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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震:宪法环境条款的规范构造与实施路径

更新时间:2017-05-18 23:58:44
作者: 张震  
在环境保护与治理中,环境权利与利益是公民的最主要诉求。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主张环境权入宪。[47]但在当下,环境权入宪遇到理论与实践难题之时,不妨转换视角,综合利用宪法环境条款及其他规范为之提供务实的理论与制度资源。笔者认为,宪法中的环境条款已包含环境权意涵,通过释宪而非修宪的方式可对环境权予以有效保障。当然,环境权保障的宪法解释路径是以存在“文义的射程”[48]为前提的。

   至于环境权的宪法解释,应以宪法第9条和第26条为直接依据,综合第33条和第38条等条款,同时要照应1982年宪法制定以来社会发展的现实。具体包括:其一,“人格尊严条款”是环境权宪法保障的价值核心。现行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尽管我国宪法使用了人格尊严而非人的尊严的术语,但是人格尊严是人的尊严的重要支撑和具体体现,因此,从对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彰显的角度,可以扩张性解释将现行宪法中人格尊严大致等同于德国宪法、日本宪法上人的尊严。时至今日,良好的环境是公民的基本生存需要,是体面生活的保障。换句话说,维护人的尊严需要良好环境,人的尊严为环境权提供权利正当性的价值基础。

   其二,“人权条款”是环境权宪法保障的权利根基。宪法第33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该条规定是环境权宪法保障国家义务的权利来源。现代宪法权利理论认为,国家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义务并不仅仅限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家也负有同样的义务。[49]环境权是否应该明确入宪以及如何看待环境权的具体属性和内涵,在学术界有争议,但是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是得到国内外学术界普遍承认的,因此,宪法第33条所规定的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义务自然也应该适用于环境权。

   其三,“环境条款”是环境权宪法保障的制度依据。自由权的宪法保障往往只须依赖权利条款即可完成,但是社会权的宪法保障除了权利条款自身,往往需要动用更多的宪法国策条款等制度资源。宪法第9条和第26条通过“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规定,对自然资源、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设定预期的保护及改善目标,从而为公民的环境权主张及保障提供基本的物质条件,这既是对作为环境权中核心概念的环境利益的宪法确认,也是环境保护的具体制度的宪法安排。

   其四,环境保护及环境治理的现实需求是环境权宪法保障的权利推力。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使得国家和公民均认识到维持良好环境的必要性。环境保护与治理成为国家发展规划和公民权利诉求中的显要问题而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得到特别而优先的对待,从而可成为推动环境权宪法保障的现实推力。正如环境公民理论的倡导者詹姆斯•康奈利所认为,环境美德的主张不仅可以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繁荣,更可以实现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生态可持续性。[50]

   其五,环境义务是环境权利的理性补充。作为环境权最核心内容的环境利益属于典型的公共利益,所谓公共利益,顾名思义,需要大家共同维护,不管是尊重,还是保护和改善,均意味着公民为了更好地享有环境权,应履行合理的环境义务。有德国学者曾指出,环境权利本身具有所谓“一般的环境义务”,就基本权利的保障范围而言,意指基本权利的内涵基于环境保护之目的,自始受有一般性的缩减,或有一部分内容自始应为有利于环境的决定。[51]事实上,不但不会因为环境义务的确认而影响环境权的权利因素,反而一定程度上会实化和强化其内容及保障。公民的环境保护义务分为三个层次。(1)充分注意义务。是指公民在从事与环境有关的行为时,应该具备良好的环境意识,持有一定的环境知识,充分考量行为本身对环境所产生的消极或积极的效果。充分注意义务,强调公民充分尊重国家、社会、集体的以及其他公民的环境利益,属于公民环境保护义务的基础环节和较低程度的要求。(2)积极维护义务。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积极配合国家的环境保护行为和个体主动的维护环境的行为。积极维护义务在公民的环境保护义务中属于中等程度的要求。(3)尽量改善义务。改善意味着对趋于恶化的环境的改进以及更好的环境的打造。国家当然是改善环境的最主要责任主体。但是公民亦有配合国家和主动做出改善行为的义务。尽量改善义务在公民的环境保护义务中属于较高程度的要求。当然,公民的力量和影响均是有限的,所以对公民的要求只是尽量改善,这与国家的必须改善是不同的。

   (二)宪法与部门法的协同实施

   自近现代意义的宪法产生以来,各国的法律体系均以宪法为核心和基础。由此形成了不管是大陆法还是英美法均认可的具有内在逻辑性的可称为法秩序的体系。[52]在宪法统领的“法秩序”体系内,部门法需要宪法的指引和规范;宪法也需要部门法的细化和补充,以落实自己的思想和理念 。[53]但宪法与部门法除了具有凯尔森规范等级理论[54]中的法律位阶关系以外,还需要人们在宪法与具体部门法关联问题的研究中不断深化认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近年来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促使宪法学者们开始认识到过去那种“独立的、闭塞的”思维方式的局限性。[55]

   关于环境保护与治理,宪法、民法和环境法均有明确规定。有必要在宪法规范与部门法规范的二元关系中探讨宪法中的环境条款如何得到实施。

   1.宪法、民法以及环境法的环境条款对环境保护的法律预期是明确、一致的。即均期待通过各自的调整实现环境的保护及改善。在环境法学者看来,随着环境问题的社会化、政治化与全球化,环境保护成为当代国家一项重要的宪法任务。[56]而且,环境法学者纷纷主张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应上升到宪法层面并具规范效力。[57]甚至有学者在我国大陆法学界明确提出“环境宪法”的概念。[58]同时,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我国《民法总则》的基本原则之一。

   2.环境保护与环境权在宪法、民法和环境法中的基本内涵也是一致的。我国法律上环境的概念来自于环境科学上对环境的界定。宪法明确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环境保护法》第1条、第6条和第53条,对环境、环境义务和环境相关权利进行了明确界定。《民法总则》第9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3.宪法、民法和环境法对环境权保障的手段和功能是不一样的。宪法环境条款统领民法和环境法,重在对国家权力的拘束和以根本法的地位与公法的方式实现对公民环境权的保障;但不能替代民法和环境法。民法和环境法是对宪法环境保护与治理功能的具体承接,民法和环境法条款各自在特定的场域内发挥应有功能。诚然环境利益属于公共利益,但是民法对其的调整和保护主要还是通过私法上的制度和功能实现的;而环境法则主要是通过公法上的制度和功能实现。当然,公私法的划分也是相对的,民法和环境法会存在一定的交叉和协同实施。

   4.应当强调宪法与民法、环境法在环境保护上的协同实施。环境条款是宪法、民法、环境法渗透交融的具体表现。宪法中环境条款的实施与民法、环境法的实施属于以宪法为核心的同一法律体系内部的分工协作关系,宪法意义上的实施为之提供理论和规范依据。环境法的条款更为具体明确,构成了环境保护的第一道屏障,当民法、环境法层面的实施偏离宪法轨道或者呈现出某种部门法上的局限性的时候,宪法条款方直接产生规范效力。

  

结语

  

   “宪法不是道德说教,它是具有法律力量的”。在环境保护与治理的现实诉求以及依宪治国的背景下,及时启动宪法中的环境条款,构建有效的实施制度与机制,从而实现宪法和部门法特别是环境法意义上的双重规范与制度价值。通过探索宪法实施的具体制度路径,期冀在依宪治国的宏大主题下,国家和社会真正重视宪法运行机制,实现依据宪法进行国家和社会治理,从而通过宪法的实施和发展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全面深化改革与可持续发展。

   注释:

   [1]RussellJ.Dalton,Steve Recchia and Robert Rohrschneider,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and the Modes of PoliticalAction,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03(36),p.743-771.

   [2]《“雾霾”成2013年年度关键词》,http://culture.gmw.cn/newspaper/2014—12/09/content_102656391.htm,2015年12月5日访问。

   [3]参见[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页。

   [4]参见[日]原田尚彦:《环境法》,于敏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3页;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4页;徐孟州、谭柏平:《论环境的社会控制与法律保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48页;周珂主编:《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94页等。

   [5]参见俞子清主编:《宪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5页;许崇德、韩大元、李林主编:《宪法学》,高等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日]阿部照哉等:《宪法》(上册),许志雄审订,周宗宪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等。

   [6]David Short,Assessing the Utility of a Human Rights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UMI company,2000,p.56-57.

   [7]韩大元:《论克隆人技术的宪法界限》,《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2期,第94页。

   [8]转引自刘幸义:《多元价值、宽容与法律——亚图·考夫曼教授纪念集》,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9页。

   [9]韩大元:《宪法实施与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中国法学》2012年第4期,第15页。

   [10]参见孙谦、韩大元主编:《世界各国宪法》,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宪法典翻译:历史、意义与功能》第5页。(核对无误。是类似前言的东西,但是单独编页码的)

[11]The status of Bill as law reinforce the importance the textualism.Granted,lawyers and judges often beyond the letters of the law,but the text itself is an obvious starting point of legal analysis.Is it even possible to deduce the spirit of a law without looking at its letter.See Akill reed amar,The Bill of Righ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p.296.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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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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