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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贯中:抵达刘易斯拐点的中国道路及其后果

更新时间:2017-05-13 01:42:40
作者: 文贯中 (进入专栏)  

来势汹涌的逆全球化暗流给我们什么警示?


   都说世事难料。全球化突然变得吉凶未卜,便是一例。工业革命后,一直以全球化的坚定旗手自居的英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惜凭借枪炮、战舰,推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将英国治下的全球化强加在各国头上。后来居上的美国,则通过推动殖民主义的终结和建立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四大国际组织,将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推向新的高度。然而,因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究竟是福是祸莫衷一是,两国一半左右的民众近来竟生出深深的悔意。英国选择了退出欧盟的惊人之举;美国则选出了扬言要重新谈判乃至废弃各种贸易协定的特朗普担任总统。不但一直以来作为全球化旗手的英美两国萌生急流勇退之心,面对全球化带来的苦乐、利弊在各国间的分配严重不均,不少民众对全球化也日益观望。逆全球化潜流正悄然兴起。

   令人高兴的是,不到四十年前,还在质疑李嘉图比较优势学说是否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张目的中国,近年来却以全球化最大受益者的身份,一跃成为全球化的积极推手。英、美、中三国在全球化潮流中的角色发生如此逆转,可说始料不及。真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老话。本来以为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历史潮流为何出现如此汹涌逆流,对全球化的最新推手中国来说,值得深思。

   全球化出现逆转,并非第一次,原因还在于全球化从一开始就面临各国五花八门的理念和参差不齐的制度所构成的障碍,全球化带来的增益在各国间苦乐不均的分配也容易引起反弹。例如,比起全球化的先驱英国,中国就一度是个不知不觉者。早在18世纪后期,借助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洗礼,原本处于欧洲边陲之地的英格兰国力大盛。中国此时却对世风已变黯然无知,仍将外人一律视为蛮夷。最怕被中国误以为不过是又一个未开化民族的英国,一心想打开中国大门,特地在本国上层精英中物色出类拔萃的一时之选,携带了英王语词恳切的私人书信,精心挑选出显示工业革命魅力的各色礼品,在马戛尔尼的隆重率领之下,不远万里前来求见乾隆皇帝,恳请中国同意自由通商。不料英国这一请求竟遭中国断然拒绝,理由是中国地大物博,不稀罕国外产品。英国的科技也被贬为雕虫小技。乾隆对自由贸易的拒绝,使中国加入全球化不但被无端推迟半个世纪,而且最后的被迫加入,也已在鸦片战争败局之后,备尝城下之盟的苦涩。

   在全球化处于新的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回忆这段历史自然并非无的放矢。改革、开放政策不但正暗暗对应市场化和全球化,也使中国分别尝到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甘味。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化和全球化,特别是关于自由贸易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基本结论,本来为中国所坚决拒绝。但是,最近三十多年的切身经历使中国深刻体会到,上述结论并非虚妄之言,而是以慎密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为基础的。

   近代以来,英国带领的全球化,其实是其国内奉行彻底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因而由英国引领的全球化其实是基于市场原则,即基于等价交换,自由贸易。全球化的潜在增益首先来源于李嘉图所证明的比较优势。按照这一理论,国家不分大小,无论是否经济发达、效率超人,或是经济落后,效率低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比较优势,以此得以通过自由贸易获利;全球化增益的第二个来源在于由克鲁格曼所证明的规模报酬递增。具有这种特征的产业,即使位于国内市场狭小的国家,也能因全球市场的开拓而得以大大降低单位生产成本,更不要说具有市场的天然优势的大国。这两大增益来源要真正实现,非要借助全球化。所以,问题不在全球化能否带来真正的增益,而在于其增益能否为最大多数人分享,而不为少数人独占。作为旗手的英美两国在民意的夹持下,似有急流勇退之意。这一事实显示,在强调效率的同时,不能一味忽视收入分配。

   本文将基于市场化原则、能够兼顾效率和公平,作为良性全球化的定义。作为全球化新旗手的中国,今后面对的最大挑战,不但是如何借助全球化促进各国合理分工,提高生产效率,而且无法回避全球化增益的分配公平问题。事实证明,全球化只有成为上述定义的良性过程,才能行之久远。而且,如果在推动良性全球化的同时,中国能以自身的榜样做世界的表率,则更能令人心服口服,事半功倍。

  

全球化要成为良性,必须首先实现要素在国界内的自由流动


   主流经济学的一个结论是,如果生产要素,例如土地、劳动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在所有方向上都能自由流动,自由交换,则不但能促进效率,也有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要素自由流动,导致效率提高的理由如下。要素能自由流动,就能自由组合,通过试错,就能产生可以实现自身最大价值的最佳组合。换言之,经济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是通过每种要素都能实现自身最大价值而实现的。如果因地理或制度的原因,迫使某些要素牺牲自己的价值,以便使另一些要素实现最大价值,这种组合必定牺牲经济体的长远利益,例如奴隶社会,无论就效率还是公正,都十分不可取。

   要素自由流动,也能改善收入分配,理由如下。某种要素在某地之所以能获得暴利,也称经济租,当地的供给一定存在严重短缺。如果能排除该要素从其他地方,甚至其他国家自由流入的障碍,则该要素在该地的价格必然下降,导致经济租的暴利机会就会消失。同理,有些要素在某地之所以价格低廉,无人顾问,是因为受到地理或制度的阻碍,无法自由流动到这种要素短缺的地方,实现自己的更高价值。所以,在所有要素能够自由进退的竞争性环境中,要素获得暴利的机会既不可能长期存在,价格低廉,无人问津的情况也不可能长期存在。要素在这种环境下,既无法取得暴利,又能充分实现自己正常的价值,必然有利于贫富悬殊的改善。

   要发现要素的长期均衡价格,必要条件是允许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由交易,这其实就是市场化。既然全球化追求的正是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自由交易,所以,全球化必然以市场化为前提。正是基于这个理由,良性全球化必定要求在一国边界之内允许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由交易,一旦全球化后,才不会加剧本国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理由如下。如果一部分要素借助自己的地理、政治或教育等优势,得以通过全球化,通过自由交易,实现自身更高的价值而获益;而另一些要素因为没有上述优势,而被屏蔽在全球化过程之外,无法分享全球化带来的获得自身增益的机会,则这部分要素的收入分配就会相对恶化。

   要素的流动可分水平方向和垂直(指阶层之间)方向。一般来说,地理障碍仅仅是造成要素在水平方向上流动阻滞的障碍之一,更主要的是禁止要素自由交易,禁止货物自由贸易的制度。与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相比,地理障碍毕竟还容易克服。即使并无舟楫之利的远古时代,人类都发生了横跨大陆或远渡重洋的大迁移。到了近代,技术的改进和财力的增长,修路、铺桥、建设机场、开通港口的能力大增,越来越多的地方交通变得大为便捷。影响水平流动自由度的越来越是制度性的障碍,地理障碍的影响日益下降。

   和要素在水平方向上的流动性障碍相比,要素在垂直方向上的流动阻滞则主要来自不合理的制度,也是今后大家更应关注的。如果一部分要素获得制度性特权,能够比较自由地流动,例如中国的城市土地,另一部分要素受到制度性的歧视,不得入市或转换用途,以实现更高价值,例如中国的农村土地,则要素的收入差异就难以弥合。影响垂直流动的主要障碍除了制度性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来源于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的差异,使蓝领和白领之间难以自由转换,因而低收入阶层难以向上流动。城乡教育质量的良莠不齐,既可能来自农村教育设备的简陋,也可能来自农村学生因机会不平等,觉得读书无用。两者都可能造成人力资本差异。所以,教育设备和社会制度两者相互交叉,造成教育质量在城乡之间的显著差异。

   若没有政府的政治意愿,主动发起改革,或至少服从民意,顺势而为,则制度障碍只能靠流血革命才能得到拆除。消除不同阶层在人力资本上的差异,并使就业机会不因户籍的不同而不同,既与推广教育的努力有关,也与废除歧视性的制度安排有关。东亚的经验表明,农村人口在接受良好教育之后,如果没有进城定居的制度性阻隔,仅仅几代的时间便能从社会底层整体性地上升到中产阶级。

   在现有的全球化框架下,非熟练劳动和土地这两种生产要素在国际间并无自由流动性,唯有资本和熟练劳动深受各国欢迎,获得高度的流动性,因而资本和熟练劳动的拥有者的收入高出一般民众。例如,资本可以从劳动成本比较昂贵的国度流向劳动廉价的国度,在那里和廉价劳动结合,生产各类劳动密集产品,然后高价返销本国,获取暴利。如果要防止本国非熟练劳动收入的恶化,就要帮助他们提高自己的技能。又如,如果资本可以容易地流向土地供给严重短缺的地方,当地土地的用途转化又受到不当管制,造成了地价和房价的奇高,则资本可轻易获得该处的地产和房产的暴利。

   由以上分析不难理解,为何对全球化持有最多疑惑的是美国中西部的广大居民。恰成对比的是,东西两岸居民却大多支持全球化的深化。细思其中的原因,其实和要素流动自由密不可分。主要由于地理,而非制度的障碍,美国广大内地的要素要和世界融合毕竟多了一层距离带来的障碍,因而无法像东西两岸一样得到全球化的眷顾。几十年来,虽然这些地方知识和技能较高的人口可以逐渐移往东西两岸,但是代表资本利益的当地企业可以更迅速地移往别处,甚至外国。当地剩下的居民因在技能和知识的升级上(所谓垂直的流动性)受到阻滞,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收入水平难以提高,当地居民对全球化的怨愤自然会与日俱增。

   此刻回顾一下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的定义,会有特别启发。帕累托改进所需的条件过于严格,要求某人福利的改善不得损害任何人的利益,使得现实中很难有改进的机会。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将条件放宽,只要某种改进对获益者所带来的增益大于受损者的损失,便值得尝试。不过,这样一来,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的可行性也就聚焦到一点:如何说服受益者拿出足够的增益补偿受损者。

   这里除了涉及如何估算增益和损失,关键是如何对受益者和平地征收他们的部分增益并公正地转移到受损者的手中。政府既然是唯一拥有合法暴力的政治力量,由政府担任这个角色自然最为合理。这就对政府提出很高的要求。如果政府本身没有诚信,贪污、腐败、中饱私囊横行,或者软弱无力,没有福山所说的国家能力,无法实施征税和收入转移,自然无法担当这一重任。潜在的受益者和受损者如果对政府没有信心,这种利大于弊的改进就难以发生。如果将上文中的“改进”理解为改革,则所谓的改革就难以推行。

   当然,全球化的潜在增益远未穷尽,总会吸引各国或迟或早、或快或慢地重新参与到全球化中。但是,全球化的增益在各国之间的分配,以及在各国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和地区之间的分配,因为各国内部对要素自由流动实行不同的限制而有不同的结果。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下,并无整个世界的统一行政当局,强制各国实行要素自由流动,更无法对国际间因全球化带来的增益和受损实行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在这种情况下,提倡全球范围内要素自由流动的困难自然比在一国之内更为困难。

观察英美两国之所以能够长期担任全球化旗手,原因并不简单。两国不仅各自产生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提倡各种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理论,而且先后成为允许境内要素自由流动的表率,才能各领风骚一百年。以美国为例,首先实现了所有要素在境内的自由流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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