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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我的老师沈从文

更新时间:2017-05-17 15:32:02
作者: 汪曾祺 (进入专栏)  
他每回进城,除了置买杂物,就是到处寻找这东西(很便宜的,一只圆盒比一个粗竹篮贵不了多少)。他大概前后搜集了有几百,而且鉴赏越来越精,到后来,稍一般的,就不要了。我常常随着他满城乱跑,去衰货摊上觅宝。有一次买到一个直径一尺二的大漆盒,他爱不释手,说:“这可以做一个《红黑》的封面!”有一阵又不知从哪里找到大批苗族的挑花。白色的土布,用色线(蓝线或黑线)挑出精致而天真的图案。有客人来,就摊在一张琴案上,大家围着看,一人手里捧着一杯茶,不断发出惊叹的声音。抗战后,回到北京,他又买了很多旧绣货:扇子套、眼镜套、槟榔荷包、枕头顶,乃至帐檐、飘带……(最初也很便宜,后来就十分昂贵了)后来又搞丝绸,搞服装。他搜罗工艺品,是最不功利,最不自私的。他花了大量的钱买这些东西,不是以为奇货可居,也不是为了装点风雅,他是为了使别人也能分尝到美的享受,真是“与朋友共,敞之而无憾”。他的许多藏品都不声不响地捐献给国家了。北京大学博物馆初成立的时候,玻璃柜里的不少展品就是从中老胡同沈家的架上搬去的。昆明的熟人的案上几乎都有一个两个沈从文送的缅漆圆盒,用来装芙蓉糕、萨其马或邮票、印泥之类杂物。他的那些名贵的瓷器,我近二年去看,已经所剩无几了,就像那些扉页上写着“上官碧”名字的书一样,都到了别人的手里。

   沈从文欣赏的美,也可以换一个字,是“人”。他不把这些工艺品只看成是“物”,他总是把它和人联系在一起的。他总是透过“物”看到“人”。对美的惊奇,也是对人的赞叹。这是人的劳绩,人的智慧,人的无穷的想象,人的天才的、精力弥满的双手所创造出来的呀!他在称赞一个美的作品时所用的语言是充满感情的,也颇特别,比如:“那样准确,准确得可怕!”他常常对着一幅织锦缎或者一个“七色晕”的绣片惊呼:“真是了不得!”“真不可想象!”他到了杭州,才知道故宫龙袍上的金线,是瞎子在一个极薄的金箔上凭手的感觉割出来的,“真不可想象!”有一次他和我到故宫去看瓷器,有几个莲子盅造型极美,我还在流连赏玩,他在我耳边轻轻地说:“这是按照一个女人的奶子做出来的。”

   沈从文从一个小说家变成一个文物专家,国内国外许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似乎尚无先例。对我说起来,倒并不认为不可理解。这在沈先生,与其说是改弦更张,不如说是轻车熟路。这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但是五十岁改行,总是件冒险的事。我以为沈先生思想缺乏条理,又没有受过“科学方法”的训练,他对文物只是一个热情的欣赏者,不长于冷静的分析,现在正式“下海”,以此作为专业,究竟能搞出多大成就,最初我是持怀疑态度的。直到前二年,我听他谈了一些文物方面的问题,看到他编纂的《中国服装史资料》的极小一部分图片,我才觉得,他钻了二十年,真把中国的文物钻通了。他不但钻得很深,而且,用他自己的说法:解决了一个问题,其他问题也就“顷刻”解决了。服装史是个拓荒工作。他说现在还是试验,成不成还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填补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空白,对历史、戏剧等方面将发生很大作用,一个人一辈子做出这样一件事,也值了!《服装史》终于将要出版了,这对于沈先生的熟人,都是很大的安慰。因为治服装史,他又搞了许多副产品。他搞了扇子的发展,马戏的发展(沈从文这个名字和“马戏”联在一起,真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他从人物服装,断定号称故宫藏画最早的一幅展子虔《游春图》不是隋代的而是晚唐的东西。他现在在手的研究专题就有四十个。其中有一些已经完成了(如陶瓷史),有一些正在做。他在去年写的一篇散文《忆翔鹤》的最后说“一息尚存,即有责任待尽”,不是一句空话。沈先生是一个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另一方面又有“时不我与”之感,所以他现在工作加倍地勤奋。沈师母说他常常一坐下来就是十几个小时。沈先生是从来没有休息的。他的休息只是写写字。是一股什么力量催着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这样孜孜,不知疲倦地工作着的呢?我以为:是炽热而深沉的爱国主义。

   沈从文从一个小说家变成了文物专家,对国家来说,孰得孰失,且容历史去做结论吧。许多人对他放下创作的笔感到惋惜,希望他还能继续写文学作品。我对此事已不抱希望了。人老了,驾驭文字的能力就会衰退。他自己也说他越来越“管不住手里的笔”了。但是看了《忆翔鹤》,改变了我的看法。这篇文章还是写得那样流转自如,毫不枯涩,旧日文风犹在,而且更加炉火纯青了。他的诗情没有枯竭,他对人事的感受还是那样精细锐敏,他的抒情才分因为世界观的成熟变得更明净了。那么,沈老师,在您的身体条件许可下,兴之所至,您也还是写一点吧。

   朱光潜先生在一篇谈沈从文的短文中,说沈先生交游很广,但朱先生知道,他是一个寂寞的人。吴祖光有一次跟我说:“你们老师不但文章写得好,为人也是那样好。”他们的话都是对的。沈先生的客人很多,但都是君子之交,言不及利。他总是用一种含蓄的热情对人,用一种欣赏的、抒情的眼睛看一切人。对前辈、朋友、学生、家人、保姆,都是这样。他是把生活里的人都当成一个作品中的人物去看的。他津津乐道的熟人的一些细节,都是小说化了的细节。大概他的熟人也都感觉到这一点,他们在沈先生的客座(有时是一张破椅子,一个小板凳)上也就不大好意思谈出过于庸俗无聊的话,大都是上下古今,天南地北地闲谈一阵,喝一盏清茶,抽几枝烟,借几本书和他所需要的资料(沈先生对来借资料的,都是有求必应),就走了。客人一走,沈先生就坐到桌子跟前拿起笔来了。

   沈先生对曾经帮助过他的前辈是念念不忘的,如林宰平先生、杨今甫(振声)先生、徐志摩。林老先生我未见过,只在沈先生处见过他所写的字。杨先生也是我的老师,这是个非常爱才的人。沈先生在几个大学教书,大概都是出于杨先生的安排。他是中篇小说《玉君》的作者。我在昆明时曾在我们的系主任罗莘田先生的案上见过他写的一篇游戏文章《释鳏》,是写联大的光棍教授的生活的。杨先生多年过着独身生活。他当过好几个大学的文学院长,衬衫都是自己洗烫,然而衣履精整,窗明几净,左图右史,自得其乐,生活得很潇洒。他对后进青年的作品是很关心的。他曾经托沈先生带话,叫我去看看他。我去了,他亲自洗壶涤器,为我煮了咖啡,让我看了沈尹默给他写的字,说:“尹默的字超过明朝人”;又让我看了他的藏画,其中有一套姚茫父的册页,每一开的画芯只有一个火柴盒大,却都十分苍翠雄浑,是姚画的难得的精品。坐了一个多小时,我就告辞出来了。他让我去,似乎只是想跟我随便聊聊,看看字画。沈先生夫妇是常去看杨先生的,想来情形亦当如此。徐志摩是最初发现沈从文的才能的人。沈先生说过,如果没有徐志摩,他就不会成为作家,他也许会去当警察,或者随便在哪条街上倒下来,胡里胡涂地死掉了。沈先生曾和我说过许多这位诗人的佚事。诗人,总是有些倜傥不羁的。沈先生说他有一次上课,讲英国诗,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大烟台苹果,一边咬着,说:“中国是有好东西的!”

   沈先生常谈起的三个朋友是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梁思成后来我在北京见过,林徽因一直没有见着。他们都是学建筑的。我因为沈先生的介绍,曾看过《营造法式》之类的书,知道什么叫“一斗三升”,对赵州桥、定州塔发生很大的兴趣。沈先生的好多册《营造学报》一直在我手里,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处理”了。从沈先生口中,我知道梁思成有一次为了从一个较远的距离观测一座古塔内部的结构,一直往后退,差一点从塔上掉了下去。林徽因对文学艺术的见解是为徐志摩、杨今甫、沈从文等一代名流所倾倒的。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的“沙龙女性”,一个中国的弗吉尼亚·沃尔芙。她写的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别具一格,和废名的《桃园》、《竹林的故事》一样,都是现代中国文学里的不可忽视的作品。现在很多人在谈论“意识流”,看看林徽因的小说,就知道不但外国有,中国也早就有了。她很会谈话,发着三十九度以上的高烧,还半躺在客厅里,和客人剧谈文学艺术问题。

   金岳霖是个通人情、有学问的妙人,也是一个怪人。他是我的老师,大学一年级时,教“逻辑”,这是文法学院的共同必修课。教室很大,学生很多。他的眼睛有病,有一个时期戴的眼镜一边的镜片是黑的,一边是白的。头上整年戴一顶旧呢帽。每学期上第一课都要首先声明:“对不起,我的眼睛有病,不能摘下帽子,不是对你们不礼貌。”“逻辑”课有点近似数学,是有习题的。他常常当堂提问,叫学生回答。那指名的方式却颇为特别。“今天,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士回答。”他闭着眼睛用手一指,一个女士就站了起来。“今天,梳两条辫子的回答。”因为“逻辑”这玩意对乍从中学出来的女士和先生都很新鲜,学生也常提出问题来问他。有一个归侨学生叫林国达,最爱提问,他的问题往往很奇怪。金先生叫他问得没有办法,就反过来问他:“林国达,我问你一个问题:‘林国达先生是垂直于黑板的’,这是什么意思?”——林国达后来在一次游泳中淹死了。金先生教逻辑,看的小说却很多,从乔依思的《尤利西斯》到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无所不看。沈先生有一次拉他来做了一次演讲。有一阵,沈先生曾给联大的一些写写小说、写写诗的学生组织过讲座,地点在巴金的夫人萧珊的住处,与座者只有十来个人。金先生讲的题目很吸引人,大概是沈先生出的:“小说和哲学”。他的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红楼梦》里所讲的哲学也不是哲学。那次演讲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讲着讲着,他忽然停了下来,说:“对不起,我身上好像有个小动物。”随即把手伸进脖领,擒住了这只小动物,并当场处死了。我们曾问过他,为什么研究哲学,——在我们看来,哲学很枯燥,尤其是符号哲学。金先生想了一想,说:“我觉得它很好玩。”他一个人生活。在昆明曾养过一只大斗鸡。这只斗鸡极其高大,经常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同吃饭。他又曾到处去买大苹果、大梨、大石榴,并鼓励别的教授的孩子也去买,拿来和他的比赛。谁的比他的大,他就照价收买,并把原来较小的一个奉送。他和沈先生的友谊是淡而持久的,直到金先生八十多岁了,还时常坐了平板三轮到沈先生的住处来谈谈。——因为毛主席告他要接触社会,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的约好,每天坐着平板车到王府井一带各处去转一圈。

   和沈先生不多见面,但多年往还不绝的,还有一个张奚若先生、一个丁西林先生。张先生是个老同盟会员,曾拒绝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参议会,人矮矮的,上唇留着短髭,风度如一个日本的大藏相,不知道为什么和沈先生很谈得来。丁西林曾说,要不是沈先生的鼓励,他这个写过《一只马蜂》的物理研究所所长,就不会再写出一个《等太太回来的时候》。

   沈先生对于后进的帮助是不遗余力的。他曾自己出资给初露头角的青年诗人印过诗集。曹禺的《雷雨》发表后,是沈先生建议《大公报》给他发一笔奖金的。他的学生的作品,很多是经他的润饰后,写了热情揄扬的信,寄到他所熟识的报刊上发表的。单是他代付的邮资,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前年他收到一封现在在解放军的知名作家的信,说起他当年丧父,无力葬埋,是沈先生为他写了好多字,开了一个书法展览,卖了钱给他,才能回乡办了丧事的。此事沈先生久已忘记,看了信想想,才记起仿佛有这样一回事。

   沈先生待人,有一显著特点,是平等。这种平等,不是政治信念,也不是宗教教条,而是由于对人的尊重而产生的一种极其自然的生活的风格。他在昆明和北京都请过保姆。这两个保姆和沈家一家都相处得极好。昆明的一个,人胖胖的,沈先生常和她闲谈。沈先生曾把她的一生琐事写成了一篇亲切动人的小说。北京的一个,被称为王嫂。她离开多年,一直还和沈家来往。她去年在家和儿子怄了一点气,到沈家来住了几天,沈师母陪着她出出进进,像陪着一个老姐姐。

   沈先生的家庭是我所见到的一个最和谐安静,最富于抒情气氛的家庭。这个家庭一切民主,完全没有封建意味,不存在任何家长制。沈先生、沈师母和儿子、儿媳、孙女是和睦而平等的。从他的儿子把板凳当马骑的时候,沈先生就不对他们的兴趣加以干涉,一切听便。他像欣赏一幅名画似的欣赏他的儿子、孙女,对他们的“耐烦”表示赞赏。“耐烦”是沈先生爱用的一个词藻。儿子小时候用一个小钉锤乒乒乓乓敲打一件木器,半天不歇手,沈先生就说:“要算耐烦。”孙女做功课,半天不抬脑袋,他也说:“要算耐烦。”“耐烦”是在沈先生影响下形成的一种家风。他本人不论在创作或从事文物研究,就是由于“耐烦”才取得成绩的。有一阵,儿子、儿媳不在身边,孙女跟着奶奶过。这位祖母对孙女全不像是一个祖母,倒像是一个大姐姐带着最小的妹妹,对她的一切情绪都尊重。她读中学了,对政治问题有她自己的看法,祖母就提醒客人,不要在她的面前谈教她听起来不舒服的话。去年春节,孙女要搞猜谜活动,祖母就帮着选择、抄写,在屋里拉了几条线绳,把谜语一条一条粘挂在线绳上。有客人来,不论是谁,都得受孙女的约束:猜中一条,发糖一块。有一位爷爷,一条也没猜着,就只好喝清茶。沈先生对这种约法不但不呵斥,反而热情赞助,十分欣赏。他说他的孙女“最会管我,一到吃饭,就下命令:‘洗手!’”这个家庭自然也会有痛苦悲哀,油盐柴米,风风雨雨,别别扭扭,然而这一切都无妨于它和谐安静抒情的气氛。

   看了沈先生对周围的人的态度,你就明白为什么沈先生能写出《湘行散记》里那些栩栩如生的角色,为什么能在小说里塑造出那样多的人物,并且也就明白为什么沈先生不老,因为他的心不老。

   去年沈先生编他的选集,我又一次比较集中地看了他的作品。有一个中年作家一再催促我写一点关于沈先生的小说的文章。谈作品总不可避免要谈思想,我曾去问过沈先生:“你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属于什么体系?”我说:“你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沈先生微笑着,没有否认。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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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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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09年第3期《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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