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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中国未来10年最大的两个机会

更新时间:2017-05-23 21:40:04
作者: 周其仁 (进入专栏)  

  

   摘要

   抓住未来十年的两大机会,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和平。未来十年,能否实现和平,这个至关重要。美国为什么强大?不是年度增长率高,而是它没有受到过战争的创伤,这就是所谓的复利。今年的利息进来又变成明年的本钱,复利的力量很伟大。要想和平,就需要强大的国防,否则很多国家都希望通过对外紧张来摆脱对内的麻烦。

   今天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十年后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开放还是头等重要的,因为长远的全球格局正在形成。开放带来什么?就是打通12亿发达国家人口和30亿发展中国家人口之间的现代化生活。

   未来十年,中国最大的机会有两个。

   一是中国的开放。今天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十年后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开放还是头等重要的,因为长远的全球格局正在形成。开放带来什么?就是打通12亿发达国家人口和30亿发展中国家人口之间的现代化生活。

   发达国家是一个海平面,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是另外一个海平面,这两个海平面差得非常大。中国开放以后,大量资金、技术、商业模式进入中国,改变了原有的经济体制状况和经济水平,然后中国又开始为发达国家做出口,这两者之间的势能现在已经缩小了。但从人均GDP来看,现在中国是5000美元左右,发达国家大概是4万美元,还差8倍,所以可以释放的势能还是很大。不要看劳动力贵了,生产力还是有提升的空间,因为开放让中国人的学习成本下降了,这个效应相信未来十年还会起作用。

   新的情况是,中国显然已经不是海平面中最低的那个,后面还有追兵,比如最近一些产业开始向越南转移,还有朝鲜也开始开放了。不用紧张,这是全球产业转移的经验,那里的劳动力、土地比中国便宜,就让它转移出去,因为还有些产品的要素是他们提供不了的。日本那么多产业转移到中国来,可是关键的配件、元件还是要从日本进口。所以,这个机会要看清楚。

   虽然这两年外贸数据很差,从30%的增长率变成不到10%,但是里面孕育着未来的变化。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中国可能要进入一个对外投资带动贸易的阶段。三十年前,我们是穷国,发达国家拿了现成的钱来买我们的东西,我们习惯了这样的贸易形态。但是现在有好多国家不是不进口中国的商品,而是他们没那么多基础设施。中国现在的基础建设能力非常强,中国人可以到那边去投资,帮他们修建设施,再负责管理。现在很多对外投资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创造需求。

   发达国家现在遇到了问题,但它们也有调整的能力,而且我们和发达国家之间还有差距,不仅是人均8倍的收入差距,在技术、管理、商业模式上,还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从未来十年看,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浙商,不能因为这两年出口增长下滑,就忽略开放。我们还要放眼全球,这个基本准则在未来十年不会变。未来第一个大机会还是开放,中国还是要把自己放在全球化过程中寻找机会。

   第二个是城市化。城市化就是空间资源重新配置。原先是农业文明,比较分散,现在的商业则更集聚。城市化就是要让经济相对集聚起来,这样分工程度才能提高,服务业才能发展。如果这个文章做好了,就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既带动了投资,又带动了消费,还提高了生活质量。中国名义上的城镇化率是51%,而发达国家都是70%以上,所以城市化还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量。

   我从上海坐火车过来,看路边的景观,城不像城,乡不像乡,东京、伦敦、纽约都不是这样的。这是由我们过去的体制、观念、模式决定的。这么分散,怎么搞服务业?怎么把商品送到你家?浙江的城镇化率已经很高了,但是小城镇多,大城市不够,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现它会变成经济增长的障碍。小城镇多,高端服务业怎么搞得起来?所以这个领域是未来十年的一个大机会。

   抓住未来十年的两大机会,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和平。未来十年,能否实现和平,这个至关重要。美国为什么强大?不是年度增长率高,而是它没有受到过战争的创伤,这就是所谓的复利。今年的利息进来又变成明年的本钱,复利的力量很伟大。要想和平,就需要强大的国防,否则很多国家都希望通过对外紧张来摆脱对内的麻烦。

   第二个条件就是比较轻的税收。这就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既能维持税收以保国家的强大,又不滥用权力。适度的低税必须通过深入的财税体制改革,按照“十八大”里讲到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扎扎实实的改革,否则企业就没法好好创业、好好创新。

   第三,要有一个法制的环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个问题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已经严重影响了国民的公平感和幸福感。虽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任何公民凌驾于法律之上,但超越法制的事情还在发生。

   这三件事情决定中国能否抓住两个大机会,“十八大”的意义是对这些根本问题进行了重新明确:中国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中国要重新拟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中国要走法制的道路。现在的问题就是把“十八大”提出的纲领、政策落实。

   我不大赞成由于近期的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美国的财政悬崖以及国内经济的调整等问题,就有意无意地把增长的前景调下来。未来不是算出来的,不是预测出来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今天的选择。

   对于2013年,要对高位下行有足够的认识。高位下行有其固有的特点,一个就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价格指数也高,货币供应量偏松,市场主体对未来的看法体现到资产价格的预期当中就是高,只要这个预期高,负债的需求就会增加,谁负债谁就能用债形成资产。但是这种增长类型遇到经济速度下调的时候,资产价格一下来,CPI也下来了。物价指数高的时候,借的钱名义利率是正的,实际利率是负的;等到物价一下来,实际利率是正的,从负转正,它会极大地提升企业的营运成本。这就是块石头,水不落看不到,现在是水落石出了。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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