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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理性”何以“实践”?

——康德实践哲学的深度悖论

更新时间:2017-05-22 18:46:31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摘要:康德一方面主张“自由意志”是“理性”难以把握的本体之物,因此无法像以往的西方哲学家们那样,通过强调“把理性知识运用于实践”的途径倡导“实践理性”的哲理精神,另一方面又宣称“纯粹理性自身就是实践的”,在抽去了“理性”作为“认知能力”的核心语义后,将它直接套在了作为“欲求能力”的“意志”身上,试图由此避免“实践非理性”的结论,结果导致他的实践哲学陷入了内在的悖论,最终未能合乎理性地解答“理性”何以“实践”的关键问题。

  

   在康德哲学中,《实践理性批判》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于当今全球学界的影响甚至超出了另外两部《批判》。不过,深入分析会发现,康德其实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解答“理性”何以“实践”这个要害问题。

  

   一、实践理性精神的形成发展

   在西方哲学的语境里,“理性”首先是指人们凭借逻辑推理展开思维活动的认知能力,并且因此与“感性”(包括认知性的感觉知觉和非认知性的情感欲望等)截然有别。[1](P239)古希腊哲学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给出了人是“理性”动物的界定。康德尽管在认知领域采取了“感性—知性—理性”的三分法,但也明确指出了“理性”与“知性”归根结底是同一种逻辑思维的认知能力,只不过试图在比“知性”更高的层面上追寻超出具体经验对象的“总体理念”。[2](PP261-263)有鉴于此,本文也将在这种意指“认知能力”的核心语义上运用“理性”的概念。

   进一步看,从古希腊时期起,西方主流哲学就以主张理性在认知领域具有统辖效应的“认知理性”精神为基础,确立了主张理性在实践领域也有统辖效应的“实践理性”精神。苏格拉底指出:“认识自己的人知道什么事情是合适的,可以弄明白自己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所以由于做自己了解的事就能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并且据此强调“正义和其他一切德性都是智慧”。[3](PP149-150、117)正是凭借这些论述,他“明确肯定理性知识在人的道德行为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就在古代希腊以至整个西方哲学中首次建立起一种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体现了一种实践理性精神”。[4](PP434、437)此后,许多西方哲学家延续了苏格拉底开创的这一传统,纷纷通过强调“运用理性知识主导实践”的途径倡导实践理性精神。

   不可否认,作为一种认知能力,理性及其取得的成果(特别是真理知识)的确可以影响到人们在功利技术、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炫美艺术等非认知领域从事的实践活动,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能发挥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西方主流哲学在认知理性精神的基础上倡导实践理性精神,正是从某种规范性的应然视角突显了这一事实,要求人们高度重视理性对于实践的积极引导效应。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努力从开始起就遇到了一些严重的理论麻烦,集中表现在如何才能说明“理性”从“认知”进展到“实践”、并且最终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具体机制之上。例如,亚里士多德虽然也坚持“感性欲望的对象只是表面善,理性意愿的对象才是真实善”的实践理性精神,[5](P247)却又同时指责苏格拉底的“德性即智慧”命题忽视了实践与认知之间的根本区别,没能看到人们只有将理性知识付诸实际行动之后才能真正形成实践领域的伦理德性。这种批评无疑抓住了苏格拉底的软肋,触及到了实践理性精神得以成立的关键。不过,他自己在这方面同样也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细致地澄清“认知”怎样才能让“实践”受到“理性”统辖的内在契机,结果埋下了后来西方主流哲学长期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理论探索的伏笔。

   到了休谟那里,从“认知理性”向“实践理性”的哲理绵延进一步遭遇了致命的挑战。他在批判“德性在于符合理性”的流行观念时,不仅主张“理性对我们的激情和行为没有影响……理性是完全惰性的,永远不能阻止或产生任何行为或情感”,而且还围绕“是”与“应当”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质疑,几乎否定了人们从理性认知所指向的“事实”推出意志欲求所指向的“价值”的可能性。[6](PP496-510)尽管休谟的这些异议明显背离了“我‘知道’我在做什么”的日常体验,同时也与人们每天都会从事实性之“是”推出价值性“应当”的生活实践正相抵触,[7](PP13-21)它们在理论上却将“实践”如何“理性化”变成了西方主流哲学长期挥之不去的一大难题。事实上,就像康德自己也坦率承认的那样,这种挑战构成了他针对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互动关系展开深入反思的直接动因。

   有必要说明的是,康德在反思的时候,也像休谟一样清晰地意识到了认知与实践的根本区别。他指出:“所有的灵魂能力或机能都可以归结为三种不能再从某个共同根据推出来的机能:认知的能力、愉快和不快的情感、欲求的能力”,[8](P11)并且还将这种“知—情—意”的三元结构与他的三大《批判》分别对应起来。换言之,康德在此明确承认了认知、欲求(意志)、情感是三种截然不同的心理能力,无论怎样缠绕联结都不可随意混为一谈。然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他在展开实践理性批判的时候,一方面主张“认知理性”难以把握“自由意志”这个“本体之物”,从而在作为认知能力的理性与作为欲求能力的意志之间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以致堵塞了“理性”凭借“认知”在“实践”领域确立主导地位的唯一通道,另一方面又主张“认知理性”无从把握的“自由意志”直接植根于原本只是一种“认知能力”的“纯粹理性”之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抹煞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差异,结果无法令人信服地回答“理性”自身如何就是“实践”的这个关键的问题。

  

   二、认知理性难以把握的自由意志

   事实上,康德对于实践理性精神的倡导从一开始就是不走寻常路的,因为与大多数肯定实践理性精神的哲学家不同,却与否定实践理性精神的休谟相近,他明确主张:虽然理性在道德领域也能为人们提供各种具体的经验知识,但正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它的肯定性功能仅仅局限于“现象界”,一旦指向了像“自由意志”这样的“本体之物”,“就完全正当地被剥夺了知识的一切积极意义”,甚至不足以确定后者存在的真假虚实,以致我们只能出于“完全必要的实践运用”或“实践利益”的考虑,“设定”后者作为“道德和宗教的基石”——也就是他自己承认的“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2](PP19-22、374-392)[9](P 56)

   从这里看,当康德尚停留在“纯粹理性(思辨理性)批判”之中的时候,他已经严格限定了理性作为一种认知能力在实践领域发挥积极效应的边界,以致将自由意志当成了某种类似于上帝或灵魂不朽的神秘之物(或者说是“理性认知难以把握”意义上的“非理性”之物),虽然在实践上应当相信,在认知中却不可理喻,结果不仅堵塞了“理性”凭借“认知”在“实践”领域确立主导地位这条苏格拉底以来的公认通道,而且还潜藏着后来叔本华提出非理性的意志主义哲学的理论契机。

   当然,这种对于理性作为认知能力的严格限定,并没有妨碍康德在从事“实践理性批判”的时候,围绕被“设定”的自由意志展开进一步的理论探讨,甚至还从他自己的规范性立场出发,有力地彰显了它在道德实践中的原点地位: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遵循“绝对命令”的自由意志亦即“良善意志”才是唯一无条件善的东西,其存在不但不取决于“思辨理性”能够获得的知识,而且还构成了人们用来评判像明智、自制、深思熟虑这类通常被认为是基于理性知识的个体德性是否有资格在道德上称之为“善”的终极标准。[9](PP 164-167)[10](PP 8-9)我们从中不难再次看到康德受到休谟影响的深刻烙印,因为后者同样强调:道德上的善恶区别并不取决于理性,甚至“也不是为理性所察知的”,而是“以某个独立的存在者为前提,这个存在者仅仅依赖于意志和欲望”。[6](PP508-510)

   不过,如果我们以为康德这样把理性认知与自由意志分隔开来是为了放弃实践理性精神,那就错了。事情的另一面是:与大多数肯定实践理性精神的哲学家相近,却与否定实践理性精神的休谟不同,康德不但主张“凡是我们称之为善的,必定在每个有理性者的评判中都是欲求能力的对象”,[9](P83)从而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承认了理性在区分善恶方面的关键作用,而且还明确宣布优先于思辨理性的自由意志直接建立在“纯粹实践理性”的基础之上,强调“真正的最高道德原则无不独立于一切经验,只以纯粹理性为根据”。[10](PP 11、26)结果,对于“自由意志”几乎是一无所知的“纯粹理性”,居然又构成了“最高道德原则”的立足根基。

   这样,康德就以一种相当奇特的方式展现了实践理性精神的内在悖论,给我们留下了某些颇有意味的深度悬疑:倘若我们只是在“认知能力”的核心语义上理解“理性”的概念,尤其是像他那样明确承认“认知(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本来就是同一个“纯粹理性”,仅仅在运用上有所不同而已,[9](P122)那么,“认知理性”难以把握的自由意志在什么意义上还可以说成是植根于“纯粹理性”的呢?如果说人们作为“有理性者”连“自由意志”这个道德实践的内在源头本身是否真实存在都搞不清楚,他们凭借如此疲软的理性能力得出的评判它所欲求的经验对象是善还是恶的认知性结论,又该怎样让“理性”在“实践”中真正发挥出决定性的主导效应来呢?一言以蔽之,假如预设了“本体之物对于理性来说不可知”的前提,断言自由意志及其产生的种种行为是“实践非理性”的,岂不是要比断言它们是“实践理性”的更为顺理成章吗?

   综上所述,由于明确主张自由意志是理性无法认知的本体之物,康德很难像以往的西方哲学家们那样,通过强调“把理性知识运用于实践”的公认途径倡导“实践理性”的哲理精神,结果让自己陷入了走向“实践非理性”的理论窘境。或者以更有反讽意味的方式说,当他强调的“有理性者为自然立法”导致了本体之物的“非理性化”的时候,他强调的“有理性者为自己立法”也相应地导致了实践领域的“非理性化”。事实上,康德在把“理智世界”定义为“只服从理性规律”的自由而自律的“目的王国”的同时,又宣称“人就其纯粹的能动性而言属于理智世界,但对于这个世界却没有进一步的知识”,[10](PP75-77)已经十分清晰地展现了这个悖论的深度意蕴了:如果说人们对于“理智世界”本身并不能形成多少有实质性意义的“理性知识”,以至于有点类似于盲人摸象,他们又怎么能够在这个“目的王国”里,通过“服从理性规律”来实现自己的自由而自律呢?

  

   三、纯粹理性自身就是实践的

   康德似乎也察觉到了自己陷入的理论窘境,所以才试图在他所谓的“纯粹理性”的基础上,一蹴而就地直接确立“实践理性”的哲理精神。为此他反复指出:既然纯粹理性无从把握本体之物,它作为一种“认知能力”的“正确运用”就不涉及思辨性的知识,而只是关系到实践性的活动,亦即仅仅旨在先天地给出“纯粹实践规律的目的”,通过发布“普遍必然”的绝对命令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2](PP606-614)也正是在它作为“一种直接规定着意志的能力”的意义上说,“纯粹理性单就自身而言就是实践的,(给人)提供了一条我们称之为德性法则的普遍法则”,哪怕这种能力的可能性以及这条法则的客观实在性是思辨理性的任何努力都无法在认知维度上加以理解或证明的。[9](PP 40-41、60-64)

   不幸的是,这种主张“纯粹理性自身就是实践的”做法虽然貌似釜底抽薪,却非但没能让康德摆脱理论上的窘境,而且还把认知与意志、事实与价值、是与应当混为了一谈,最终反倒加深了实践理性精神的内在悖论。

问题的关键在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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