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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礼伟:百年来台湾的社会转型与文化景观

更新时间:2006-07-25 00:54:45
作者: 庄礼伟  

  

  台湾当代社会的主体和台湾文化的承载主体,是台湾人。从族群源流来看,台湾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他们对台湾还保有一份地域性的认同。这是台湾百年来与中国大陆长期隔绝、聚少离多留下的后果。由于百年来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台湾一直处于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前沿地带。经过持续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冲突、交融、演化,一种与中国大陆文化血脉相连,同时又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和多元开放格局的“台湾文化”已经形成。

  例如日本文化在台湾文化中的影响。日本据台长达50年,至今台湾人在生活中仍使用一些日本语和日本习俗。又如在受西方文化影响方面,台湾也长期走在大陆之前,并且接受得更为全面(包括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吸纳)。而台湾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持,和大陆相比也有一些不同的取向,在某些方面,可以说保持得比大陆要好一些。

  整体而言,当代台湾文化有多个重要源流。中华传统文化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近代以来,台湾民众对它的态度,是边陲文化区对中央文化的一种崇敬和接受。而在国民党政府渡台之后,为在逆境中维护其统治,把中华传统文化树为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反共复国”的精神动力,教条式地向民众灌输,并严格地规定了其内容,致使中华文化蜕变为带有强制性的“官府文化”。这导致在台湾年轻一代中,对中华文化产生了一定的逆反和疏离心理。

  西方文化是当代台湾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源流。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台湾孤悬海外,战争阴云笼罩,人心彷徨无依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民众,特别是在年轻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巨大的精神失落感。这时候,西方文化(主要是美国文化)在美国对台具有深厚的政经军影响力的形势下大举登陆。对于台湾知识精英阶层来说,他们找到了一面可以自己从中看到自己的镜子,可以用来救治传统文化的积弊,更激进者则主张通过全盘西化来救治社会。

  在多元文化格局中,台湾试图在传统(本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之间保持平衡。但从总的趋势来看,后者具有时间上的优势,它是后来者,是与发达的生产力相关联的精神生活方式。在台湾,偶尔会有人站出来大声呼喊:“不,这不是我想要的,这不是发展的逻辑!”但他们想要的和社会发展的“正轨”又是什么呢?台湾社会一直在睁大眼睛张望。当然,这个疑惑在海峡对岸的大陆也日益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

  

  中华源流与“台湾意识”

  

  近现代台湾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台湾基本上是一个由大陆移民及其后裔构成的社会,当然,也有族别庞杂但人数不多的原住民社会。大陆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其中又以祖籍泉州、漳州者居多,因此闽南语成为台湾民间的主要语言,被称为“台语”。目前台湾最通用的语言仍是大陆传过来的普通话,台湾人称为“国语”。

  台湾和闽南两地在衣着、饮食、建筑、工艺、信仰、礼俗、岁时习惯等方面非常接近。随着去台大陆移民的不断增加和“中华民国”政权对台湾的开发、管治,来自大陆的政治文化、伦理道德、文教内容等等也都在台湾生根。

  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深深扎根与中华文化的特性有关。中国人重视血缘关系,或聚族而居,或聚族而迁。台湾居民绝大部分由福建聚族而迁到台湾,并保持着聚族而居的习俗,修祖谱、立宗祠、办私塾,联络宗族感情,产生了很强的文化凝聚力。对大陆祖先的崇拜祭祀,也延续着大陆的文化血脉。

  但另一方面,在孤悬海外的百年内,“台湾意识”也在逐渐生长,并爆发了三次关于“台湾意识”的激烈论战。前两次分别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当时在国民党强权体制及其“一个中国”立场之下,“台湾意识”被视为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反对全盘西化和盲目崇洋的思想武器。但自80年代开始的第三次有关“台湾意识”的论争,与前两次有着根本的区别,此时“台湾意识”的论述具有明显的“台独”倾向。

  “台湾意识”的源流很复杂,它与台湾孤悬海外的历史情境有关,与国民党政权制造的“二二八血案”及高压统治有关,与底层人民对社会公正的诉求有关(所以经常与党外运动挂钩)。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它是“中国意识”之下的一种“地方意识”,这是可以理解的,地方意识在哪里都有。从消极的意义上说,“台湾意识”有可能发展到“脱离中华”意识、两岸难免一战的危险方向上去。

  

  社会转型与文化冲突

  

  20世纪60年代,台湾由农业社会急剧向工业社会转变,城市人口和受教育人口也不断增加。由于台湾经济被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以及台美之间特殊的紧密关系,导致以美国文化为重心的西方文化对台湾的影响加深,部分知识分子也主张以“横的移植”来清除传统文化之弊,主张向西方寻求济世的途径、人生的答案和审美感受。从60年代末起,赴美欧留学的台湾知识精英开始陆续回台服务,推动了一波波的文化震荡。

  欧风美雨对台湾年轻一代的影响尤其深远,70年代和80年代的学生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台湾学者马康庄指出:“学生运动的文化,是一个真正国际性的文化,在相同的时代中,全世界的学生都在阅读相同的书籍,接受相同文化思潮的冲击。70年代后期,留学海外的社会学学者先后返台任教,带来了诸如依附理论、批判理论、结构主义、左派文学批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和思想立即成为台湾大学生的思想新宠。”

  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当务之急是稳定政局,统一全民意志。因此,对当局来说,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适应”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安全”问题,因为西方文化的传入,终究会引发政治民主化的诉求而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稳定。所以,台湾当局对西方文化采取了一定的抑制政策。在“文星时代”的中西文化论战中,激进西化论者如李敖等通过《文星》杂志大力提倡全盘西化,遭到了“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胡秋原等人的反击,他们以《中华》杂志等为阵地,针锋相对地提出“恢复传统”的口号。1967年,当局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由蒋介石亲任会长,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70年代台湾爆发了“乡土文学”大论战,台湾的部分知识精英继续对“横向移植”西方文化的做法进行质疑。

  不过,在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下,正是西方的政治文明,持久地引导、激励着台湾的党外运动。与此同时,经过社会转型和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西方文化已成为台湾多元文化中的一部分。到今天,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没有前辈人的文化包袱,对西方文化有比较完整的了解,认同西方文化的某些优越之处,很自然地对西方文化产生兴趣和情感投射。这种情感投射至今仍在持续,并在全球化、网络化和全社会商业化的情境中得到加强。

  

  政治动荡与社会歧变

  

  1986年2月,菲律宾马科斯政权被推翻,给长期实行高压统治的国民党当局以极大震撼。美国也敦促国民党当局进行政治改革。在此形势下,1986年3月,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蒋经国定下政治革新的基调。接着当局宣布“解严”、开放赴大陆探亲、开放报禁、调整“国民党中央民意机构”等系列革新措施。1986年9月,党外人士成立民主进步党,获得当局默许。

  1988年,一代威权领袖蒋经国去世,台湾进入李登辉时代。李登辉执行了蒋经国晚年所确定的台湾政治民主化、本土化路线,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总统直选和多党政治。但李登辉的“台独”路线也造成了族群议题、“去中国化”议题的抬头,给台湾制造了新的苦闷与彷徨。2000年台湾出现政党轮替后,“台独”议题和族群议题不断加剧,使社会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和歧变。

  随着台湾社会与文化中的不协调性日益突出,随着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和竞争加剧,不仅“蓝”“绿”两个阵营的民众的思维越来越党派化、族群化,就连一贯标榜思想独立的知识分子也出现了困惑、犹疑。

  当前台湾知识界不乏批评和“异见”,但这些批评和异见往往陷入党派政治和族群政治,言不由衷,彼此厮咬。可以说,台湾知识界目前真正具有公心、具有道德影响力者依然是稀缺之物。在台湾知识分子中间,有人成为政党政治的“套中人”,有人成为文化上漂浮起来的“异邦人”。

  不过,对于社会动荡和文化病态,台湾学者曾仕强表达了一种乐观态度:“这不算什么。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必然要经历这些动荡。经过这一切,人民会再度凝聚在一起。……这些动荡过后,人们才会找到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并珍惜他们想要恪守的美德。”

  笔者也认为,任何一种文化中都有消极的因素,也都有健康和积极的因素,在台湾的多元文化格局中,也有许多健康、积极的因素,它们会逐渐汇聚起来,使台湾社会在经历诸多磨难和歧路之后,找到新的基础,新的出发点。

  

  台湾深处的忧郁

  

  如前所述,台湾是中国的一片有自己性格的土地。不过台湾人中也有一句谚语:生的请一边,养的大过天。多少年来谁养过、眷顾过他们?在“二二八”阴郁的气氛中,岛上百姓自叹是“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侯孝贤《悲情城市》)。作为时代的弃儿,台湾人痛苦地发现:“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与一个地域的历史苦闷与荒谬记忆相比,大陆出产的“残酷青春”影片中的那点“利比多”苦闷简直不算什么。

  2004年和2005年,笔者曾两度访问台湾。来台湾前,应当说对台湾不陌生,对台湾文化人的作品也比较了解,这些作品中虽然不乏凝重沉郁之气,不过在我看来,并没有沉郁到打结的地步,因为还有明天可以期待。可是来台湾后,看到台湾的现实翻腾着沉重的过去、发酵着沉重的未来,心想善良的台湾百姓将如何承担这样的沉重?这个忧郁、沉重的结又是否可以化解?

  现实政治的无情、百年来的悲情缠绕,使台湾文化呈现出两种可能的前景(也有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一种是继续向下沉沦,得过且过;一种是在巨大的悲情与内心交战中,形成一种深具历史性、抗争性,深具追问精神的高质量文化。当然,笔者也祝愿台湾社会、台湾人能够凭着坚毅友善的精神,自我提升,理性从事,从而走出悲情与困局。

  

  (作者: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授权发布:《看世界》)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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