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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再论国民党对商会的整顿改组

更新时间:2017-05-08 20:59:01
作者: 朱英 (进入专栏)  
而商民协会的成员除少数大商人之外,主要以中小商人为主,还包括店员在内,因而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利益都不可能完全趋向一致,自然会在一些相关的问题上意见相左尽管商民协会是国民党直接组织的商人团体,有国民党强大的政治势力作后盾,但成立己数十年的商会也早己在工商界奠定了不可忽视的地位与影响,在与商民协会的冲突中并非都处于下风,常常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一部分商民协会曾希望借助国民党的政治权力将商会合并接管或是取消,国民党中央商民部也曾一度表示同意,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旧有商会组织不良,行动乖谬,应予提议取消,以改善并统一商人之组织”一案,商民协会更是攻击商会“在在阻挠商协之会务,我党商民运动良以此为心腹之患”(5)

  

   1927年3月,成都市商民协会呈文国民政府,指出“成都总商会自前清末叶成立以来,即由官僚主持于上,商听命于下”,要求明令予以取消。国民党中央商民部表示:“该旧商会劣迹昭著,殊堪痛恨,为此令仰该省党部商民部查照原呈各点酌量情形核查具复。”(6)4月,长沙市商民协会呈请“将长沙旧商会实行取消以便统一商民组织,集中革命力量”。湖南省党部商民部表示支持,并呈文中央商民部说明旧商会“每与各地商协暗相抵触,有妨商运之统一,当此革旧维新之际,自应铲除此种障碍”。中央商民部认为“长沙全市商民均己加入市商协,同一地域实无两团体并立之必要”,也予以批准。(7)5月,中央商民部还曾同意南昌市商民协会接管南昌总商会。(8)于是,其他一些地区的商民协会也纷纷仿效,甚至不经呈报即自行其事,结果引发许多矛盾。国民党中央商民部又于5月报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除己经接管省份不计外,嗣后各省商民协会筹备处等团体对于旧商会之接管,应事前先行呈请中央予以核准,经中央党部核准,然后遵令接管”。(9)由于无论是取消还是接管商会,尽管有国民党中央商民部的训令,但实施起来仍遭到商会的强烈反对,使商会与商民协会的矛盾冲突更加尖锐。因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2次会议议决的结果是“不准接管”。中央商民部又赶紧向各省党部商民部发布通令,说明“除湖南、江西己经接管不计外,合行该省党部商民部商民协会等团体遵即以后对于旧商会不得任意接管。(10)不过,国民党也并未因此而完全改变对待商会的态度,只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转而采取另一种权宜之策下引一份国民党民部档案中查到的,从中即可看出这一微妙的变化。

  

   现各省市县商民协会呈拟备案者极为繁伙(本月底另有详表报告),惟商协组织愈发达,而旧商会抵抗亦愈力,双方暗潮时常接触,加以旧商会类多大资产阶级,藉有数十年之历史,经济上之地位、社会上政治上的地位均在商协以上至于商协均系新近成立,组织之分子多系中小商人,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的地位远不及10商会本部虽负有改选[原文本为“改组”,后改为“改选”一一引者],旧商会、领导商民协会之职责,然以旧商会之势力在经济界金融界占有优越势力,而政治之运用,如发行票券公债筹借饷糈等,与旧商会又有较为密切之关系,骨子里虽具有改造旧商会之坚决意念,而表面上又不能不与以相当之周旋;对于商协会虽居于保护领导之地位,而表面上又不宜予以优越的权力。故本部对于旧商会拟采用阳予委虼暗施软化之方法,或消极方面设法剪灭其旧势力,积极方面设法促其参加国民革命。对商协采取一实际援助之手段,如予以补助费,添予政务等,而表面上对商会、商协一视同仁。(11)

  

   显而易见,由于国民党起初制定商民运动方案时,对工商界和商会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没有认识到商会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重要影响与作用,对商会采取了比较偏激的举措,一些商民协会据此对商会强制进行接管和取消,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遭遇到许多困难,使商民运动的发展受到严影响。鉴于这种状况,国民党又不得不对商民运动的方略稍作修正,转而采取表面上对商会、商民协会一视同仁,实际上仍在各方面支持商民协会削减和“改造。商会势力的方略当然,这一新方略并不表明当时国民党对商会的性质有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认识,只能说是国民党在不得己的情况下,面对现实而采用的一种稍显缓和的隐蔽手段正因为如此,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冲突矛盾也没有因此而消除,甚至在不久之后又出现了更为激烈的商会存废之争。

  

   有的论者指出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也有相互合作的表现,特别是“商民协会在成立初期,与商会组织互相渗透,行动互为表里,二者团结合作,共同致力于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但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大革命失败,商民协会与商会的矛盾冲突不断发生进而激化。(12)从一部分地区的情况不难发现,在要求废除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等斗争中,商民协会确曾与商会共同联合开展过一些活动,这并不奇怪。因为尽管商会以大商人居主导地位,商民协会以中小商人为主,相互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同为商人团体,又在某些方面有利益相通之处如苛捐杂税损害整个商人的经济利益,发展工商业则是整个工商界的一致要求,帝国主义的奴役更是对整个中国民众的凌辱,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商会与商民协会并没有什么利益冲突,能够协调一致地合作开展活动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与总商会还曾于1927年5月联合召开武汉商民代表大会共议有关金融问题,除汉口商协和总商会各派代表15人之外,武昌商协和总商会也各派代表12人,双方代表“均有发言权、表决权及选举权”(13)。但是,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早己有之,并不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才不断发生进而激化即使是在商民协会与商会合作较多的广东,情况也是如此1926年9月广东省务会议致国民党中央商民部的一份公函即透露了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矛盾由该函可知,广东全省商民协会先前曾致函省政府,提出广东第一次商民协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指明:“各地倒闭商店从新皆由旧商会开投,种种舞弊情形不知凡几,现在商民协会经己成立,旧式商会己无存在之必要,开投倒闭商店由商民协会执行,庶直接足以巩固商民协会之威信,间接足以打倒旧式商会之根基”。这显然是要削减商会在这方面的权力并取而代之,也是商会所无法应允的广东省务会议商议此事后,认为“事关全省革命商民代表公意”,“自当敬谨接受”,遂呈报中央政治会议核夺,旋奉函饬移交商民部讨论核定办法。(14)此事的最终结果虽不得而知,但却己经反映出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其意欲“打倒旧式商会之根基”的言词,也和盘托出了商民协会对待商会的态度

  

   四、国民党的应对与抉择

  

   在1927年下半年及以后的近两年中,许多地区商民协会与商会的矛盾冲突日益激烈,并且直接关系到这两个商人团体的存废等重大问题商民协会竭力要求取消商会,商会则给予猛烈回击。特别是在最大的工商业都市上海,由于地方党部公开支持商民协会,这一冲突己达到白热化程度,几乎使整个工商界都陷于混乱之中。面对着这两个团体愈演愈烈的冲突,国民党中央起初希望进行调和,使两个团体并存,职能各有侧重因为此时的国民党中央己意识到商会与商民协会并存己是难以改变的事实,故而在《商会法草案要点说明》中指出:“起草新商会法有一前提应最先决定者,即商会与商民协会应否并存是也查商会与商民协会之存立,在今日己为公认之事实”。(15)工商部长孔祥熙还曾阐明:“查商人团体之组织,依据本党民众联合之事实,虽只有商民协会而无商会,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公布之对外政纲,己明白确定商会为各省职业团体之一。”(16)1928年7月,国民党中常会第157次会议议决“将商民组织分为两种,一为商民协会,一为商会,而以商会代表大商人,商民协会代表中小商人”。“商民协会受党的领导,商会受政府管理”。之所以需要二者并存,是因为“商会为本党经济政策之所在,商民协会为本党革命力量之所存”。很显然,此时的国民党对商会作用的认识与以往相比己有所变化按照国民党中央的解释,商民协会为商人的集团,认业商的自然人为会员,以图谋商人之福利为目的;商会为商业的集团,认同业公会或商业的法人为会员,以图谋商业之发展为目的“此原则一经确定,则商民协会固可由商人总会、店员总会、摊贩总会联合组织,但其组织分子则完全为商界的自然人,与商会之以业为组织单位者迥有不同。(17)

  

   这一决议显然改变了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时所议定的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方略,因此对商会而言是一个福音,而商民协会则对这一决议深表不满,认为商民协会与商会二者只能保留其一。在国民党三全大会召开前后,许多商民协会继续强烈要求取消商会,认为“商协会之组织,根据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商民运动决议案,实为辅助革命及代表商民利益之大团体,今与商会并立分存,不免有骈枝赘瘤之现象敝会以为党部政府认商协而废也,则明令取消之;商协而万无取消之理也,则当统一其组织,巩固其团结,使商民运动亦如农民之仅有农民协会、工人之仅有工会。(18)1929年3月国民党三全大会在南京召开,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上海南京、天津等四省三市的国民党党部又提出议案,要求取消商会,统一商民组织,上海总商会的冯少山等人则以全国商会联合会的名义,召集各地商会代表30余人赴南京请愿,坚决反对取消商会,要求“遵守总理宣言”,“全国商会之应予永存”(19),并进而提出了撤销商民协会的要求其他商会与同业公会也函电纷驰,予以呼应,明确阐明“商会为我全体商民所组织之正式法定团体,于历史上有悠久之系统,于革命上有昭著之功绩,今闻三全大会代表竟有撤销之提案,商民协会竟有解散之请愿,群情骇愤,莫可名状夫商会者为我全体商民所托命,今将横被摧残,所谓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巢之欲倾,卵将安复?我商人当此千钧一发生死关头,能不植发裂齿誓与周旋?”(20)当时,因宁桂双方激烈争议导致战事将起,取消商会的议案在三全大会上未及正式讨论,这一争论也没有结果。但是,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冲突却并未因此而停息在一些地区,商民协会与商会成员之间还发生了斗殴打砸事件,使事态进一步恶化,逼迫国民党中央不得不采取措施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

  

   三全大会之后,国民党即开始整顿改组民众团体,重点是整顿商人团体不过,国民党中央最终解决商民协会与商会纷争的方案,却是将商会整顿改组之后予以保留,取消商民协会1930年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以下通令:

  

   查商民协会原为军政时期应时势之需要而设,现在训政开始,旧有人民团体组织多不适用,曾经本会先后决议交由立法院从事修订。现查立法院制定之新商会法及工商同业公会法,业经政府明令公布;此后商人团体之组织,自应遵照新颁法令办理所有十七年颁布之商民协会组织条例着即撤销,各地商民协会应即限期结束至于原有商民协会份子,除摊贩系属流动性质无组织团体之必要外,在中小商人当然包含于商会及同业公会之内,至店员份子亦经本会决定于工商同业公会法施行细则中增加规定,使其有充任会员代表之机会,是商人团体之组织与名称虽变更,而实际上凡属商人倶有同等之机会。且组织既经统一,则过去大小商人之隔阂,舆夫店东、店员之纠纷,均可根本免除,而共同致力于工商之发展,以增进其相互之利益昔日以少数垄断把持之旧商会,既经商会法施行后为澈底之改革,则商民协会自无分峙存在之必要。(21)

  

   毫无疑问,这一结局大大出乎商民协会的意料之外,也是商会所没有料到的不仅如此,这个结果民党最初推行商民运动时制定的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方略也完全相反其后虽有一些地区的商民协会表示不满,要求国民党中央收回成命,但却屡次遭到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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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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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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