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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微信民族志时代即将来临

——人类学家对于文化转型的觉悟

更新时间:2017-05-31 23:16:00
作者: 赵旭东 (进入专栏)  
而在符号化地支配着人们对新的领地、权力和支配的认可、认同以及实施。一种“去除”还是“守卫”的族群以及文化边界保卫战,将成为未来世界共同体想象政治中的一种核心途径和姿态。

  

微信、交往与群学

  

   对一个社会而言,随着微信自媒体的普及和方便易得,其所带来的变革更为巨大。它让社会成员之间联系的网络更为虚拟化且相互的联系和沟通不断加强。它的力量虽不外显,实际影响至深。借助无限次的点击和复制的方式所轻易构建的,几乎是零成本的而且多得不可胜数的微信群,一种对于虚拟化群体生活有所偏好的建群行为,无意之中虚拟化地满足了文化对于“群”的亲和力。与此同时,社会开始借助一个个微信群分化为多元存在状态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加强。而作为一体的社会主流价值,被微信群搁置一旁,做一种有选择的遗忘,忽视其真实的存在以及在价值上的引导。这种局面也无形之中造成了社会多样性选择的增加,当然生活的不确定性风险也因此增加,人的安全感意识无法再得到单一性制度的保障。

   微信作为一个虚拟互动的交流平台,从文化的意义上而言,它可以使得受到现代性生活方式的影响而日益分散开来的个体重新凝聚起来。因此,尽管众多微信群的存在看起来是复制现代社会自我分化的模式,但由于这些微信群之间通过个人的无边界或者跨界的交流而使得微信群之间相互联系在一起。尽管这种“在一起”是虚拟化了的,但正像互联网世界的虚拟性逻辑一样,它又实实在在地对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造成一种影响。换言之,微信又使大家在一起。

   社会学最初翻译到中国来曾经被严复翻译为“群学”,后来章太炎从日本语借用社会学这个翻译,最后彻底取代群学而为社会学。但在一定意义上,“群学”这个概念似乎更适合去描述当下使用微信的群体,他们相互建群,在群里聊天,晒各种图片,分享各自的经验,名副其实为一种群的关系。研究这样的群体的社会与文化生活,很自然便是一种群学,而且是最原始性和要素性的群学。如果曾经被忘记的严复社会学的“群学”翻译是个时代的误会,那么今天经过一种穿越,群学的真正意义又回到了虚拟的真实生活之中来。换言之,社会学在向最初“群学”这一译名做着一种奇妙的回归。很显然,当微信群而非实际的社会组织真正能够把更多的人方便即时地联系起来的时代,微信群的生长形态和运行机制便是一种所谓新的互联网群学真正要去关注的。在此意义上,互联网的普及乃是人类文化意义上的一次向着人本身的存在状态的回归,人在用最为当下的技术重新肯定一种人之本真的群居性的生活,只是人们不再是以真实的身体存在和接触来做此肯定,这种群居可以说是以一种近乎复魅的方式,使人一步步地退缩到了不能分离开来的彼此之间的联系中来。

   就一种最为直观的观察而言,作为一种人际传播的新媒介,微信存在的最为重大的意义,便是开启了一个人与人之间彼此交往方式的新时代。就像之前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以及工业化时代一样,我们不妨可以称之为“微信时代”。这个时代的出现,使得之前人们面对面的交往改为微信中的借助语言、言语以及图片的对话式交往,以前借助纸笔的书写和传播则改为在微信中的书写和传播,以前所必须要求的一种时空坐落明确的人群聚集改为微信群的共同时间却不一定在场的线上聚集。而线上的聚集,又使得人们可以在一瞬间转化为线下的行动,由此微信群成为了一种集体行动的新的动力来源,这一点显然不可小视。借助兴趣和爱好所组织起来的跨地域的像FB这样的微信群体,又如雷洋案便是由微信群的聚集、转发以及抗议而形成的一种虚拟的力量,进而影响到线下的社会反应以及政府决策。这样的案例在今天可谓不胜枚举。

   此外,知识作为一种消费品,借助微信的平台,使微信群中一种瞬间激增式的大众消费成为可能。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场合,只要网络畅通的地方,都可以尽情地消费这些种类繁多的知识、讯息和观念,学科的界限在一点点地被打破。从社会的意义而言,微信是一个虚拟化的时空结合的场域,同时还是知识汇聚与交流的场域,通过复制和传播技术的成型,微信成为我们接受各种知识讯息的一个大平台。它去掉了国家的边界、语言的边界、学科的边界乃至于文化的边界,所有这些存在的前提都是因为它们基于某种边界而存在。边界如果不存在,信息又变得海量并垂手可得,那么人们要做的只是从中去做符合自己偏好的选择而已,而不再会依赖上述那些基于现代性的分离和隔离为前提的界限划分,束缚自己的手脚。一种多学科知识和信息的交融与汇总,必然会成为未来百科全书式知识生产的总特征,微信民族志必然离不开这样一个大的知识生产的时代背景。

   微信民族志的出现,使得我们重新回到了一种人类学意义的互惠逻辑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人类学的诸多早期研究,让我们注意到了作为初民社会人群内部与外部关系基础的一种互惠关系的存在。这种互惠可谓是具有人类社会普遍性的,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一个人群可以单单靠自己的孤立存在而持久存活下来。人们需要彼此交流互助的互惠作为日常生活可能发生的基础,这一点显然已经成为人类学家之间的一种共识。他们从被称为前现代的社会中敏锐地发现了这种作为共性而存在的互惠的逻辑及其文化的表达。而现代性的出现所做的完完全全是要去打破这种关系,进而证明自身的资本逻辑的合理性。在现代社会,人把世界的一切都邀请到了自己的身边和眼前,然后教训它们说,“我是你们的主人”、“我的意志不可怀疑”,由此每一个人都成为他者存在的主人。人们强调财富的积累、强调私人财产权、强调以他人存在为陷阱的极端个体主义,由此而在社会技术的层面发展出来了各种分离技术,以适应这种个体主义的出现以及在文化表现上的汹涌浩荡。但微信的出现似乎使得这一切遭到了一种阻断,当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在微信朋友圈中加以分享的时候,一种互惠的逻辑在资本昌盛的时代出人意料地得到了死灰复燃般的复活,并渐趋成为一种在广大的底层社会不断蔓延的趋势,人们尽可能地把所有东西都在微信中呈现分享,包括知识、讯息、情感、体验乃至金钱(红包)之类。

   实际上,微信的存在首先打破了一种等级和阶层的严格划分,社会学家再难为微信群进行一种抽样后的阶层分析。在这些实际生活的群体之中,人们在其中的身份等级会有所分化,但在微信群中却难分彼此,有了分别也便不是微信群意义上的群了。其次是它的分享逻辑使得所有的人都会受益,它的给予是面向全部的存在者,只要在群中就可以彼此联系、相互分享,给予者成为了夸富宴的实践者,它做了一种对于全部微信群中之人的社区整体性的呈现和出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奢侈性的全部给予可以时时发生、处处发生,不再受到一种时空的限制,由此而带来了一个虚拟狂欢时代的来临,微信民族志就是这样一种对这个虚拟狂欢时代的种种现象的描摹和呈现。当每个人欣喜若狂地在微信上发布各种消息之时,那也必然是一个有着更多朋友圈的人在投以关注和共同狂欢的时刻。这是一个只要有人敢提问,就一定有人敢举手的时代;只要有人敢晒图,就一定有人敢吐槽的时代。微信让书写变成不再是一种工作的或者职业的一部分,而是转化升腾为一种彻彻底底的自我表达、自我愉悦以及自我实现的新空间。人们从中既发现了自我,也发现了他者的存在。

   时至今日,微信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技术在深度地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包括真实生活中存在的个人、社会与文化生活。它一方面在卓有成效地使得现代性的分离技术失灵,同时也在深度影响着真实生活向虚拟化生活的转变。今天即便是人们相互分离,我们仍旧有一种社会团结的存在,仍旧可以有“在一起”的社会场景的涌现,这种场景往往可能是全球性或者世界性的,就像村落中的节日聚会,世界成为了一个地球村。只是它们都属于虚拟化的存在,即便原本是现实的,但仍旧有一种驱动力加足马力地在使之虚拟化,而只有这样做之后才被认为是更为方便、务实的。

   因此,自互联网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特别是智能手机匹配上微信技术所制造出来的朋友圈的交流模式之后,以及网络购物借助手机终端而实现消费方式的变革之后,各种形式实体店的关张倒闭就成为一种难以避免的趋势,由此而影响到我们实际生活之中的社会与文化的诸多方面。这其中无一人可以由此而逃避出去,不受到这一技术的影响。故不论有何种抵抗,结果都一样,那就是对于诸多传统行业的取代或者覆盖,因此可称微信替代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场真正意义的革命。这可谓是一场生活政治场域中的革命,它由此而造就了知识生产和共享方式的变革,也带来了一种文化实践内涵的改变。

   不可否认,人是一种有着强烈沟通能力和沟通意愿的动物,曾经的自然阻隔,包括山川、江河、海洋、湖泊等,都曾经使得这种沟通的欲望难于真正的实现。但今日借助互联网的微信普及,这些曾经的阻隔均已不复存在,只要有无线信号覆盖之地,人们即便是躲在深山老林之中依旧可以与外部世界之间有直接的联通,当然更多意义上是虚拟性的。人们因此而面临一种新的人群重组,即原初意义上的相互依存的同质性很强的村落或城市社区中的群体,因为人口迁移、城市化浪潮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移民和旅行而发生着一种频繁往复的离散性重构。而微信的存在和普及却使得这种重构变得易于实现,通过微信交流以及建立微信群的方式,人们之间减少了彼此的分离感,且因为智能手机的存在而变得容易满足。也许在原有的聚落联系被部分或者彻底打破以及阻断的同时,新的群的联系则通过微信而得以加强。当所有的事物都通过微信这种连接技术而得以数字化地勾连在一起,同时当所有的事务都通过数字化的手段而予以呈现在网络或手机屏幕上,并借助它而得以实现日常的运作之时,知识的学习、储存、传承、获取以及理解的方式都必然在发生着一种彻彻底底的改变,这些改变也必然会酝酿一场文化意义上的转型。

   这种转变的核心就在于承载和传播信息的媒介物的改变,在这一点上,无疑“媒介即信息”,麦克卢汉并没有错。从传统纸质媒介物逐渐转换到数字化媒介物上来之后,知识独占变得几乎不可能,而与之相反的是,作为公器的知识的共享则成为了一种可能和必须,且更为易于实现。照相、存储、提取技术的数码化以及光纤传输,使得一种基于知识共享的知识创造变得易于获得。这也无形之中强力扭转着现实社会里各种此前并非依赖于网络和微信的部门的运作模式,诸如银行、政府与互联网的合作。而运行模式的改变,自然也影响到了嵌入于其中的人们日常生活文化实践的形貌。

   在微信以及微信群中,人们可以去晒自己的一切。而在微信群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借此了解此人的种种虚拟化的呈现,但它却是一种真实发生的生活,没有谁会因为你的不在场而盛赞你的清高,也没有人会因为你不会、不愿甚至不屑使用微信便会高看你一眼,世界被微信存在所扭转的结果便是谁都在微信之中,谁都无法离开微信而生活,由此而形成一个虚拟化的相互依赖的分享空间,之后才可能有其他形式的个人的存在。换言之,一种新形式的微信库拉圈正在形成之中,即在微信群中先要有一种类似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库拉伙伴”关系的存在,之后才可能真正有其他形式的交换的发生。微信因此而复活了原始交换的道德意识,增进了彼此交往的频率,只是这些都是虚拟的,但却又是真实存在并发生着的,谁都不可对此予以小视。

  

朋友圈与人类共同性的表达

  

微信使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发生着一种极大的改变。我们不仅可以在一个个不同的微信群中见到熟悉的人,也可以看到只有一面之交的朋友,本来他或她可能无缘与我们熟悉,但因为微信群的虚拟在场,我们和他或她之间便有了经一面之交和永久相交的一种互动联系的可能,甚至在微信群里我们可以多次甚至不厌其烦地去打扰对方的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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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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