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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湘穗:币缘政治是当代政治的核心

更新时间:2017-05-14 00:32:28
作者: 王湘穗  
“资本是死劳动,像吸血鬼一样,必须吸收活的劳动,方才活得起来,并且吸收得愈多,它的活力就愈是大”。马克思也看到,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要素,具有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这构成了“资本的文明面”。

   资本所具有的文明和反文明的二重性,使人们一方面利用资本来促进生产,另一方面又在编织防范资本的篱墙,试图阻止资本干预人们的生活,尤其是限制资本进入政治领域演变成对社会的支配者。然而,当资本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制度,甚至会衍生出一整套意识形态及行为规范:由资本建立的工厂和租用的写字楼,在不断塑造维系资本增殖所需的蓝领和白领劳动者;资本创建的学校在批量化生产劳动后备大军;资本控制的媒体,决定社会可能得到什么样的信息、看什么样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欣赏什么样的艺术和拥有什么样的美感;资本提供的政治捐赠,决定什么样的政治家可以在选举中获胜,什么人将会被淘汰出局;资本力量决定了什么样的法律可以通过或废除,什么样的律师可以赢得诉讼;资本的资助决定科学家进行什么样的研究,而技术成果是被迅速推广还是被束之高阁也取决于资本对其赢利前景的判断;军事工业—资本集团,塑造着暴力的形态和作战样式;金融资本集团则决定着世界的和平与战争。资本不仅成为社会的支配者,也成为世界乃至地球生物圈的支配力量,这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摧毁社会生产力和奴役人们的反文明一面。

   在经历数百年的扩张之后,资本主义体系已经涵盖全球,资本通过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世界体系主导国家的控制,实现对世界其他地方和国际社会保持着决定性的影响力。资本的权力无处不在。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大量贫穷国家和民族,成为维持资本不断增殖和发达国家持续繁荣的基础。正因为如此,资本统治世界而导致的绝望,成为世界性恐怖主义和文明冲突之源。

   最早认识到资本主义弊端的马克思,提出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推动了延续百年、波及全球社会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种对世界近当代历史影响最大的思潮。近年《资本论》在全球热销,说明其至今仍保有强大的生命力。从社会实践的情况看,无产阶级斗争的确抑制了资本的残酷积累,与虎谋皮般地在欧洲广泛建立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化社会,并在一些地区建立了具有各自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福利化社会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边缘地带国家,而社会主义实践还局限在一定地域,但还是在一定时空范围遏制了资本的恶性膨胀。

   现代西方学者也认识到必须抑制资本。在苏珊斯特兰奇看来,要冷却已经膨胀起来的全球赌场,恢复因失控而陷入无序的金融体系,可以开出诸如通过国际合作清理债务或改革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等许多“处方”。然而,要让“处方”可行,首先要从转变华盛顿的观念开始。因为美国现在实际上控制着全球体系,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国际组织采取的行动就没有权威。可问题在于,已经被金融资本控制、高度依赖于金融市场及其利润的美国,如何才能抑制资本的贪婪,控制“大到不能管”的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诸如给飞快旋转的资本之轮加点沙子的“托宾税”,或者是皮凯蒂征收资本累进税的主意,都有劝诫资本“回头是岸”的善良愿望,却都难以实施。税收是政治,无法离开强力的保障。索罗斯在《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一书中则提出要管制全球金融市场,因为金融资本比其他资本更具流动性,它可以轻易地削弱国家对资本征税和管制能力,使世界更加不公平。然而,全球金融秩序的不稳定性尚没有制度性的解决办法。他的建议是人们要放弃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废除国家货币。另一些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有长期实际工作经验的实务决策者和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了另一种选择——“受控制的解体”——即世界经济体系退回相互隔离的状态。这些看法与建议存在着共同的弦外之音——现存的秩序难以延续。虽然这类看法自提出后就饱受争议,却日渐成为一种代表性意见。

   管控资本,首先在于要从政治上对金融资本尤其是衍生金融资本进行必要的限制,其中也包括对金融市场的管控。根据波兰尼的观点,市场应该嵌入社会,而不能成为分裂社会的因素,更不能替代或主导社会。资本市场也是如此,它应该在社会的有效管理下,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金融衍生资本具有自我膨胀、无限榨取社会肌体资源的倾向,这使其成为人类社会之癌。在管制全球金融资本和金融市场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政治作用,要利用公权力对资本、市场进行必要的管控,通过法律、政策、税收等多种手段,防止金融衍生资本成为社会的主导、成为控制人类的异己力量。

   管控资本还应发挥币缘所具有的内在约束力。资本的增殖必须通过交换,而货币是交换的基本工具,币缘作为从货币和资本中衍生出来的社会性因素,对货币与资本具有内在的节制作用,并在不断对过度膨胀的资本进行着对冲。这是因为资本的增殖,无论如何虚无缥缈,都必须使用货币及衍生工具,因而无法脱离具有社会性的币缘来实现。华尔街的金融衍生资本,无法摆脱美国法律、政府政策、议员态度的影响,而这些与美国的就业、舆情、媒体、理念紧密联系,“占领华尔街”的街头运动、总统参选人对华尔街的批判,包括产业资本家在内的亿万人的实际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甚至自然界对资本极度扩张带来的灾害性反应也会对资本产生节制作用。尽管金融衍生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地理因素和国家的羁绊,却无法彻底割断所有的社会关系。币缘中所蕴含的社会性,依然是阻止金融衍生资本走向极端化持续积累的最重要制约因素。

   币缘因素对金融衍生资本的制约,还体现在币缘圈的出现。币缘圈是多元货币体系的空间形态,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构。通过组成币缘圈,可以约束单一货币体系的影响范围,使其不能获得全球性的绝对权力。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开始出现了以人民币等发展中国家货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工具的新趋势。特别是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建立,使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体系可以摆脱由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结算系统,获得了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独立性目前的全球金融结算主要依靠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这是国际银行间非营利性的合作组织,却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金融交易网络。。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泛亚区域的币缘圈,可以与其他币缘圈一道对全球金融资本进行有效制约,为人类社会找寻一条摆脱资本控制与剥夺的组织化路径。

   毫无疑问,面对本性难移的资本和高度复杂的人类社会,没有包治百病,包打天下的法宝。发挥币缘的社会性功能,只是管控资本的诸多工具之一。归根结底,币缘是缘而不是因。正因为如此,以币缘管控资本要做到不过与知止。我们不能彻底否定资本、虚拟资本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是要抑制资本的贪婪本性,不可将资本增殖作为社会唯一或优先的经济目标,防止资本控制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并获取对社会的支配权。

   知进者雄,知止者圣。知道并发挥币缘的作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要认识币缘的局限,则更加困难。

  

全球新秩序的中介


   币缘产生于货币,自然与货币有相通之处;两者是相互联系亦有区别的因缘关系。货币是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是方便交易的媒介,是人们彼此信任与合作的物化载体,是币缘之因。人们之间的每次交换,既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博弈,也是交易双方对共同价值的确认过程。在交易之中,就产生了超出经济范畴的价值观认知与交流。捆绑不成夫妻,强迫不是买卖。一次成功的交易,往往就是一次伴随着兼顾彼此并相互认同的社会交流,就是对信任的一次强化。交易是人们自愿和他者进行劳动交换的行为,是劳动的社会化过程。人们之间每一次交换的出发点虽是为了满足个体需求,而交易的结果却是在完成一次互利合作的行为,人们因此形成了一种合作关系——这是由币而生的缘。

   币缘是人们在合作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进行交换的人们,必须进行价值的通约,这就需要对共同价值尺度达成认同。每次对共同价值的确认都伴随着一次互利合作的实践,而每一次互利合作的实践也在强化共同价值的认同,这一过程既在巩固经济性联系,也具有增加人们之间认同和联系的政治意涵。通过对资本的抑制,人们之间的每一次交易,都是对交流合作的一次强化;千万次不断重复的互利合作,将会在不同人群之间建立起信任感,并升华为具有共识性的价值认同,逐步发展出相互信赖、持久合作的关系;基于信任的合作,是建立秩序的重要前提。币缘通过人们持续而频繁的相互作用,虽缓慢却坚韧地推进着人类共同体的形成。这是币缘能够成为社会秩序中介的原理,其中也蕴含着全球治理的新逻辑。

   币缘理性的核心,是基于共识的交流与合作。币缘的作用,就在于维持人们之间持续的互动,巩固社会的互利合作关系。在货币经济不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时代,币缘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弱政治现象,主要体现在推动社会间不同人群交流和不同体系社会间的合作,促进“跨体系社会”间的和平相处。在人类共同体从氏族、村镇等小单元向城市、国家等更大社会单元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币缘曾经是权力的杠杆,也是扩展人类共同体规模的重要工具。即使在不同文化、宗教、种族的背景下,币缘亦起着打破阻碍,化解对立,促进彼此认同的作用。币缘既是国家间利益博弈的工具,又是国际社会彼此联系的纽带,是形成国际秩序的中介。同样,在币缘政治中不仅存在着博弈,也包含着合作。

   币缘的哲学,是承认世界多样性和多样性有条件的统一,而币缘则是多样社会统一的重要条件。历史上币缘的每一次重大变化,往往导致旧秩序的瓦解和新秩序的诞生。在全球新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币缘可以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在洲域内部,币缘可以促进各国之间互动交流,培养合作习惯和提高相互认同;在洲域和币缘圈之间,币缘可以通约不同利益,寻找彼此间的最大公约数,减少对抗,扩大合作。

   从现代技术的发展和历史演变的趋势看,去中心化的时代正在来临,以某一国家作为世界财富与权力中心的帝国式体系难以再延续。未来世界的发展前景将不会再是传统权力转移式的霸权更迭,金字塔式世界结构将被突破,取而代之的将是网络节点式国家和洲际共同体为基础的新体系。分布式的洲域共同体,是多个独立自主又能互利合作的国家,以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为目标组成的超国家组织。它将与各种非政府的社会组织一道,构成趋向于合作最大化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体系——这是人类真正走出丛林世界的全球新秩序。

   币缘是新秩序的黏合剂,币缘理性帮助人们实现交流、恢复信任和形成新认同,它能够促进国家间的合作与交流,促进洲域共同体的形成,还可以进而引发新一轮的全球化。在趋于瓦解的旧秩序与尚在建构的新秩序之间,币缘是连接彼此的纽带。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新币缘的基础,人们在建构未来全球秩序的时候,务必高度重视多元货币体系的构建,各国和世界的领袖们必须亲自参与设计和推进,而不能将其交付于金融资本家或金融专家。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尤要警惕和抵御在金融资本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军事力量,防止它们运用先进的暴力技术和通过制造危机来破坏世界的总体和平环境,以期逆转国际金融资本集团正在衰落的趋势。

   也许在这次全球秩序的转化中,我们可以币缘为中介,在旧体系与新秩序的鸿沟间搭建沟通彼此的桥梁,让高傲的山巅之国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以食利国的身份一步步优雅地落入凡间——一个多元多样、彼此兼顾、共生共在的世界,而不必重蹈打碎世界再重新建设的覆辙。

   尽管这很难,却值得一试。因为对于人类来说,合作优于对抗。通过交易分享利益,总比相互厮杀要强。

   本文摘自《币缘论:货币政治的演化·序言》(王湘穗著,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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