,都不完全是平等的,它是从一个上层的眼光来考察社会精英,看你是什么出身。科举制度最厉害的是不问这些东西,只认一个东西,就是你的知识能力,知识面前人人平等,你哪怕是一个放牛娃,家庭穷的一塌糊涂,只要把四书读的滚瓜烂熟,把科举成功的案卷就象今天高考辅导资料一样背熟,就有可能某一天改变命运,鲤鱼跳龙门。

   中国到了明清以后皇帝专制愈来愈厉害,社会也越来越腐败,但是整个社会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比较稳定的,就是与底层的精英还有可能通过科举往上流动有关,你再有很多不满,但是个人只要有科举,还是有出头之日,如果失败了下次再来,他总是会看到一种希望以精英总是有某种出头之日,产生一种流动感。今天中国的高考在社会断裂的情况下也起到这个作用,给你希望,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子女有这样往上流动的希望。社会只要还有一种精英往上流动的可能性,这个社会哪怕再腐败、再不合理,它依然可以维持。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的和香港的拿套招生制度,一拿到中国,反对声与其说来自上面,不如说来自下面。谁能够信任我们的大学校长?不敢信任。谁能够信任我们的大学老师?老师现在好像也没有人敢信任。过去觉得政治精英商业精英腐败认为文化精英还有希望,但是这几年媒体大量报道了大学老师的某些丑闻,大家觉得老师也不可信任了。在中国没有一个人觉得陌生人是可信的,有社会信用,唯独就只有制度了,而且这种制度越是刚性越好,剔除了个人的因素,越是刚性的、越是客观化、量化的,大家觉得越可靠。

今天这样的一个高考,一方面在人才选拔方面越来越显示出它的荒谬性,但是它在承担非教育的社会流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它的作用是非常核心的,而且得到了社会大部分人,特别是老百姓们的拥护。大学这几年讲自主权,自主权的开放引起了一些反对声,与其说来自上面,不如说来自下面,因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中国科技大学试行过不是通过高考而是让名牌中学的校长直接推荐的招生办法。,结果试下来发现效果不好,为什么不好?很多中学把一般的人推荐出来,他觉得最好的人要考清华、北大,或者他自身也有能力通过高考考进你科大,倒是把这些有可能考不进但又有可能考得进的学生推荐给你,然后确保每年自己有多少名额上名校。试行了几年,科大不敢试了,因为中学校长们普遍地缺乏信用。而在国外信用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哈佛大学,每年都会有相当一批学生是推荐上来的,让各个名校的中学校长们来推荐。这个推荐中学校长是不敢打马虎、玩花样,一旦哈佛发现你学生连续几年平平的话,马上取消你被推荐的资格,你这个学校的名誉就坏了。在一个有信用的社会里,名誉高于一切。但是中国这个社会,恰恰名誉是最不被看重的。一个没有信用、一个不讲名誉的社会是无法自律的,是无法实行美国、香港那样的合理招生制度的,何况在中国这样一个面子社会里面,哪怕大学校长、大学老师个人再廉洁,也会被各种各样的关系所包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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