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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国家与历史之间

——日本关于道教、神道教与天皇制度关系的争论

更新时间:2017-05-24 21:56:28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引言:小问题引出大话题

  

   古代中国道教是否影响过日本神道教?古代中国道教文化是否影响过古代日本的天皇称号?中国道教与日本神道教之间有什么异同?这本是文化交涉史领域的一个问题,说来简单,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原本只需要依据古典文献和考古资料,寻找确凿证据,加以详细论证。可复杂的是,简单的历史问题背后,却常常会牵惹一些难以消解的立场和至关重要的观念,因为各种历史证据总是需要具有观念的人来解释的,因此,简单的历史问题会引出复杂的立场问题,因而历史证据的解释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本文的讨论也不例外,它所涉及的问题,第一个是,中日文化交涉史上的这一问题能在日本学术界引起激烈争论,而且争论能够延续80年之久,是否说明历史性的学术话题背后,始终有现实性的政治因素?第二个是,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对于同一个历史现象有如此巨大的评价差异,显然背后有不同的立场、心情和思路,那么,日本的“中国学”是否首先应被看成“日本学”?第三个是,面对文化交涉中的这些话题,中国学者是否能够“同情地了解”日本学界,并反身回看自身的学术史,对学术研究的民族性与国际性有深入的理解?

  

   01二福论争,争什么

  

   关于中国道教、日本神道教和天皇制度的话题,不妨从1980年代所谓的“二福论争”开始说起。1982年3月,东京大学著名的道教研究学者福永光司教授出版了新著《道教与日本文化》,①批评日本学界一直否认中国道教的影响,总把神道教说成是日本土产,同时,他在日本著名学者津田左右吉之后,再次在非常敏感的“天皇”名称上,提出“天皇”这一称号实际上来自中国道教,这对于根据日本古典《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传说丽形成的“万世一系”天皇神话。实在是相当严峻的挑战,正如他的另一部著作《道教与古代日本》封面的腰封上标榜的那样,这应当被视为“日本古代史像的转换”。

  

   什么是“日本古代史像的转换”?人们都知道,自从日本学者西岛定生提出日本受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大领域(汉字、儒家思想、律令制国家、佛教)以来,日本学界大体上都承认,在日本史中这一部分“中国元素”的存在。但是,传统的日本学界在古代史上还有两个关乎日本文化主体的地方似乎不易动摇,一个即日本文化是独立文化,它有着丸山真男所谓恒久不变的“古层”,②这是日本民族具有文化主体性的根本所在;一个是神化的“天皇”历史,尽管有九州岛上“汉委奴国王”金印和古坟时代壁画的发现,但是,传统日本观念世界基本上坚持天皇万世一系,天皇包括制度、称号、神圣家族是纯粹的日本产物。在日本古代史中,这两点是不易动摇的,因为任何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质疑,都会引出这样的结果,即在小野妹子奉命出使隋帝国,用了平等身份的“日出处天子致日落处天子”说法之前,是否日本一直在中国文化的笼罩之下?换句话说,就是在日本确立自己神圣的独立国家与自主文化之前,是否一直在模仿着中国文化?

  

   在这里,学术研究与国民感情、历史问题与民族立场、客观与主观之间似乎开始出现了复杂的纠结。福永光司这部书出版当年,就受到了早稻田大学教授、著名道教学者福井文雅的强烈质疑,他在日本最重要的道教学会刊物《东方宗教》第60号上发表书评,迂回地批评福永光司对“道教”定义不清,指出在关于“天皇”等问题上,福永光司没有提到津田左右吉以及其他日本学者的研究,福永光司在次年(1983)的《东方宗教》第61号上,以《津田左右吉博士与道教》为题,回应福井文雅的诘问,并正面提起了津田左右吉的研究,这样,关于道教、神道教的论题便正面涉及了天皇的称号与制度。③

  

   02津田左右吉及其对中国道教的判断

  

   福井和福永所说的津田左右吉,究竟是什么人呢?这要从80年前开始说起。

  

   津田左右吉(1873—1961)在日本非常著名,曾经被称为“最大的东洋学者”,他的研究领域横跨了日本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与宗教。从1913年到1938年间,他的《天皇考》、《神代史研究》、《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研究》、《道家思想及其展开》、《日本上代史研究》、《支那思想与日本》陆续出版。作为白鸟库吉的私淑弟子,他和白鸟库吉一样体现着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日本文化界对中国的普遍轻蔑,表现出日本要求摆脱中国历史和文化笼罩的争胜心,他的这些著作一方面深受欧洲历史学的影响,追求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一方面日本中心主义立场相当强烈,其历史学常常与大日本主义立场分不开。他的诸多观念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日本历史与文化是独自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在中国文化影响下成长的。在《支那思想与日本》一书的前言中,他反复说:日本与中国,是各自的历史、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世界。日本文化是经由日本民族生活独立的历史展开而独立形成的,因此与支那文明全然不同。④

  

   津田认为,过去日本知识人虽然信奉和阅读中国经典,并以此为信条,但是,这些来自中国的经典文本与源于日本的生活世界却相背离,因此,虽然日本也引入过道教内容,甚至包括“神道”这样的词汇,但那不过是单纯的词汇输入,并不能在日本生活世界产生影响并成为信仰。⑤换句话说,就是尽管传入了一些知识,但并未传入道教这一宗教,所以,日本神道教与中国道教在本质上没有关联。⑥同样,古代日本的“天皇”称号,虽然采用了如中国《枕中书》之类文献中的成语,但这一称号中完全没有中国的意味,这就如同日本和中国同样对于作为星辰的“北极”格外重视一样,因此,他觉得使用“天皇”称号不必有顾虑。至于《日本书纪》中关于宇宙起源的说法,虽然也用了中国式的“天地剖判”这样的词汇,也只是日本人借用汉字的缘故,字词虽然相同,但是并没有背后的、中国的宗教性意义。⑦他反复申说,在6世纪到8世纪,一方面日本读书人受到中国文献影响,常常把原本是日本的历史、传说和故事“支那化”,逐渐在日本文献中呈现出受到中国影响的知识人思想,并与日本底层和深处的民众思想分离开来;另一方面这些文献中携带的“中国思想”,又由于被来自日本本土的新意义所叠加,因而出现了“日本化”,不能算是“中国制”。⑧总之,津田左右吉强调的是日本文化自有主体性,中国文化包括道教在内,虽然波及日本,在日本留下很深的痕迹,但那只是一些文字、文献上的“借用”,而不是根本性的“影响”。

  

   按照福永光司的说法,津田左右吉作为明治时代成长起来的东洋学者,由于心中有日本维新成功的自负,因此,对中国文化包括中国道教的评价很低。比如在津田氏的《支那思想与日本》一书中,就充满了轻蔑甚至侮辱,常常说“中国人不喜欢思考或不擅长思考”、“缺乏对事物探究之心,感受性迟钝”、“非逻辑思维是中国思维的特征”、“科学文化不发达,故精神亦不可能优秀”等,而对于道教,更说“其本质是中国的民间信仰,即汇集了祈寿福而来的祈祷和咒术、相信长生不死可能的神仙学说,思想浅薄而不值得关注”。这种对道教研究相当不利的判断,甚至影响了后来日本关东地区甚至全日本的古代史学者。⑨可是,从一个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出身北九州的人的记忆和经验来看,福永光司觉得,津田左右吉的判断未必正确,因为北九州也有灶神信仰,也有祷旱魃,也有持竹取水于神社而求雨,也有七夕星空之下书册祈请天神等类似中国的风俗,显然,中国风俗甚至中国宗教早已传入了日本。他怀疑这是因为在明治、大正以及昭和之初,津田左右吉处在日本越来越看不起中国的时代环境中,他为了强调日本人、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和优秀性,才这样贬斥中国。他说,在讨论日本与中国的文化差异性的时候,他宁可采取冈仓天心《东洋的理想》关于亚洲同一性的立场,他批评津田左右吉有两个误区,一是把中国社会与文化、思想“固定化”,二是忽略了西历4世纪下半叶以后的道教文献与思想学说,所以,津田轻率地否定道教以及道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下了一个错误的结论。

  

   然而,福永光司的这一论述再次遭到福井文雅的抨击。福井文雅在《东方宗教》第62号发表评论,批评福永光司根本不理解津田左右吉。他觉得,福永光司把津田的判断说成是对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轻蔑是不对的。他引用津田关于“研究中国要有同情之理解,否则不能洞察真实思想与生活”的话,说明津田只是在批评那些对中国文化持完全崇拜,就像儒者对儒经的崇拜和服从一样态度的人,并且认为,津田对于道教,并不像福永说的那样轻视,否则不会有《道家的思想及其展开》、《神仙思想研究》那样的力作。他特别质疑福永光司对津田氏心理的揣测,认为对于前人的异国文化研究,不能仅仅追究和批评其感情好恶,尊重还是轻蔑,只应当评论他的研究结论是否正确。仅仅追究其态度如何,那是对爱好者,而不应是对研究者的要求。他讽刺福永光司说,他是把问题从津田左右吉的研究是否正确,转向了津田的立场是否正确,这成了一种“诡辩”。

  

   福井文雅认为,在道教对日本是有实质性的“影响”还是仅仅在文献知识上被“借用”这一问题上,福永光司并没有否定掉津田,反而是对津田结论的“补强”,福永光司的那些来自北九州的个人经验虽然可贵,却只不过是个别现象,不能扩大成为“日本人的实际生活”。⑩

  

   03津田左右吉的困境:“影响”还是“借用”

  

   那么,津田左右吉对中国文化(包括道教)与日本文化的判断是否成立呢?我们再回到津田左右吉的时代,去看看当时的学术史语境。因为,对于中国文化对日本,尤其是对中国道教对日本神道教与天皇称号,是“影响”还是“借用”这一话题的争论,无法抽离出当时的学术语境,恰恰要放回当时日本政治史和文化史中去考察。

  

我们知道,日本神代史是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为依据的,在日本的国学学者看来,这一历史大体上有几个要点,一是神授天皇,二是天皇万世一系绵绵不绝,三是天皇的神圣性与日本神道的神圣性相关,即合法性与合理性甚至神圣性均来自这一历史。这种历史观念在明治以后日本国家主义与民族意识日渐崛起的时代,在不断被强化,为了建设一个统一、独立、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天皇”被神圣化,“神道”被尊崇,日本明治时代的“大政归还”和“神佛判然”,就是这一潮流的产物。1882年开始草拟、1889年正式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第二条就规定,大日本帝国乃万世一系天皇统治,天皇的神圣是不可侵犯的。(11)而日本当年流行,一直到二战中仍然使用的“本国历史教科书”中,上古史的第一章就是从天照大神到天孙降临的“帝国及皇室之起源”,第二章开始是神武天皇,第三章便叙述崇神天皇、垂仁天皇等等。神道的历史和天皇的历史在这里构成一个神圣系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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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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