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71 次 更新时间:2017-05-06 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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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麒元 (进入专栏)  

2008年下半年,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我国面临外部需求萎缩带来的经济下滑的风险。世界各国开始受到经济衰退的严重威胁。

当前,首要的问题,是正确评估形势,及时采取应对策略。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


此次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结构性金融支付危机。不同于1929年整体性金融支付危机。结构性的含义:问题产生于与虚拟商品交易相关的金融范畴。实体经济本身并不存在严重问题,而是被动遭受严重冲击。同时,极其吊诡的是,美国大量的通货被特殊机构和一些个人冻结,出现形式上的通货紧缩,并迫使各国政府联手采取减息行动。目前,除黄金以外,各类资产和商品价格均开始大幅度下跌。

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美国金融危机,源于美国政府冷战思维下,长达六十余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特别是从六十年代开始,美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开始回落。而与此同时,冷战和热战(越战)正进入高峰期,正规税收无法支持财政的扩张,美国开始依赖依托于美元的铸币税。七十年代,美元脱离金本位后,美国变本加厉地增加铸币收入。截至2008年6月,美国全部债务总和达到53。2万亿美元,超过了全世界GDP总和。世界已经没有能力继续承担美国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

依托于美元的铸币税,是美国向全球征收的通货膨胀税。这是经典的“世界税”。巧妙的是,他并不是以普通税费的方式出现。这是一种卖权的贴现。它主要地通过各种债券回笼美元,实现卖权套现,形成真实的现金收入。

这一经典的卖空行为之所以可以成立,有三个必要条件:

1、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国家信用;

2、经济学家和金融家系统的理论创新(主要是金融创新)。

3、联邦储备局提供足够的通货。

至于金融机构,不过是将卖权进行具体的产品设计、生产和销售,分取其中部分的利益而已。

布什总统很聪明,他说金融机构“喝醉”了。真是笑话!如此庞大的金融体系,能全部“喝醉”吗?能“一醉”三十年吗?布什总统是在推卸美国政府的信托责任。对于美国的金融风暴,美国政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金融机构只是协从而已。格林斯潘先生背上了一口并不属于联邦储备局的“黑锅”。

美国人征收“世界税”,谁是纳税人呢?当然有很多国家。不过,第一纳税大户的名字很响亮:中国!

请注意,笔者认为,当前的通货紧缩是一种真实的假象。大量的通货在囤积和累聚。真正的威胁仍将是剧烈的通货膨胀。有些人,正端坐在“山顶上”,等待着金融海啸的退去。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


美国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可以解决问题吗?面对数以百万亿美元计的金融衍生品,这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保尔森先生当然明白这一点。他不会去救市的。7000亿美元是用来修建“防火墙”的。

笔者反复强调,与虚拟商品交易相关的金融创新,可能历史性的完结了。任何与之相关的资产和商品均属于危险品。不存在救市的问题。当然,更不存在对此类金融资产抄底的可能性。需要思考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善后,将损失降低到最低。

美国两位候选总统有能力解决危机吗?笔者深表怀疑。这两位候选人的救市方案,与布什总统并无本质区别。他们依然着眼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笔者认为,这差不多是火上浇油!

美国唯一的出路在于实现制度变革,改变扩张性财政政策,并迅速提高美国创造价值的能力。然而,这可能吗?

因此,笔者认为,短期之内,美国金融危机将会深化,转变成为全面的经济危机。并且,会迅速升级为全球性经济危机。

由于,美国扩张性财政政策,制造了天量的通货,这些通货最终会回流实体经济,严重的通货膨胀将不可避免。

这意味着,美元的贬值将不可避免。

这意味着,剧烈的通货膨胀即将到来。

这同时意味着,全球所有资产和商品的价格将被迫开始重置。

这当然也意味着,国际贸易将陷入一定程度的混乱。

结论是,全球经济的剧烈波动不可避免。全球性经济衰退将不可避免。


三、我国的应对策略


1、关于外汇的部分,应积极善后,坚决持有现金。

关于中国是否救美国的问题,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因为,中国根本没有这种能力。仅余的外汇存底,必须用于应对可能发生的外汇挤提。同时,中国也必须考虑,战略性资源的储备问题。

中国首先应该考虑建立国家储备局。

笔者反复强调,中美经济关系短期具有正相关性,而长期是负相关的。美国将在危机中,部分地释放出战略资源的控制权和市场控制权,那才是中国需要的东西。政府持有现金,意味着持有机会,持有选择权。机构和个人,可以投机性抄底。但是,政府的着眼点不在于此,应该放眼长远和未来。

当然,此时应该是中投最紧张和最兴奋的时刻。

对于那些迫不及待,以各种方式逼迫中国参与美国救援计划的人,我们应该报以和蔼的微笑。

我们当然应该,也必须,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我们当然需要争取双赢。不过,合作的内容是多元的。合作不等于出钱。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其中,核心问题就是国际贸易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2、建立人民币汇率防线。

笔者已经多次建议,在汇率剧烈波动时期,对于汇兑行为预提汇兑保证金,进行严格的风险对冲。再一次强调,要高筑堤,防大浪。

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的黑市汇兑行为。

在适当时机,调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弱化美元对人民币的直接影响。

3、稳定人民币购买力。

加速要素价格市场化进程。时机一旦成熟,在特殊时期及适当范围内,锁定人民币购买力,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保持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

稳定人民的购买力,也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措施。我们必须赋予人民币坚实的信用基础。

4、实施国民经济保全计划。

在2009年、2010年两个财政年度,启动5万亿国民经济保全计划。

第一、以外汇资产为依据,动用准备金冻结的4万亿元人民币,建立国家平准基金。在适当时机,依照清晰的准则进入资本市场,持有优质中国企业股权。

其意义在于,解放中产阶级权益性资产,让宝贵的流动性回到中产阶级手中,刺激中国最核心的消费需求。使经济活动因需求增长而转动起来。

此举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平准的含义。它是直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将流动性间接转化为需求。避免投资冲动和投资扩张。同时,延迟注入流动性引起的通货膨胀的影响。

第二、以国有企业分红和行政费用节约为依据,动用1万亿元人民币,实施实物性社会保障补贴。以实物方式补贴,实际是一种强制性消费,切实拉动底层国民的消费需求。同时,有效对冲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影响。

笔者再次强调,防范经济下滑,不要轻易使用货币政策。任何通过金融机构释放流动性的行为,都极有可能转化为投资行为,加剧供给过剩,继续扭曲国民经济结构。并且,会迅速转化为通货膨胀。

中国处于非常时期,一定要从大局和长远出发,不能因为少数人利益(特别是地产开发商的利益),轻易开启货币政策之门。否则,短痛将变成长痛;危险将转化成危机。

5、大规模启动廉租房建设,保护基础产业和保障充分就业。

6、再次大规模精兵简政。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提高行政效率,降低全社会的制度成本。争取压缩20%的行政费用。

7、启动特别财政收入计划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立法批准,在2008年12月31日前,全国公务员申报财产。对来源不明财产一次性征收50%财产认定费。全部收入转入社会保障基金。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立法批准,在2009年12月31日前,全国城市居民申报财产。对来源不明财产一次性征收30%财产认定费。全部收入转入社会保障基金。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批准,自2010年1月1日起,开征城市居民遗产税和财产赠予税。对于未认定资产和未完税资产将强制性没收并追究法律责任。

上述建议,意义不亚于一次和平的“土改”。是中国经济必须跨越的一道门槛。

人民银行应该制订《中国国民信用管理原则》。没有财产认定、或没有税务记录、或没有农用土地使用权的中国公民,信用等级为零,将没有资格参与任何金融业务,并不能享有任何形式的金融服务。

公安部对信用等级为零的公民,应当限制出境。

财政特别收入计划,将为社会保障基金提供数额可观的一次性来源。对于强化公共财政能力意义重大。同时,也有利于规范国民财富管理。为《物权法》等制度提供前提条件。更为重要的是,这将极大地促进资本的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

8、有针对性地,对特殊行业实施减税和免税。调整个别不合理税种和税率。

笔者认为,中国在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处于有利地位。我们毕竟是创造价值的大国。我们的生产力水平仍然具有不断提高的空间。我们拥有充裕的金融储备(外汇储备和人民币准备金)以应对通货紧缩;同时,我们拥有强大的财政资源以应对通货膨胀。只要方法得当,中国应该可以维持经济增长,并为世界经济稳定作出贡献。


四、美国金融危机留给我们的教训


1、经济学的贫困。

当代西方经济学在金融风暴中终于陷入了困境。事实上,很多中国人信奉、接受、模仿、复制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就是美国征收“世界税”的理论解释。这也是中国大量缴纳“世界税”的重要理论依据。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幌子下,弱化中国经济的自主性,强化中国经济的依附性,始终是西方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西方意识形态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中国当代主流经济学家们,主动与西方意识形态相结合,在经济管理中与西方自觉或不自觉地合作,对于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进行了有选择地变革,使得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出现严重扭曲,达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我们对此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一个13亿人口的独立主权国家,一旦丧失经济管理主权,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历史再一次要求我们实事求是。我们需要清理盲目的西方经济学崇拜,清理与之相关联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回到群众中去,回到实践中去,学会独立自主地思考、归纳、总结和提高。经济学更需要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需要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和属于中国的经济学。我们应该请走那些征收世界税的“专业专管员”和“义务专管员”们。我们应该改变意识形态领域的西方教条主义,我们应该清理中国教育和学术系统中的机械“唯美”主义,我们应当改变媒体在经济问题上低俗的崇美风尚。

中国应该、也可以、而且必须走出经济学贫困。中国不能建立经济学的自信,中国就无法建立经济管理的自信。没有经济管理的自信,我们的制度和政策就会被误导和操纵。我们永远不应该放弃实事求是这个法宝。中国从来就不缺乏能够独立思考并且善于解决问题的学者。

德国经济学家西梅尔先生,在《货币哲学》中说过:金融学更接近美学。笔者非常认同。一般而言,经济学也更接近美学。经济学就是追求动态平衡的学问。在复杂的各种经济变量中,寻找平衡点,维持平衡过程,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地发展,这的确是一种高超的艺术。中国一定可以产生对此“艺术”有深刻理解的大师。中国已经不太需要,能够背诵些许西方经济学概念、逻辑和公式的,各类型财经演员;中国绝不欢迎,含有“三氯氰胺”的金融产品,以及那些道貌岸然的金融产品推销员(金融机构经济学家和分析师)。难道不是吗?

笔者再次建议,建立国家主导的独立的、高效率的经济信息处理系统和强大的思想库。

历史证明,只要能够坚持实事求是,中国是战无不胜的。当然,历史也一再证明,只要搞教条主义,一定会摔跟头的。

2、创造价值是国家强盛和人民富裕的根本保障。

美国再一次向我们证明,创造价值是国家强盛和人民富裕的根本保障。任何投机取巧的行为,都不应该成为国家行为。任何投机取巧的思想,都不应该成为制度和政策安排的依据。历史是公正的,上帝是公平的,投机取巧的结果反而会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红楼梦》里有一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美国次级按揭贷款的故事,算是一个新的证明。

在市场经济体系建立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保护创造价值者的劳动,并赋予劳动者应有的社会地位。一方面,要通过规范市场,给予他们充分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和政策措施,给予他们必要的保护。

作为一个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是不可能依赖所谓的金融服务业强国富民的。

中国政府,中国人民,永远要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尊重劳动者创造的价值。

3、约束政府的规模,降低制度性成本,控制财政扩张的边界。

美国人的帝国主义心态过度膨胀了。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赋予了美国政府不恰当的角色,这一角色超越了美国固有的国力。正是美国政府角色定位出了问题,美国国家机器的成本(制度性成本),超越了美国自身经济的承受能力,成为美国经济体系的负担,并导致美国经济效率下降,也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相对下降。美国长达六十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美国金融危机,乃至于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在。

前苏联曾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今天,美国也将为此在此付出沉重代价。

中国人,中国政府,要从中汲取深刻教训。

我们必须立足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们并不需要成为一个对外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仅仅需要一个认真为本国人民服务的有限责任政府。

我国政府的有限责任,决定了政府财政扩张的边界。

中国政府应该严格限制法外财政收入的扩张:

第一、我们严格限制以铸币税方式形成的财政收入。

第二、我们严格限制各种权力租金形成的对财政收入的法外补偿。

笔者反复强调,一部《资治通鉴》,就是一部最好的中国《政治经济学》。而其核心内容,无不关乎财政。财政状况,是国家兴亡的晴雨表。中国要高度重视财政的建设和管理问题。

4、必须严格限制和严厉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寡头的发展。

美国的政府机会主义者与金融寡头结合,以所谓的金融创新方式,对全世界进行剥夺。他们联手创造了长期低通胀高增长的“经济奇迹”。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长期弱化了美国创造价值的能力,推动了美国制造业的外移,导致了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并形成了庞大的食利者阶层。这最终极大地弱化美国未来的国家竞争能力。中国人要深刻理解产业升级的内涵和外延。

金融服务业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当金融服务业超越实体经济边界,金融资本必然成为嗜血的怪兽,反噬实体经济。美国经济不仅出现了空心化,而且已经具有了强烈的赌场化特征。

深刻的教训在于,不能赋予金融业和金融从业人员过高的地位和权力,并必须对他们的商业行为进行严厉的监管。

现在来总结美国金融风暴,当然为时过早。但是,考虑到中国所面临的,改革开放路径选择问题,这些思考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

总之,笔者十分认同胡锦涛主席的看法: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

是的,我们首先要迎接挑战。必须战而胜之。因为,机遇永远是留给胜利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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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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