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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中国乡村教育的社会学解释:“文字下乡”到“文字上移”

更新时间:2017-06-06 23:29:43
作者: 李涛 (进入专栏)  
“村民自治”显然是配合农村土地生产关系变革而从国家层面调动农村社会劳动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灵活结合的一种政治性尝试,80年代初开始的这种乡政村治的制度性尝试确实极大的调动了与市场化改革相匹配的各种生产资源要素流动的积极性,以至于80年代末在中国村落社会中形成了城市社会所不具备的“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而这种资源与空间的开放性是当时中国村落社会相比于受国家严密控制的“剧场化城市”最大优势,该优势直接促成了80年代末“乡镇企业”的渐趋繁荣,以至于“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模式被认为是90年代中国村落社会的最大创造。

   然而,这种村落发展模式的成功必须要有赖于城市规模集聚效应的无从发挥与自由开放能力的不足,否则这种模式注定将被自然禀赋天然更好的城市所终结。事实上,伴随着中国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90年代中后期,中国村落社会中的乡镇经济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本来中国村民自治这一模式相对于国家权力极端渗透下被动化的公共性参与而言,从主体性角度应该能够更加自由积极的促进中国村落社会中的公共性建设,但作为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先导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却是在缺乏农村宗族等小共同体组织结构存在的村落生态中进行的,从1958年以后中国村落社会中就再无能够有效规约国家权力控制和实现村政治理的民间组织,而1982年后村民委员会在村落社会中突然的普遍建立和国家力量的突然退出,实质上对于村落社会公共性事务的组织与发展是不利的。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创生者和承载者,宗族等原生态的村落小共同体本来就被1949年到1978年间的系列村落国家化政治改造所瓦解,而1984年前后土地使用权物权化的早期尝试又是在没有村落民间小共同体有效恢复的基础上就展开的,这导致地方性知识的创生者和承载者——村落社会中的民间小共同体缺乏独立性与公共性精神的早期培育,而这种缺乏独立性与公共性精神早期培育的村落小共同体在1984年后的渐趋恢复与创生中又被过早的勾连在了原子化的家庭个体生产经营的村落社会格局之内,以至于这种村落小共同体不可避免的被过分涂染上经济功能的色泽。

   如果说80年代因“乡镇企业”繁荣和农村生产要素改革所带来的经济成就尚能使新恢复和新创生的村落小共同体对地方性知识文化具有合理自信的话,那么90年代因乡村比较优势的萎缩、农村经济的不景气以及大规模的外出务工潮,这种应该以维护地方性知识文化为己任的村落小共同体,其自信就自然要让位于对经济发展更好的城市崇拜,这种被国家重点规划性治理的城市符号编码本身就是一套普遍性知识,它轻易就可以将改革开放后没有厚重积累的村落地方性知识击垮,使其沦为“附属文化”。波兰尼(K.Polanyi)曾强调,一种社会变迁,包括社会灾难,“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经济现象,是不能通过收入数据和人口统计来衡量的。……导致退化和沦落的原因并非像通常假定的那样是由于经济上的剥削,而是被牺牲者文化环境的解体”(波兰尼,2007:134),2000年至今以来,中国所有城乡发展的公共政策逻辑,不管是“一体化”、还是“统筹城乡”、抑或“均衡发展”,显然也可以理解为是“由上而下”单向度磨灭弱质文化的过程,而这种弱质文化标签化其根本理据则是“经济绩效的合法性”,因此,愈是强调一体化、统筹抑或均衡的城乡公共政策国家治理逻辑,则愈是终结中国村落,实现所谓的经济文化等“流”的中心区对“流”的边陲区(司各特·拉什,2009:51-54)意义世界的殖民和统合,进而造成乡村在文化上也沦为城市附属,丧失自身的公共性精神。

  

   (二)现代新式学堂的建立与中国村落社会公共文化的解体

   传统中国村落因宗族血缘关系而构塑的空间共同体在抵御外置性政治、经济与文化权力嵌入时,因为其千百年来惯性而沉淀的宗族科仪、家法族规等文化符号的强大,而使国家权力很难通过诸如保甲等硬性的基层政治制度实现对村落社会的整体控制。通过乡绅在传统村落开办私孰而不是行政性刚性控制乡村教化的方式,国家在确保官方知识维持村落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不至于完全割裂地方性知识的传承。国家、宗族、乡绅三层交互制衡的权力关系使中国传统村落中的公共文化从来不缺乏积极的组织者与倡导者,因为三者都知道要在广大的传统中国村落中确保自身利益的长期存在就必须要努力从根本上牢固公共文化的主导权和领导权,而在这种长期争夺村落社会公共文化领导权和主导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促使村落社会中公共知识最大层面上的汇集,成为“文化流”争相内在生成与外在置入的场域。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传统中国村落社会中儒家正统国家意识形态、地方性宗族文化以及各式产生于土地上的草根文化能够相互交织而不断创生、翻新村落公共文化。

   但是现代新式学堂的建立打破了这种平衡性,最直接受到破坏的是乡绅权力。乡绅在传统中国村落中所拥有的最大权力是教化权,即作为乡村中道德正统与文化贤人的社会形象而具有法理层面上的正义认同感,这种正义认同感使村落中的宗族族人愿意将族内子弟送于乡绅开办的私塾、村塾中就读,显然这种乡绅与宗族在文化层面上的认同一致性是维持村落文化保存与发展的基础,而这种集中于祠堂或民居中的教学本身就凸显了村落文化发展的公共性:一方面,塾师本身作为村落中一员,其与农家子弟在日常教学中的琅琅读书声本身就构成了村落公共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在传统中国村落这样的道德性社区中,私塾教育本身具有浓厚的地方性色彩,参加科举并步入仕途的理想人生毕竟与绝大多数村落中的绝大多数人无关。因此,乡绅在村落中的私塾教育更多的体现为让一般族内农家子弟初通一些基本的文字和道德规训,能够应付日常的农家生活与礼仪之需,镶嵌于村落中的私塾,其功能更像是一个公共性的礼仪文化广场,它是村落公共性文化兴起、传播与繁荣的子宫。

   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由新式小学起步,现代性的新式学堂逐渐将这种村落公共性文化的子宫从村落中剥离出来而迁居至城市,并逐渐将乡绅从这个文化子宫中切除,村落中的教育不再是地方性的宗族和乡绅在认同一体化的共识下举办,而是由国家政府单独举办,尽管直到建国前,私塾还与新式学堂共存,但这种肌体性的文化教育体制机制变革则彻底破坏了村落公共文化之所以繁荣的三个基点平衡,宗族与乡绅的结构性退出使国家全面控制了村落文化发展的脉搏,按照西方现代化话语逻辑而建构起来的新式教育体系以其标准化、国家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特征很快的适应了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需要,“面对面”的地方性知识向国家需要的普遍性知识传播转化,村落子弟们所受到的教育规训从此与村落日常生活决然没有任何关系,对于村落公共文化的知识认同度在青少年一代中急剧下滑,以至于村落成为了一个需要被新生农家子弟们在其人生前途中不由自主必然需要挣脱的生命藩篱。

   另一方面,宗族文化力量也在变化。原先宗族在村落习俗上所具有的自然朴素正当性使得族权享有国家成文法以外的某些法外治权,而这种法外治权对于传统村落而言即是“现实的规训权”,宗族祭祀、族风整顿、私设公堂、族规戒律等等仪式化的宗族内生文化促使村落群体具有超强的内聚力和认同度,这种内聚力促使村落以族群等小共同体为核心的地方性知识不断被创生并不断被仪式化,定期举行的仪式化地方性知识进而以文化的形式凝固为象征性的村落身份符码,这些散落在中国大地各个村落中的文化符码犹如璀璨夺目的珍珠一样共同镶嵌为夺目的中国传统村落文化链,凝缩成以中国以乡土为本色的民族文化。然而伴随现代新式学堂的兴起,村落中以宗族为身份区隔的乡村子弟到了城市中的新式学堂就学时,其身份区隔单元逐渐上移,由宗族到乡村的身份区隔意味着文化比较的标尺发生了根本变化,在私塾就学时,子弟们相互区隔的身份标识是村落中的不同宗族,而在新式学堂就学时,子弟们相互区隔的身份标识就是城市和农村,这意味着私塾时期不同宗族子弟间的竞争能够共同促成村落整体公共文化的繁荣,而新式学堂时期,不同村落子弟间的竞争只可能使教育进一步完成城市向农村进行资源攫取的 “人才抽水机”功能(阮荣平等,2009:36-45)。村落里的年轻一代文化创生者就这样远离了农村,宗族在这种村落青年人的远离中逐渐丧失了其文化革新的进步意义,从而越来越成为“保守”、“愚昧”与“落后”的社群共同体代名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包括晏阳初的“定县试验”在内的一系列乡村社会建设与复兴的社会实践之所以难有作为,其根本因素就在于其总体性制度创新与制度选择,都是从政府或知识分子单向度的思路设计出发去治理村落,这依然缺少村落文化中其他两个支点(宗族与乡绅)的参与设计,村落中自组织式的权力小共同体已经在国家教化权与规训权的剥夺中过度衰败,以至于各种乡村建设与复兴运动或试验都缺乏村落内部人自己的真实创造。

  

   (三)传统村落中的农民群体阶层分化与底层诉求成为“悄悄话”

   被附属于城市之后的农民再也不是具有内在高度同一性的同质性阶层。农民群体不再是铁板一块的现状导致了农民群体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和对立性,在村落社会与城市空间不断并轨的过程中,农业生产体系被全面纳入城市市场体系之中的同时,农民群体中的活跃者事实上也结成了更为丰富的社会资本网络,在这个资本网络体系内有权力、资本、媒介的共同交织与合谋,农民的多元化利益诉求被拥有更强大社会资本网络的中上层农民群体所左右。广大如同马铃薯一般原子化分散了的中下层农民群体无疑被排斥在这种社会资本网络之外,他们的发言往往是无力和无效的:一方面来自于底层农民的真实利益诉求在与上层农民诉求发生不一致时,往往被遮蔽在拥有更强大社会资本网络的中上层农民群体诉求之中而难以独立发声,底层农民真实的主体性需求往往以“少部分”的名义而被轻易忽视;另一方面,底层农民之所以处于农村社会中的最下层,一部分源于客观性的外在因素制约,如“老”、“弱”“病”、“残”,一部分则源自于主观性的内生因素决定,如“懒”、“愚”、“赌”等等,真正的底层群体之所以很难发出真实的主体性声音,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根本就不能发声,长期苦闷的日常生活早已使他们对底层生活适应而无从抗争,只要不是遇到生死存亡的大事,“现存即合理”的人生态度即是他们持久不变的生活哲学,底层生活的被动性和琐碎性已经使他们很少再去关心哪怕有利于自身的公共政策,而长期被制度性外在安排的生活实践也使他们失去了生成和表达利益诉求并相信能够实现的自信,这个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所锻铸出来的消极性使他们很少真正去进行利益抗争。

   以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为例,根据笔者在重庆市、四川省38个乡镇(其中重庆32个、成都6个)的量化调研和吉林省D县4个乡镇的访谈调研相关资料可发现如下现象:按照农民财富拥有关系所划分的阶层(村庄富豪阶层、村庄富裕阶层、农村中产阶层以及村庄贫弱阶层)来看,总体上分别占村庄5%左右的富豪阶层和10%左右的村庄富裕阶层事实上对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并不关注,因为他们有良好的教育选择能力为孩子谋取所需要的教育服务;占70%左右的农村中产阶层希望对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最大的关心点是教育质量,只要教育质量优异,孩子成绩有所提升,他们就支持调整,因为他们有充分的能力支撑子女因布局调整而产生的额外花费;而占15%左右的村庄贫弱阶层,也就是底层的农民,很明显更关心孩子就学距离,能否每天都回家是核心,因为回家后至少可以从事一些简单的劳动,从而减轻家庭负担,因此是否发展校车和提供相应的经济补助是最为关注的,事实上他们并不主要关注教育质量(李涛,2013:30-34)。可见,底层农民和大多数的中上层农民对于布局结构调整的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但他们的种种诉求却被屏蔽了或者被规训化了而沦为无声者的悄悄话。

  

(四)村落社会中“消费主义”的兴起:选择性的教育致贫与底层群体的选择无力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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