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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黛云:我的公公汤用彤先生

更新时间:2017-05-06 02:14:01
作者: 乐黛云 (进入专栏)  

   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汤用彤先生是在1952年全校学生毕业典礼上。当时他是校务委员会主席,我是向主席献花、献礼的学生代表。由于我们是解放后正规毕业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相当隆重,就在当年五四大游行的出发地——民主广场举行。当时全体毕业生作出一个决定,离校后,每人从第一次工资中,寄出五毛钱,给新校址建一个旗杆。目的是希望北大迁到燕园时,学校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是从我们的旗杆上升起!毕业典礼上,我代表大家郑重地把旗杆模型送到了汤先生手上。如今,50余年过去,旗杆已经没有了,旗杆座上的石刻题词也已漫漶,但旗杆座却还屹立在北大西门之侧。

   就在这一年,我进入了汤用彤先生的家,嫁给了他的长子汤一介,他1951年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我们的婚礼很特别,即便是在50年代初期,恐怕也不多见。当时,我希望我的同学们离校前能参加我的婚礼,于是,赶在1952年9月结了婚。结婚典礼就在小石作胡同汤家。按照我们的策划,婚礼只准备了喜糖、花生瓜子和茶水。那是一个大四合院,中间的天井能容纳数十人。晚上8点,我的同班同学,共青团团委会的战友们和党委的一些领导同志都来了,气氛热闹活跃,如我所想。这是一个“反传统”的婚礼,没有任何礼仪,连向父母行礼也免了,也没有请父母或领导讲话。汤老先生和我未来的婆母坐在北屋的走廊上,笑咪咪地看着大家嬉闹。后来,大家起哄,让我发表结婚演说。我也没有什么“新娘的羞怯”,高高兴兴地发表了一通讲话。

   我至今还记得大概的意思是说,我很愿意进入这个和谐的家庭,父母都非常慈祥,但是我并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简直是“左派幼稚病”!两位老人非常好脾气,丝毫不动声色,还高高兴兴地鼓掌,表示认同。后来,两位老人进屋休息,接着是自由发言,朋友们尽情哄闹,玩笑。

   大家说什么我已不记得了,只记得汤一介的一个老朋友,闻一多先生的长公子闻立鹤,玩笑开得越来越过分,甚至劝告汤一介,晚上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说什么“敌进我退”,“敌退我攻”之类,调侃之意,不言自明。我当即火冒三丈,觉得自己受了侮辱,严厉斥责他不该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来开这样的玩笑!大家看我认真了,都觉得很尴尬……我的婚礼就此不欢而散。我和汤一介怏怏不乐地驱车前往我们的“新房”。为了“划清界限,自食其力”,我们的“新房”不在家里,而是在汤一介工作的北京市委党校宿舍的一间很简陋的小屋里。

   第二天,汤老先生和老夫人在旧东单市场森隆大饭店请了两桌至亲好友,宣布我们结婚,毕竟汤一介是汤家长子呵。汤老先生和我的婆母要我们参加这个婚宴,但我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家庭的做法,结婚后第一要抵制的就是这种旧风俗习惯。我和汤一介商量后,决定两个人都不去。这种行为现在看来确实很过分。一定很伤了两个老人的心。但汤老先生还是完全不动声色,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

   毕业后我分配到北大工作,院系调整后,汤老先生夫妇也迁入了宽敞的燕南园58号。校方认为没有理由给我再分配其他房子,我就和老人住在一起了。婆婆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她很美丽,读过很多古典文学作品和新小说,《红楼梦》和《金粉世家》都看了五六遍。她特别爱国,抗美援朝的时候,她把自己保存的金子和首饰全捐献出来,听说和北大教授的其他家属一起,整整捐了一架飞机。她从来不对我提任何要求,帮我们带孩子,分担家务事,让我们安心工作。我也不是不近情理的人,逐渐也不再提什么“界限”了。她的手臂曾经摔断过,我很照顾她。他们家箱子特别多,高高地摞在一起。她要找些什么衣服,或是要晒衣服,都是我帮她一个个箱子搬下来。

   汤老先生和我婆婆都是很有涵养的人,我们相处这么多年,从来没见他俩红过脸。记得有一次早餐时,我婆婆将他平时夹馒头吃的黑芝麻粉错拿成茶叶末,他竟也毫不怀疑地吃了下去,只说了一句“今天的芝麻粉有些涩”!汤老先生说话总是慢慢地,从来不说什么重话。因此在旧北大,曾有“汤菩萨”的雅号。这是他去世多年后,学校汽车组一位老司机告诉我的,他们至今仍然怀念他的平易近人和对人的善意。

   汤老先生确实是一个不大计较名位的人!像他这样一个被公认为很有学问,曾经在美国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学者,在院系调整后竟不让他再管教学科研,而成为分管“基建”的副校长!那时,校园内很多地方都在大兴土木。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缓慢的脚步和不高的身影。他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常说事情总需要人去做,做什么都一样。

   可叹这样平静的日子也并不长。阶级斗争始终连绵不断。1954年,在《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的那个会上,领导要他发言。他这个人是很讲道德的,不会按照领导意图,跟着别人讲胡适什么,但可能他内心很矛盾,也很不安。据当时和他坐在一起的,当年哲学系系主任郑昕先生告诉我们,晚餐时,他把面前的酒杯也碰翻了。

   他和胡适的确有一段非同寻常的友谊。当年,他从南京中央大学去北大教书是胡适推荐的。胡适很看重他,临解放前夕,胡适飞台湾,把学校的事务就委托给担任文学院院长的他和秘书长郑天挺。《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对他的打击很大,心理压力也很大。

   当晚,回到家里,他就表情木然,嘴角也有些歪了。如果有些经验,我们应该当时就送他上医院,但我们都以为他是累了,休息一夜就会好起来。没想到第二天他竟昏睡不醒,医生说这是大面积脑溢血!立即送到协和医院。马寅初校长对他十分关照,请苏联专家会诊,又从学校派了特别护士。他就这样昏睡了一个多月。

   这以后,他手不能写,腿也不能走路,只能坐在轮椅上。但他仍然手不释卷,总在看书和思考问题。我尽可能帮他找书,听他口述,然后笔录下来。这样写成的篇章,很多收集在他的《饾饤札记》中。

   这段时间,有一件事对我影响至深。汤老先生在口述中,有一次提到《诗经》中的一句诗:“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我没有读过,也不知道是哪几个字,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很惊讶,连说,你《诗经》都没通读过一遍吗?连《诗经》中这两句常被引用的话都不知道,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生吗?我惭愧万分,只好说我们上大学时,成天搞运动;而且我是搞现代文学的,老师没教过这个课。后来他还是耐心地给我解释,“厉阶”就是“祸端”的意思,“梗”是“灾害”的意思。这句诗出自《诗经•桑柔》,全诗的意思是哀叹周厉王昏庸暴虐,任用非人,人民痛苦,国家将亡。这件事令我感到非常耻辱,从此我就很发奋,开始背诵《诗经》。那时,我已在中文系做秘书和教师,经常要开会,我就一边为会议做记录,一边在纸页边角上默写《诗经》。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当时的笔记本,周边写满了《诗经》中的诗句。我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做什么学问都要有中国文化的根基,就是从汤老的教训开始的。

   1958年我被划为极右派,老先生非常困惑,根本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在他眼里,我这个年轻小孩一向那么革命,勤勤恳恳工作,还要跟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怎么会是右派呢?况且我被划为右派时,反右高潮早已过去。我这个右派是1958年2月最后追加的。原因是新来的校长说反右不彻底,要抓漏网右派。由于这个“深挖细找”,我们中国文学教研室解放后新留的10个青年教师,8个都成了右派。我当时是共产党教师支部书记,当然是领头的,就成了极右派。当时我正好生下第二个孩子,刚满月就上了批斗大会!几天后快速定案。在对右派的6个处理等级中,我属于第二类: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立即下乡接受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16元。

   汤老先生是个儒雅之士,哪里经历过这样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而且这斗争竟然就翻腾到自己的家里!他一向洁身自好,最不愿意求人,也很少求过什么人!这次,为了他的长房长孙——我的刚满月的儿子,他非常违心地找了当时的学校副校长江隆基,说孩子的母亲正在喂奶,为了下一代,能不能缓期去接受监督劳动。江隆基是1927年入党的,曾经留学德国,是一个很正派的人。他同意让我留下来喂奶8个月。后来他被调到兰州大学当校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上吊自杀了。我喂奶刚满8个月的那一天,下乡的通知立即下达。记得离家时,汤一介还在黄村搞“四清”,未能见到一面。趁儿子熟睡,我踽踽独行,从后门离家而去。偶回头,看见汤老先生隔着玻璃门,向我挥了挥手。

   我觉得汤老先生对我这个“极左媳妇”还是有感情的。他和我婆婆谈到我时,曾说,她这个人心眼直,长像也有福气!1962年回到家里,每天给汤老先生拿药送水就成了我的第一要务。这个阶段有件事,我终生难忘。那是1963年的五一节,天安门广场举办了盛大的游园联欢活动,集体舞跳得非常热闹。这是个复甦的年代,大跃进的负面影响逐渐成为过去,农村开始包产到户,反右斗争好像也过去了,国家比较稳定,理当要大大地庆祝一下。毛主席很高兴,请一些知识分子在五一节晚上到天安门上去观赏焰火、参加联欢。汤老先生也收到了观礼的请帖。请帖上注明,可以带夫人和子女。汤老先生就考虑,是带我们一家呢,还是带汤一介弟弟的一家?当时我们都住在一起,带谁去都是可以的。

   汤老先生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他当时可能会想,如果带了弟弟一家,我一定会特会别难过,因为那时候我还是个“摘帽右派”。老先生深知成为“极右派”这件事是怎样深深地伤了我的心。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微小的细节,他也尽量避免让我感到受歧视。两老对此,真是体贴入微。我想,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也许还有儒家的“长幼有序”罢。最后,他决定还是带我们一家去。于是,两位老人,加上我们夫妇和两个孩子,一起上了天安门。那天晚上,毛主席过来跟汤老先生握手,说他读过老先生的文章,希望他继续写下去。毛主席也跟我们和孩子们握了握手。

   我想,对于带我上天安门可能产生的后果,汤老先生不是完全没有预计,但他愿意冒这个风险,为了给我一点内心的安慰和平衡!回来后,果然有人写匿名信,指责汤老先生竟然把一个右派分子带上了天安门!带到了毛主席身边!万一她说了什么反动话,或是做了什么反动事,老先生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这封信,我们也知道,就是住在对面的邻居所写,其他人不可能反应如此之快!老先生沉默不语,处之泰然。好像一切早在预料之中。

   不幸的是老先生的病情又开始恶化了。1964年孟春,他不得不又一次住进医院。那时,汤一介有胃癌嫌疑,正在严密检查,他的弟媳正在生第二个孩子,不能出门。医院还没有护工制度,“特别护士”又太贵。陪护的事,就只能由婆婆和我来承担。婆婆日夜都在医院,我晚上也去医院,替换我婆婆,让她能略事休息。记得那个春天,我在政治系上政论文写作,两周一次作文。我常常抱着一摞作文本到医院去陪老先生。他睡着了,我改作文,他睡不着,就和他聊一会儿天。他常感到胸闷,有时憋气,出很多冷汗。我很为他难过,但却完全无能为力!在这种时候,任何人都只能单独面对自己的命运!就这样,终于来到了1964年的五一劳动节。

   那天,阳光普照,婆婆起床后,大约6点多钟,我就离开了医院。临别时,老先生像往常一样,对我挥了挥手,一切仿佛都很正常。然而,我刚到家就接到婆婆打来的电话。她嚎啕大哭,依稀能听出她反复说的是:“他走了!走了!我没有看好他!他喊了一句五一节万岁,就走了!”汤老先生就这样,平静地,看来并不特别痛苦地结束了他的一生。

   过去早就听说汤老先生在北大开的课,有“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史”,还有“欧洲大陆哲学”。大家都说像他这样,能够统观中、印、欧三大文化系统的学者恐怕还少有。和汤老先生告别17年后,我有幸来到了他从前求学过的哈佛大学,我把汤老先生在那里的有关资料找出来看了一遍,才发现他在哈佛研究院不仅研究梵文、佛教、西方哲学,并还对“比较”,特别是对西方理论和东方理论的比较,有特殊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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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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