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斯维特拉娜·萨伏兰斯卡娅:1989年之逻辑:苏联从东欧的和平撤出

更新时间:2017-06-08 00:14:53
作者: 斯维特拉娜·萨伏兰斯卡娅  

  

1989年之逻辑:苏联从东欧的和平撤出[①]

斯维特拉娜·萨伏兰斯卡娅( Svetlana Savranskaya)[②]

译者:田少颖[③]

  

   冷战正是在其开始的地方走向了终结。1989年,东欧成为令人屏息的剧变的中心,西方人抱有期盼、苏联人内心忧惧,东欧人自身满怀希冀,而后果远超各方想象。剧变的非暴力性甚至可说是协调的面目自然受到欢迎,但它令当时的人们迷惑不解,今日学习国际政治的学生所获感受也是一样,学生们把这一表征看做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瑰丽畸变。事实上,东欧转型当中最出人意料和看起来不合逻辑的方面,   正是苏联对剧变的和平反应。1989年夏秋,苏联对东欧政治变动所持允许甚至是鼓励的立场,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绝对拒绝使用武力原则的具体化,而这一立场用传统权力政治术语是难以解释的。

   这一令人迷惑的结局,或者用雅克·勒维克(Jaques levesque)的话来说:“1989年之谜”[④]引出了更深入的具体问题。苏联对东欧政策变化具体发生在何时?对于1989年在这一地区正在展开的危机,何种主要因素决定了莫斯科的反应?为什么戈尔巴乔夫领导团队的反应,与一贯以来苏联在国界以西维持安全地带的政策截然相反?1980年代后期,苏联对以其为首的阵营的战略价值与经济代价间的权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苏联曾经认真考虑过使用武力吗?苏联决策者是否考虑过其它可能场景?

   作为对勒维克智力挑战的应答,我将论证苏联从东欧的和平撤出并不是一个谜。事实上,从目前可得的一切证据可见,和平撤出是当时最理性和妥当的政策,这一政策是戈尔巴乔夫自身思想、他的内外政策先后次序、他所获建议以及1989年东欧正在展开的政治事件进程的逻辑结果,在这一进程中,主角并不是超级大国,而是东欧的政治家和公民们。如果1989年时在东欧动武,那将显得无理、无效,甚至对戈尔巴乔夫来讲可能是政治自杀,因为那意味着使他提倡“新思维”以来为之奋斗和已获得的一切付之东流,国内国外概莫能外。实际上,仔细研读过勒维克的《1989年之谜》后,我发现尽管书名如此,作者自己业已得出结论:1989年时,苏联对东欧动武几乎不可能,如若如此,则结果会适得其反。最近时期对冷战终结所做的以文献为基础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也得出相同结论。[⑤]

   在两种通常的分析框架下去审视,苏联对使用武力甚或是压力的尴尬才会显得是谜。第一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分析框架,它将苏联和平撤出东欧描述为令人讶异,这通常成为并不清晰的观照点,这一框架从抽象的权力均衡意图和假想的安全利益出发产生预期,然而并未分析诸多事件的动因和事件主角的个性。第二种分析框架的视角,建立在对于苏联对东欧政策历史的狭隘观察之上,植入了很多决定论意味的悲剧性先例和隐喻,诸如1956年苏联干涉匈牙利和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二战当中苏联士兵血染东欧土地的意象(苏联强硬派经常做此援引)。这一框架假定了东欧通常是苏联决策者最优先考虑的方面。

   既然东欧各国是苏联最重要的盟友,而且是(从欧洲大陆可能会爆发军事冲突着眼)对苏联的影响力在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区域,那人们将认为克里姆林宫领导层在处理东欧问题上将无所不用其极——开始时使用外交和政治手段,但如果这些都无效时,则使用军事手段——以保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然而,诸文献和亲历者的记述表明,苏联新任统治者是在与这些狭隘定义的安全考虑经常迥然不同的规范和信仰指导下做出决策的。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和身边的顾问们以新的自由国际主义者目光,和深深植根于苏联语境的规范性考虑为基础,重新定义了传统安全概念。严格来讲,如果不考虑以上变化,从权力政治视角出发,苏联于1980年代后期在东欧的作为将被视为无法说通。[⑥]

   然而,从上一个十年的国家安全档案中得到的新证据,将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冷战在欧洲的结束,并且提供对以上问题更为细密的解答。这些材料能浮出水面,有赖于我们和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及我们在东欧的合作者富有成果的合作,同时还得益于口述史研讨会以及据美国《信息自由法案》提交的请求文书。过去的二十年当中,为数众多的亲历者发表了他们对1989年事件的亲历记,这些记述点拨了我们对这些事件的看法。[⑦]

   这些新的文件,包括在本卷中所展示的特别收集的材料,和亲历者们的口述一起证明,苏联对东欧政策的真实变化,比通常认为的要早得多,实际上在“新思维”提出的最初几个月内即已开始;同时,经济因素在莫斯科重新界定小盟邦的价值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再者,苏联领导人从未严肃考虑过使用武力把盟邦强拉在一起。和西方领导人,特别是和美国总统的互动发挥了主要作用,提供了一种互信氛围和军控上的成功,正是在此基础上,苏联日后对东欧的政策得以确定。[⑧]当人们审视这些记录时,会看到共同欧洲家园这一理念,对于戈尔巴乔夫和他的盟友们高于一切的重要性,这一理念意味着要使苏联在经济和政治上融入欧洲,这一构想的优先地位,决定了新的苏联领导人面临包括和平撤出东欧等其它很多问题的抉择。如不述及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之初四年的思想变化,那么对苏联和平撤出东欧的解释将是不全面的。1985年时的戈尔巴乔夫自然与1989年时不同。

  

告别勃列日涅夫(Brezhnev)主义

  

   上台时日不长,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就带来在东欧国家进行改革和自由化的希望。与此同时,1980年代中期的国内外观察家们确有理由对他宣示的意图表达怀疑,这些意图是被置于苏联战后在东欧的作为这一背景中进行解读的——包括以武力为后盾移植苏联模式的政权,以及当这些政权受到国内反对力量的严重挑战时进行军事干涉。在此种境况之下,戈尔巴乔夫要使其新思想在国际范围内获得信服,就必须以摒弃勃列日涅夫主义为首要步骤。东欧国家的改革派共产主义者和异见分子们,等待戈尔巴乔夫公开宣示以达此效果,追踪采访的记者们在戈尔巴乔夫每次出国访问时,也总是提出同一问题。[⑨]一开始时的消息显示,这位新领导人最初在顾问圈子里和政治盟友中间表达了放弃莫斯科传统行为的意图,尽管如此,外交政策上可见的变化,在外部世界看来仍然是试探性的。事实上,在1989年前的几年,尽管在华约当中的对话风格于1985年发生了明显变化,但在苏联对东欧政策当中,延续性与变化性的迹象仍然是兼而有之。

   这些变化是否立即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所鲜明了解,并不清楚,因为戈尔巴乔夫在与他们会见时,使用的语言往往和其前任们相似。甚至当他就自由选择和每个国家的独立性做出大胆的新政策表态时,他仍长时间内做到保持一定的模糊性,特别是在与东欧领导人私下会谈,提及苏联对“坚持社会主义”这一点,受到威胁时的容忍底线问题之际[⑩]。新任总书记被寄予期望,人们希望他能够在其任期内以广泛的首创性使社会主义集团重新焕发活力,而1980年代早期,在表层之下,集团内互不满意的情感已积聚起来。戈尔巴乔夫行使领导权的先后次序,使他在东欧政策上的首创性立场不那么夺目。这些优先问题是国内经济改革、军控问题和从阿富汗撤军。[11]

   尽管东欧在戈尔巴乔夫的问题清单上位置不是那样高,但是他知道那里亟待改革,而且确信,作为一个好的共产主义者,他无法承担漠视社会主义盟国的责任。与此同时,正如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安德烈·格拉乔夫(Andrei

   Grachev)所说,1985年时,东欧的“明显平静”并未提出迫切行动的要求,且使苏联领导人能推迟采取决定性步骤,不在这个阶段就面对到1989-1990年时才使他们窘迫的诸多困难。[12]

   在最近出版的新作中,戈尔巴乔夫强调在社会主义集团中进行关系变革的问题,确实是其“新思维”中最早和最重要的关切之一:“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确定这样的原则:经互会和华约的每个成员国独立决定自己的政策,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采取的措施再也不应该发生——捷克人民要独立建设‘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而我们报之以坦克”。[13]新的证据证实了这一说法: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之后不久,苏联对东欧政策就开始发生变化。

   1985年3月12-15日,在东欧领导人赴莫斯科出席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的葬礼时,戈尔巴乔夫在与兄弟国家领导人的会谈中,在新方向上迈出了第一步。戈尔巴乔夫在书中称,这是在此种会议上第一次提及“抛弃勃列日涅夫主义”。[14]尽管我们还不知道这些会议的所有细节——会议记录仍无法获得,只有戈尔巴乔夫对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已经解密[15]——所有著名的苏联观察家都指出其极端重要性。戈尔巴乔夫谈话时不拘礼节,倾听伙伴们的关切,强调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互相之间达到新水平协调的必要性。据切尔尼亚耶夫称,戈尔巴乔夫告诉他的同志们,他们在政策上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和党负责。这一会谈在契尔年科葬礼结束后马上召开。切尔尼亚耶夫在马斯格罗夫(Musgrove)研讨会上回忆说:“实际上,次日,戈尔巴乔夫把他们都召集到克里姆林宫他的办公室中,告诉他们说,从今天开始,再没有什么勃列日涅夫主义,幼儿园结束了”。“你们要去哪里,怎样到达那里,——那是你们的事,我不会干涉。即使你们要求我干涉,我也不会干”。[16]在这次会议上,按照戈尔巴乔夫对于书记处成员们的汇报所言,会议成员之间的分化是明显的:苏方参加者高度评价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和雅诺什•卡达尔(Janos Kadar)的发言,对于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反对华约续约20年的立场予以批评,甚至是傲然以对。戈尔巴乔夫非常重视雅鲁泽尔斯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间有更多非正式接触的需要的建议,并建议苏共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持续跟进。

   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对于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新思维指导下的政策来说是另一个重要节点。虽然这次会议主要是作为正式宣布“新思维”的场合,但会议表达出的变革的需要,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或者政策领域——的触动是无所遗漏的。全会还进行了重要人事调整,把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提升到拥有更高权力的政治地位上,并借助党的体系发出真正的变革正在发动的信号。新用语与社会主义思想框架相当协调,但是领导人的新风格和果断性是清清楚楚的。在苏联体系之内,总书记所拥有的权力与权威使得任何对其革新的反对都难以出现,但是与此同时,对他而言,人们也要求他不能偏离社会主义主流。正因为这些做法,四月全会的议程被莫斯科的盟友们广泛阅读和领会。因此,尽管全会并未特别处理东欧问题,但是变革之风在整个地区都被感受到了。

1985年6月底,苏联对东欧政策发生变革的另一次征兆显现了,戈尔巴乔夫对于真理报上一篇署名“弗拉基米洛夫”的文章做出强烈反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4588.html
文章来源:《冷战国际史研究》2016年第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