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的成功不一定能使现世成功
提问：对于文学本身来说，当时的评价和后世的评价有一定的差异性存在。比如盛唐气象，可能当时最受大家尊重的是王维，不是我们后世尊重的杜甫。面对这样的矛盾，文学才情的现实社会价值如何体现？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你谈到的问题是文学作品和文学家在当世与后世影响的差异性问题。一般而言，一部作品、一个作家，其现世的社会价值、后世的社会价值和作为整个文化史的文化价值，总是错位的——不等于说你红于当世，就肯定会遗于后世，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随着时代的变易，人们审美趣味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凝固在这些文学作品当中的一般价值理念，就是跨时代而可能被人欣赏的审美品位，才能够真正凸显，从而彰显它的文学史地位、社会史地位、文化史地位。因此一定会有一个在世作家和去世作家的历史评价的变化问题。看历史常常都是如此，当世非常艳红的作品到了后世逐渐淘汰。这个淘汰，犹如冷成金教授所说的“大浪淘沙”，是非常残酷的。
冷成金（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你提的问题，往小一点回答，文学史是创作者和后来的选择者共同建构了文学史，我特别不乐意去看那些纯粹搞考据的人说这个是文学史——不对，文学史是多维度组成的，考据是基础，但不是唯一的。
“古来圣贤皆寂寞”，倒过来讲，不寂寞的一定不是圣贤，政治家一定要现世成功，不成功就不是政治家，文学家、人文学科的成功，不能追求现世成功，如果一定追求现世成功，往往会短命，这是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本质区别之一。
资本主义的观念不允许美国式的杀戮建国
提问：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欧洲，中国是被迫用火炮打开了国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有什么缺点？
冷成金：这个问题很玄虚，我只能告诉你，对于人类文明来讲只有一个评价标准——谁活得更长，谁就有发言权。人类文明历史上，现在看有两个民族是活得比较长的，一个是中华民族，另外一个是犹太民族。其他民族的，有的变了，有的是彻底灭绝了，巴比伦灭绝了，古印度、古埃及都变了。所以你讲道理，说博爱比仁爱好，那个东西不是靠美国两百年、欧洲三百年的发展能证明的，要看几千年才能说明问题。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中西文化的确有优有劣，比如分析方面，我们的确不如西方。整个西方哲学史的著作，的的确确，你必须折服，他们这套非常厉害，你不承认是不行的。但是承认了，并不是一定说一切就对了，一切就是好的，不是，我们还应该全面地看待问题，比如我们的实用理性和他们的实用主义的区别，比如美国讲究实用主义。美国为什么没有哲学家？因为美国的存在不合法。为什么美国的存在不合法？
道理太简单了，因为美国是通过两次屠杀印第安人建立起来的。你说别的国家不也一样吗？可他们是文艺复兴以后建立的国家，代表最新的资本主义观念、以那些清教徒们为主体建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观念也许可以允许殖民，但不允许杀戮建国，是违法的。
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要命的是西进运动是第二次大屠杀，你告诉我这个国家的合法性在哪里？哲学家必须进行追问，我要是说到美国也没有办法思考，为什么？因为出生地不能选择。人类宗教有两个，一是母亲，二是祖国，这是不能选择的。这个问题下来以后，慢慢就清楚了，我们并非认定他都是正确的，你只看到了打开的大门，没看到我们的繁荣昌盛，包括清前期的繁荣昌盛。
中国之所以不发展科学，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不需要科学，这是钢铁一般的事实。科学搞得再好，政治搞不好，照样死人；科学搞不好，政治稳定了，南方旱北方收，胡同有无，也可长治久安，所以那么多年不需要。等一旦需要了，看看我们发不发展科学？你问的问题很全，不要去纠结这些大而化之的问题，对你不一定有帮助，研究小的问题，再解决大的问题。
国家的生存法则和个人一样要求现世逻辑
任剑涛：补充一下冷成金教授的回答，在他的视野中，只有文史哲，没有政经法。他以此无法料到，李泽厚最近有一个惊世骇俗的提法，“举孟旗，走荀路”。“举孟旗”，价值上高扬思孟，讲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不能讲强权及功利。但举这样的旗帜，为什么却要“走荀路”呢？这就是个不同于文史哲的政经法问题了。任何一个国家，其现世的生存法则如一个个人的生存法则一样，文史哲讲究的是超世情怀，政经法要求现世逻辑。
如我们提到的陶渊明，他的现世处境和个人意绪就明显地不合拍。我们强调思孟传统成为中国文学才情得以表达的正统价值体系，但它不能直接回应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建构的需要。
李泽厚这样的人，对传统理解如此深刻，对现实感受极为痛切，为什么最近要提“举孟旗，走荀路”呢？李泽厚那一代人，出生于1930年代，一个国家弱小，不说外敌的欺凌，对内的价值整合和对内的秩序供给也不一定是完全对应的，因此对价值系统与制度设计的疏离有一个直接感受。不过，从理想状态看，现世政治逻辑需要有一个高端价值兜住，以解决组织政治生活而供给秩序的问题。
思孟传统从来没有深入人们的心灵深处
冷成金：李泽厚先生对中国思想的贡献非常大，但这也不是没有问题。李泽厚的思想是康德、马克思和中国传统各占三分之一，但生活情感状态是后现代人，这样就很难真正体会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精神。
中国文学里绝没有表现思孟传统和朱熹思想，中国文学里表现的恰恰是孔子和王阳明的思想，思孟传统尤其到了朱熹，最多是政治意识形态，从来没有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深处，成为人们的情感。
人们的情感还是孔子的思想，孔子思想后来为王阳明阐发。哲学研究往往从概念到概念，很多情况下并不符合追文化的真实。朱熹讲了那么多有什么用？因为中国文学里没有表现，最多就是影响了政治意识形态，还是被政治意识形态曲解了。所以子思到孟子，孟子到朱熹，是一个外在设定的思路，荀子连这个都不是，他就是法家的思路，荀子思想本质上有法家的一面。
我们是靠情感活着的，而情感的载体主要是文学，文学当中，唐诗宋词是最凝练的表达形式，表现的主要是孔子—王阳明的思想。小说太长了，需要很多完整情节表达一个理念，比如《水浒传》里表现的是大忠和小忠不能统一的悲剧。“举孟旗，走荀路”不正确，“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设定，设定不可靠，西方没有孔子哲学，中国有了孔子就不能再设定，孔子告诉我们“性相近，习相远”，人性是什么？不知道，所以王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人性未必是恶的，但一定必须是善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人性在后来的实践当中，不向善发展的话，人类社会就一定会灭亡。
所以孔子哲学的思路是：人生来未必是爱学习的，但是必须学习的；人生来未必是性善的，但必须是性善的；人生来未必是想走向大同世界的，却是必须走向大同世界的。人的动物性是自私的，是要占有、索取、支配的，这是动物性的原欲，所以人生来不一定走向大同或者根本不走向大同，但人类一定也必然要走向大同。这个推的不是形式逻辑，而是辩证逻辑，中间保证是人类总体意识。
现代法治社会不能接受墨家的“侠”的东西
常森：我谈一点具体的。前面大家很多想法我非常赞同，但也有些观点不太一样。前面那位先生问到墨子的问题。这对中国文化来讲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墨学在战国时期跟儒学一样都是“显学”，汉以后不绝如线，清中叶之后渐有复兴之势，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给予高度重视。墨家很独特，他们思考的很多问题往往都是中国百姓普遍思考的问题，比如“命”，比如“鬼神”。
墨学为什么在传统社会里一度好像终结了一样呢？我想一方面是墨家发展出的“侠”的精神被体制排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后期墨家于是有一支“墨侠”，又逐渐转化为秦汉时期的游侠。侠之所以不为体制接受，法家韩非那里说得很清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即他们对法度有一种超越性的东西。
中国传统社会基本上是外儒内法，所以“侠”受到体制排斥，这牵连了整个墨家。从现代文明、现代法律层面讲，古代“侠”的东西有很多恐怕也不会被接受。比如李白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客行》），文学史家往往赞叹这样的侠义精神多酣畅多好，但现代法治社会、现代文明社会允许你有这样的权力吗？不大可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许更重要，墨家有些主张不合乎主流。比如他们提倡无差别的爱——“兼爱”，就跟传统政教伦理的根基“亲亲之杀”有一定背离，所以孟子大骂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并且斥之为“禽兽”（《孟子·滕文公下》）。墨家长期被传统社会排斥、受压抑，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理解，其道理同儒家借助体制的力量立于一尊一样。
关于荀子的问题，我倒是觉得他跟法家有一个根本不同，法家不考虑把外在价值转化为人的内在自觉，——典型的法家也没有什么“仁”、“义”、“礼”之类的外在价值。但《荀子》几乎整本书都在论说如何经过各种手段，把外在价值转化为人的内在自觉。这个“内在自觉”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理想呢？他说最理想的是，践行价值好像举手投足那么自然，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荀子·性恶》篇说：“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
《儒效》篇说，圣人“行礼要节而安之若生（伸）四枝（肢）”。这样的过程是儒家化的。儒家之所以为儒家，不是只跟你说“仁”、“义”、“礼”等等这个东西是价值，而是立足于将这些价值造就或转化为生命的内在，子思的《五行》体系称之为“形于内”。荀子虽然主张“性恶”，但这个根本并未丢失。
典型的法家根本不这样，他们不考虑把价值转化为生命的内在，当然对他们来说“仁”、“义”、“礼”等等也不见得是什么价值。称荀子为法家，只是被荀子常常谈“法”、常常“礼”“法”并提误导了。《荀子·劝学》篇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的“法”只是“礼”的落实，这根本就不是法家的立场。
另外，前面有位先生问到儒学和科学的问题。荀子的东西、儒家的东西，确实存在克制或漠视所谓“自然科学”的问题。荀子说得很清楚，“礼之中焉能思索，谓之能虑；礼之中焉能勿易，谓之能固”（《荀子·礼论》），即必须限定在人文价值规范之中思考才可以；荀子还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所谓有用之辩、急需之察，就是“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之类，这些却必须“日切瑳（磋）而不舍”（《荀子·天论》）。
儒家说，君子用功的所在就是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格物”原本并不是泛泛地研究事物之理，它的根本在于探寻安身立命之价值。我们看《荀子》一书，它里面有“人定胜天”的思想，但看完整本书，就可以发现，所谓人定胜天主要不是指战胜外在的自然，而是指战胜人的自然生命，使之变为荀子张扬的“成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主流传统确实漠视我们所说的自然科学的东西。其实这在孔子那里就已经很清楚了，弟子樊迟问他种庄稼的事，他说自己不如“老农”，问他种蔬菜的事，他说自己不如“老圃”（《论语·子路》）。后来荀子解释说，“匹夫问学不及为士，则不教也”（《荀子·儒效》），——问一个问题如果还没有达到如何做士这个层面上，根本就不用管他。儒家学说对发展现代科技确实有一定限定作用，所以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转换。
最后千万不能小看荀子。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仁学》）；最近不有人主张“举孟旗，行荀学”吗？（完）
（本文为嘉宾在闲谈新知活动的发言，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