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杨小凯与林毅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60 次 更新时间:2017-05-14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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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一)


《杨小凯与茅于轼》初稿,提到第四代学者的一些整体风貌时,不经意中,曾将厉以宁与吴敬琏先生并提,茅于轼先生认为这样不妥当,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一种类型的学者。我在电脑中敲下《杨小凯与林毅夫》时,也觉得有些不妥,真有点唐突小凯了。


笔者在《伟大的杨小凯》一文中指出:林毅夫这个人,有趣之处,在于知道谁是真正出活的学者。坊间经常议论林毅夫如何低调,在我看来,这种低调的背后,似乎隐含着某种隐衷。自1988年第七届全国政协始,林毅夫长期担任政协委员,出镜率非常高,就三农问题,经常接受采访,配合记者拍照,总是笑容可掬,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杨小凯于2004年7月7日离开这个世界,林毅夫这位小凯生前的辩论对手,在第一时间召开了追思会,公正地说,林毅夫此举的确动人心弦。小凯这位卓越而无畏的思想者,在林毅夫心中的分量之重,通过追思会,已经表露无疑。


小凯晚年提出"后发劣势",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忧国怀乡的小凯,早岁就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天问,张五常先生断定小凯是纯正的经济学家,曾经提起小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全是经济学的思考。


张五常说小凯是纯正的经济学家,这一说法,无可指摘。但,张五常先生,说小凯是纯正的经济学家,就把小凯"低估"了。张五常先生并不是特别体会小凯的心思,小凯确实在经济学上呕心沥血,但,小凯的质地是思想家。


苦难激发思考,中国大陆,天然具有培养思想者的土壤。湖南能够产生小凯这样的思想家,也不是偶然的。楚国的屈原,投身汨罗,当代的小凯,葬身澳洲。


林毅夫心中的小凯,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小凯在林毅夫心中,占有很重的分量,"杨小凯是最有能力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这句评判的"知识产权",怕是出自林毅夫这里。理由是明摆着的,在老外看来,离诺贝尔经济奖最近的人,无疑,是那些已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士;杨小凯去世之前,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4年7月7日,杨小凯去世,而诺贝尔奖项不授予已经去世的人。


小凯的伟大之处,其实,并不在于他的超边际分析,也不在于这句口号--"最有能力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小凯的伟大,全在于他具有穿透力的思想,和对故国乔木的忧思。


林毅夫看重的,并不是杨小凯思想的穿透力,恰恰是最皮毛的"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因为,这位高层的智囊,曾经卜过一挂,说是到2010年,华人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接着,就开始将华人经济学家排座次,杨小凯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林毅夫紧随其后。


自从1979年5月16日晚,金门前哨模范先锋连的连长--林正义,泅渡过海,抵达大陆,这位曾经的台湾又红又专十大杰出青年,在大陆政治文化生态圈中,依然,如鱼得水,闲庭信步。


从来看不到林毅夫伤心的面容,相反,总是那么乐观,他的底气,到底来自哪里?难道来自"中国2010年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2030年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经济国家"诸如此类的豪言壮语?


林毅夫明白,杨小凯在华人经济学家中的位置和分量,这一点,他一点都不糊涂。小凯的逝世,凸显"中国2010年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巫师似的预言,更加荒唐可笑。自此以后,林毅夫对诺贝尔经济学奖,避而不谈,向大众大倒苦水:自己这一代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没有指望的了,只能将心血用于,经济学教育。林毅夫的使命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保姆,用他自己的话说:培养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


很显然,林毅夫高调悼念小凯的一个目的,就是以中国大陆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候补种子身份,追思华人经济学界的种子选手。


最让人深思的,2002年,林毅夫的父亲--林火树老先生离开人世,这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一方面派自己的太太陈云英女士前往台湾吊唁公公。一方面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女儿一起忙于搭建灵堂,并且利用现代先进技术,网络直播父亲出殡的场景,最后一跪不起。浅浅的海峡,竟然剥夺了林毅夫参加老父葬礼的机会,实乃人伦悲剧。


这里顺便提一下林毅夫的夫人--陈云英女士。林毅夫拥有一位坚韧、执著的太太,自从林毅夫1979年5月16日投奔大陆,因为两岸的信息保密,误传丈夫林正义(林毅夫在台湾的名字,来到大陆后,改名林毅夫;有趣的是,小凯原来是杨曦光的小名,从监狱出来之后,改名杨小凯。林毅夫受到台湾的通缉,杨小凯有十年的牢狱之灾,两人在这一点上有些相似之处)已经牺牲,当代的王宝钏真守着丈夫的牌位,以泪洗面。直到1983年,才得到林正义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的消息,陈女士毅然携带孩子前去团圆,在美国的陈云英女士,一边带孩子,一边求学,以至于身上经常散发着饭菜的清香,就来到课堂。现在大陆从事特殊教育,为残障人士带来福音。


(二)


1996年7月,"狂人"邹恒甫,请杨小凯进行讲学。杨小凯怀着对珞珈山的美好情感,满怀期待,故地重游,见了老校长刘道玉。谁承想,在武汉大学,住在招待所的杨小凯,受到极大的侮辱,这让小凯非常伤心,很是沮丧。这里,"表彰"一下,令杨小凯伤心失望的时任武汉大学校长--陶德麟。


但是,小凯,对中国这片土地,并没有丧失希望,利用一切机会,宣讲自己关于宪政的思考。


对于小凯的这些思考,按理说,曾就读芝加哥大学的林毅夫,应该具有共识。不知道林毅夫怎么想的。如果林毅夫对小凯没有底线认同,不相信他会第一时间安排追思小凯。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杨小凯追思会,正是由林毅夫主持的。在简短致词中,强调"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证明林毅夫,是多么崇敬小凯的品格和风骨。


但是,追求政治正确的林毅夫,从来没有做"一士之谔谔",他和小凯争论"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小凯内蕴的魅力和人格,是可以深切感受到的;林毅夫的文章立论,建立在中国奇迹的基准上,但是,立论不具有彻底性,左处右置,闪烁其词,不免露出虚弱的质地。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林毅夫悖论"。谢泳曾经体会费孝通的两个世界:一个是已经成为政治人物,说场面话的费孝通,一个是知识分子本色,流淌良知的费孝通。令人难解的是,正反两方面,都是费孝通的真实生存状态。林毅夫比费孝通有趣多了,身在学府,多是场面上的话,反过来,把场面上的话,认定为学术研究的基点。难怪《南方人物周刊》的刘天时先生采访林毅夫,直截了当指出林毅夫欠缺知识分子的精神风骨。


林毅夫整天乐呵呵的,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倒是好像永远有办法的样子:谁让我的研究和高层不谋而合?大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味道。


其实,在乐呵呵的背后,林毅夫大有隐衷。林毅夫深切知道,因为自己来自台湾,必须表现得更加具有政治正确。不必奇怪,林毅夫从来提不出与主旋律相反的思路,似乎他自己与主旋律,永远水乳交融。林毅夫低调之中,从不忘记说自己的思路经常成为政府的政策,看来,林毅夫并没有总是跟在政策后面,有些政策就是直接间接出自林毅夫之手。这是令林毅夫非常自豪的事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刘天时,采访林毅夫时,曾向林毅夫提问:"当代的经济学家或者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里,您愿意与谁相提并论?您和不久前去世的杨小凯有过一些论争吧?"


林毅夫是这样回答的:"作为学者,我是很尊敬小凯的,他做学问很认真,也有社会责任感。小凯和我的论争,主要是研究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我觉得,他看问题,还是从理论看世界,而不是从世界想理论,我则是反过来。比如在宪政问题上,他认为最好的宪政制度,就是英美的制度,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应该先建立英美的宪政制度,在发展经济,否则就会有后发劣势。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不难构建理论模型来证明英美制度的优越性,可是,从工业革命以后,除了英美自己,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家是先完成了英美式宪政体制的改革后,再来发展经济而成功的。当然,不好的制度是会制约经济发展的,可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都是一面发展经济,一面完善制度。"


表上看上,林毅夫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思想深刻的小凯,不至于这么天真吧!小凯的本意,林毅夫不愿意进行真切的理解。后发国家,发展经济,并不是说,一点"后发红利"都获得不了。但是,制度根本没有真正上轨道,就开始欢呼"中国奇迹"、"中国道路",那是相当危险的事情。小凯提醒,千万不要因为"中国奇迹"而得意忘形,因为,没有适宜的制度,这些"奇迹",属于侥幸得之,是靠不住的。迷醉于经济发展,就有可能,忘记制度的缺陷,甚至以为,现在不是挺好吗!何必劳心费神进行制度的变革呢?


不愿说林毅夫是为权势集团寻求合法性,只能说,林毅夫比较信从"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小凯信从"合理的就是现实的"。


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或者在体制的核心,或者在体制的边缘。在体制核心的,往往丧失批判精神,但是掌握相当多的资源,具有强大的话语霸权;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多数在体制的边缘,掌握的资源固然不足,在文化生态中,甚至连他们的声音,都被限定在一个很小的空间,而难以传播开来。


核心学者和边缘学者,尚未进行真正的切磋与交流,没有办法讲出一番道理,双方"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几乎不能出现真正的思想交锋,致使很多思想火花,未能进行碰撞,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


林毅夫与杨小凯的辩论,难得的是,没有影响双方之间的感情。相反,互相还挺客气,小凯邀请林毅夫到澳洲讲学,林毅夫也屡次邀请小凯来北大访问。


小凯中肯指出: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基本的学者"良心"。


面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对故国有深切关怀的小凯,并没有满足于自己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地位,而是以赤子之心,敞开心扉,坦陈己见。小凯真心为中国好,这份沉甸甸的中华心,令人感动。挥笔至此,不由得扼腕叹息!


(三)


1952年10月15日,林毅夫生于台湾宜兰县,取名林正义。1971年初,19岁的林毅夫进入台湾大学农工系学习,担任学生会主席。因受到蒋经国召见,投笔从戎,在当时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一度当选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四十四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派赴金门马山播音站前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晚,林正义泅渡台湾海峡,到达大陆,在福建游历三个月。北京征求这位低级起义人员的工作安排,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这位台湾政治大学的硕士,居然要求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当时人大主校的应该是那位创造社的健将--成仿吾,经过研究,觉得这位军人的背景复杂,有点来历不明,就拒绝了。北京大学还是有点兼容并包,这样,原来台湾的明星军人林正义,变成林毅夫,成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学生。


因为1980年得遇贵人--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教授,林毅夫1982年北大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之后,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


林毅夫负笈美国一年之后,饱尝牢狱之苦的杨小凯,也于1983年圣诞节前夕到达普林斯顿大学求学。


小凯在国内就读的是--"监狱大学",哪里像林毅夫那么幸运:台湾大学学士,台湾政治大学硕士,北京大学硕士。杨小凯、林毅夫两人认识的机缘,来自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1985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纽约成立,是中国经济学者在国际上成立最早、最具规模的经济管理类的学术团体,其会员遍及全球。小凯的挚友茅于轼正好在美国访问参观,见证了华人经济学界一个影响深远社团的成立。


杨小凯、于大海、钱颖一都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积极参与者。当时大陆派出去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屈指可数,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于1985年5月26日在纽约领事馆成立时,杨小凯、钱颖一、于大海、海闻、王辉进,都属于创会理事。


当时的主持者,特别开明,主张与各界华人学生进行交流,这样,林毅夫结识了小凯。当时,两人的交谊,不会有多么深厚,很可能属于见面点头的那种。林毅夫听到小凯的故事,就不觉得自己如何传奇,因为,小凯比林毅夫更加传奇。


据小凯的好友徐滇庆回忆:"他和钱颖一、于大海正在筹备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研讨会,还从福特基金会申请到了5000美元的经费。当时,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5000美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我很佩服他们三个的本事,当即表示一定如期去纽约赴会。这次研讨会在纽约总领事馆召开,会议开得非常成功。邹至庄和茅于轼老师都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林毅夫、海闻、田国强、左学今、汤敏、左小蕾、杨文艳、王辉进、文贯中、张欣等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杨小凯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1〕


笔者目前掌握的信息,第一届会长于大海(1985-1986),第二届会长钱颖一(1986-1987),第三届会长陈平(1987-1988),第四届会长孙涤(1988-1989),第五届会长张欣(1989-1991),第六届会长田国强(1991-992),第七届会长易纲(1992-1993),第八届会长海闻(1993-1994),第九届会长徐滇庆(1994年-1995),第十届会长张春(1995-1996),第十一届会长方星海(1996-1997),第十二届会长尹尊声(1997-1998),第十三届会长陈百助(1998-1999),第十四届会长文贯中(1999-2000),第十五届会长陈爱民(2000-2001),第十六届会长李稻葵(2001-2002),第十七届会长林双林(2002-2003),第十八届会长宋顺锋(2003-2004),第十八届会长刘国恩(2004-2005),第十九届会长张晓波(2005-2006),第二十届会长李海峥(2006-2007),第二十一届会长侯维忠(2007-2008),第二十二届会长王红(2008-2009),第二十三届会长洪永淼(2009-2010),第二十四届会长王艳灵(2010-2011),第二十五届会长陆丁(2011-2012),第二十六届会长方涛(2012-2013)。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似乎尚未留意学会史料的整理,这是比较遗憾的事情。尽管小凯没有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但是,不只一个人认为小凯是里面的灵魂人物。徐滇庆认为,得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是,小凯在关键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成熟的理性。在这拨人里面,小凯年龄略长几岁,我觉得,小凯之所以高度成熟的主要原因,不是年龄,而是十年监狱大学的历练和思考使然。


中国蹲过监狱的人并不少,"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少学者蹲过牛棚和监狱,不少人学养远高于小凯,但是,从监狱出来之后,也没见展现出理性的清明。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经折磨、饱尝辛酸,容易产生颓唐的社会心理。但是,杨小凯经历磨难,重见天日,依然秉持道义,特立独行,流淌的并不仅是成熟的理性,可贵的是他的良心,还有对中国这片大地的挚爱。


如果不是这样,在国际学术界功名成就的小凯,完全没有必要,奔走呼号,批判"国家机会主义"、揭示"后发劣势"、主张"土地私有权"。这些言论之所以能够振聋发聩,除了思想的穿透力,清通的文采,小凯对于中国的大爱,确实感动着无数的人们,小凯具有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高尚人格。


林毅夫也参加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立大会,没有更多的资料表明林毅夫在这里面起的作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陈平先生曾经有动情的回忆,认为小凯是自己进行争论而尊敬的唯一一人。


(四)


1987年,林毅夫学成回国,成为大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林毅夫先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任副所长,3年后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同事--周其仁,那时候就与林毅夫是搭档,林毅夫的学术伙伴蔡昉、李周,都是那时候认识的。


1994年,林毅夫对自己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景,不是特别乐观,因缘聚会,到北大筹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自己的说法是,此时觉得经济学教育非常重要,所以投身北大。林毅夫身份特殊,有关方面是否特意安排,林毅夫没有披露,外界也不得而知。


吴树青是一位老派的经济学家,以批判市场经济和股份制闻名,因为特殊的机缘,1989年暑期,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被安排成为北京大学校长。笔者2003年在北大访学,不少学者,对这位校长,相当无语。但是,同样这位吴树青,玉成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所以,在林毅夫眼中,吴树青是很有气魄的。


北京大学有很多外人看不懂的东西。比如说,北京大学既然有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为什么还要成立一个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院由"土鳖"刘伟执掌,师资多数也是"土鳖"。林毅夫抛开经济学院,一方面,显示林毅夫超常的能量;另一方面,很有可能"海龟"和"土鳖"之间,理念迥异,难以沟通。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全部由"海龟"构成,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当然,现在大陆的财经类院校,由于钱财丰厚,吸引了众多"海龟",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都是"海龟"云集的地方。


当年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于2008年10月25日下午,蜕变成为国家发展研究院,首任院长周其仁解释:并不表示,经济中心已升格为国家级机构,只不过有志研究,国家发展当中面临的重大问题,研究以人民为本位的国家发展。但是,国家发展研究院,确实给人强烈的印象:这家机构的主旨并不是经济学教育,而是奉献"大国策"的智囊机构。


1994年,距邓公南巡发表讲话,不过两年,大陆学府充斥着腐朽的气息。"海龟"经济学家不大成气候,当时的林毅夫,喜欢到茅于轼先生主持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共同进行学术探讨,不敢说相濡以沫,至少是同声相和,同气相求。


早在1996年,小凯就来到北京大学,教书育人。只不过联系单位是光华管理学院,小凯一度,每年都在光华管理学院短期任教。据说在过年联欢的时候,张维迎登台唱陕北酸曲,小凯则表演小品。知情者介绍说,那次小凯扮演一个求婚者,一上来就说:"你嫁给我吧!我不是同性恋,也不是艾滋病",惹得哄堂大笑。


小凯曾经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学术讲座。查阅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电子版的每月动态,有关小凯在这里进行学术讲座的消息,有三条: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瑞安经济理论与政策研讨系列讲座 1999年第47讲,1999年12月11日下午,杨小凯教授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发表题为《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西方研究中国经济的两派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的主题演讲。令小凯欣慰的是,挚友茅于轼老师专程赶过来,聆听小凯的演讲,并在互动环节,进行切磋交流。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老朋友海闻,就乡镇企业到底是制度创新,还是给定条件下的次优选择,与小凯进行探讨。


2000年11月10日,杨小凯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题为"不完全劳动合同、非对称剩余索取权和权威以及企业理论"的讲座。


2000年11月20日(周一)晚19:00-21:00,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邀请杨小凯教授做客在线论坛,论坛名为"经济学漫谈",全国各地不少学生参加,这次漫谈成为北大学生网一段时间内的热门话题。


小凯对林毅夫,有很多话要讲,希望在芝加哥受到熏陶的林毅夫,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后发劣势"。但是,已经成为智囊的林毅夫,择木而息。曾经担任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陈平、易纲、海闻,集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是小凯乐见的。小凯特别看重的周其仁,也于2000年来到经济研究中心,这令小凯有点宽慰。


其实,在《西方研究中国经济的两派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的讲座中,杨小凯已经洞察,中国国家机会主义正在制度化,表面的经济繁荣,已经被保守派作为维护稳定的最佳借口。这让小凯很是忧虑。2000年底,在天则经济研究所,杨小凯发表"后发劣势"的演讲,于无声处听惊雷!


2002年,病痛中的小凯听到了大陆学者的回应,回应小凯的,不是别人,正是林毅夫。2002年6月12日,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它也是对杨小凯先生在天则研究所的一篇发言稿《后发劣势,共和与自由》,以及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的一个直接回应。


通过《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这个演讲,让知识界看到,林毅夫国家机会主义者的真面目。


梁小民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要觉得留学的人就一定优秀,留学的知识分子和在国内学习的知识分子身上有同一的缺点。以色列有一句话:'到过麦加的驴子也是驴子。'象林毅夫这样的人,典型的御用,努力靠近御用。他也是从芝加哥回来的,受过自由主义的熏陶,还是台湾人,但是呢?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林毅夫的有些话,恐怕他自己也知道是在胡说,比如说什么2010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学家要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现在连这样的基本素质都不具备,他完全是在迎合某些集团的虚荣心。现在的知识分子里有骨气的人太少。因为人们受到的利益诱惑太多了。"


周其仁承认,小凯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的卓越地位,认为顾准和小凯可以构成中国经济学的传统。顾准和杨小凯这种传统,默默沉潜在中国文化的河床中,汇万千溪流,东流入大海。林毅夫只是大海上的浪花,杨小凯,则是气势磅礴的大海。


注释:


〔1〕 徐滇庆:《艰辛求索 百折不挠--悼念杨小凯》,《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杨小凯纪念文集》,中信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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