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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从古典到现代——学通古今的王瑶先生

更新时间:2017-05-02 14:48:05
作者: 陈平原 (进入专栏)  

一、文章缘起

  

   猛然间想起,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去世已经将近十年了。

   “十年生死两茫茫”,东坡居士的咏叹,千古之下,其涵义已远远超越儿女情长。在我看来,“不思量,自难忘”的,应包括古往今来无数“凡夫俗子”对于远逝的亲人、师友乃至同道的思念之情。

   十年前的这个时候,由于特殊的因缘,我与王瑶先生有了更多聊天的机会。在“纵论天下风云”的同时,先生不只一次叮嘱我“要沉得住气”。说这句话时,先生挥舞着烟斗,一脸刚毅。

   那年年底,先生不幸仙逝,在悼念文章中,我以这么一句大白话结尾:“我不能不谨慎着我的每一个脚步”。十年过去了,惟一可以告慰先生的是,虽有过不少春风与秋雨、忧伤与得意,但总的来说,还算把握得住自己。

   作为学者,有无大成,受自身学力、才情以及外在环境的限制,勉强不得。能够祈求的,只能是尽可能少走弯路,别摔大跟头。当初先生提出告诫时,之所以声色俱厉,乃基于自家“文化大革命”中“虚度年华”的惨痛教训。十年后回首,忽然从先生的“刚毅”中,读出一丝无奈和悲凉来。因为,学者专心治学,“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如此“卑微”的诉求,也值得先生耿耿于怀,可见其巨大的隐忧。还好,十年问学,道路比原先设想的平坦,磕磕撞撞中,豪气与傲气依旧。

   不知不觉中,我陆续发表了五篇涉及王瑶先生学问及人品的文章。此回清点,大为惊讶,不经意中,五篇文章竟互有趋避,而且思路大致连贯。调整一下章节顺序,再略做增删,便俨然成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不过,应该坦白交代,从题目的拟定,到连缀成文的写作思路,乃有意沿袭王先生的《念朱自清先生》。

   初读《念朱自清先生》,感觉极佳。私心以为,此篇以及《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自我介绍》三文,乃王瑶先生平生著述中最为神定气足的“好文章”。前者共九节,并非一气呵成,而是断断续续,写了将近四十年。

   1948年,朱自清先生刚去世时,王先生连续发表《悼朱佩弦师》、《朱自清先生的学术研究工作》、《十日间——朱佩弦师逝世前后记》和《邂逅斋说诗缀忆》等四文。为纪念朱先生逝世一、二周年,王先生又相继发表《朱自清先生的日记》和《朱自清先生的诗与散文》。这六则短文,后被连缀起来,冠以总题《念朱自清先生》,收入平明出版社1953年版《中国文学论丛》,1980年,王先生撰写《先驱者的足迹——读朱自清先生遗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介绍“始终忠于‘五四’精神,忠于民主和科学的理想”的朱先生,如何用一种特殊的目光“关注新文学的成长”,并由此开拓了一全新的研究领域,1987年三联书店出版《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开篇即是王先生的《念朱自清先生》。不过,该文摇身一变,由六节转为九节。编者在《序》中引述王先生来信,称此文“其中有一部分是旧稿,有一部分是新写的”。除增加已有成稿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将原先的“诗与散文”扩展成“新诗创作”和“散文艺术”两节,再就是补写了“新诗理论”。文末没有完稿日期,不过,根据《完美的人格》一书所收新作多完成于1984年冬至1985年夏,可以大致推断此文的定稿时间。

   与《念朱自清先生》相比,我的十年一文,也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考虑到不少师长比我更了解王先生,而且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王瑶先生纪念集》和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流传甚广,没必要再作一般性的介绍,只谈我对先生的特殊感受,而不承担全面表彰的责任,这种论述视野的自我限制,使得本文无法与《念朱自清先生》相提并论。但有一点巧合,我与王先生部在“连缀成文”时,把最先写作的悼念之文放在最后。之所以如此布置,王先生的真实想法无从揣摩,至于我自己,则是基于如下考虑: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谈论已经进入学术史的王先生,必须出于公心,而不得随意褒贬;至于作为追随六载的人室弟子,我同样珍视自己对于师长的温情与感觉。希望兼得鱼与熊掌,于是便有了以下“先公后私”的诸多文字。

  

二、从古典到现代

  

   王瑶先生无疑主要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知名于世:一部《中国新文学史稿》,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坚实根基;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更使得这一学科在八十年代大放异彩。可王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同样卓然成家--这点凡读过《中古文学史论》的,大概都不会有异议。

   王先生早年在西南联大师从朱自清先生研究魏晋文学,五十年代初改教新文学史,自称是“半路出家,不务正业”。五十年代中叶以后,先生基本上不再撰写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论著,可并没有完全告别魏晋玄言和隋唐风韵。先生晚年“旧态复萌”,喜谈阮籍、桩康、陶潜、李白和杜甫,甚为关注这几个研究课题的进展,不时发表零星但相当精彩的见解,让来访者大吃一惊。可每当有人建议先生“重回魏晋走一遭”时,先生又总以“廉颇老矣”应对。

   王先生晚年常自称是古典文学研究的“逃兵”,没有发言权;可接下来马上又高谈阔论,讨论起这一领域里某些非常专门的问题。常有来访者因此恭维先生宝刀未老,仍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每当这个时候,先生总是不无得意地谦称是“业余爱好者”,只能进行“学术聊天”。了解学界的进展,知道如何突破,可精神和体力不济,无法从事专门研究,故先生晚年喜欢帮后学出主意、理思路,或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先生治学主张“识大体”,好多具体课题其实他没有做过专门研究,可仍能非常敏锐地把握研究者的思路并判断其学术价值。这种特殊的本事,除了得益于其学识与修养外,更与其治学道路及由此而形成的学术眼光大有关系。

   先生晚年为台湾一家书局编过一部自选集,题目就叫《从古典到现代》,拟收入他在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研究领域的若干论文。只可惜后来书局出于销售考虑,未采用这个书名。表面上兼收两个研究领域的论文,有点紊乱;可这正是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及长处所在。这主要还不是指研究范围,而是指学术眼光:以现代观念诠释古典诗文,故显得“新”;以古典修养评论现代文学,故显得“厚”。求新而不流于矜奇,求厚而不流于迂阔,这点很不容易。

   在现代文学界,王先生的古典文学修养有口皆碑。从五十年代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到八十年代的《〈故事新编〉散论》,此类真正无可替代的名篇之得以完成,都是凭借其雄厚的国学根基。先生晚年述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五四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历史联系,纠正世人将新旧文学截然对立起来的偏见。八十年代初,先生在好多演讲及论文中大谈“中国现代文学和民族传统的关系”,重新评析“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之类的口号,强调五四一代作家只是反对模仿,提倡创造,而并非真的“要打倒中国古典文学”。1986年,先生更发表《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从内在精神、创作手法以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不同艺术形式的承传,看“中国向来的魂灵”和“固有的东方情调”如何内在地制约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论证现代文学史上的大作家大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浸润着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先生去世以前完成的最后一篇论文《“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更是旗帜鲜明地强调:“本世纪对于中国传统的科学整理和研究,做出最卓越的贡献者,恰恰是高举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旗帜的那一代。”这一切,不只体现了先生个人的学术追求,更对整个现代文学界逐渐摆脱将五四新文学只是作为西方文学的模仿这一偏向起了决定性作用。

   强调新旧文学之间有蜕变,但不能截然分离,故研究者应该于新文化有所承传,于旧文化有所择取,这其实正是五四先驱者的胸襟与追求,正如王瑶先生所再三指出的,五四时期最热心对传统文化进行价值重估者(如鲁迅、胡适、郑振铎等),正是新文化的积极创造者,也就是说,“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五四先驱者对传统文化其实颇多继承,并非像他们在与复古派论争中表现的那么偏激。这代人后来大都兼及创作与研究,既面对古人,也面对今人;既重古典,也重现代。这代人开启的学术范型,至今仍影响甚深;而王瑶先生则是自觉认同鲁迅等人开创的这一现代学术传统的。考古但不同于古,释今而不惑于今,着力在博通古今上做文章,这是五四一代学人的共同追求。

   王先生学术上有两个主要渊源:一是鲁迅,一是朱自清和闻一多。这三位学者恰好都是既承清儒治学之实事求是,又有强烈的时代感,不以单纯考古为满足的。先生论及其恩师朱自清先生的治学时称:“谨严而不繁琐,专门而不孤僻;基本的立场是历史的,现实的。”这其实也是先生平生治学所追求的境界。博古通令并非易事,突出时代精神与深厚的历史感,二者有时很难协调。先生不只一次地发挥冯友兰和朱自清关于崇古、疑古、释古三种学术倾向的提法,并称自己属于释古一派。学术研究中不盲信、不轻疑,而注重理解与阐释,这固然可以避免过多的主观臆测,可研究者仍然必须有借以阐释的理论框架。这方面先生发挥其通今天的长处,特别注重五四以来学者引进西方理论的经验。从五十年代对清学的批评,到去世前主持研究“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研究课题,先生的思路一以贯之:这个世纪的学者必须“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正是基于这一学术主张,在完成上述课题时,先生选择了梁启超、胡适等,而不选择章太炎、刘师培,理由是后者虽很有学问,但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一仍清儒。具体评判或有偏差,但先生强调古典文学研究必须接纳新思路、新方法,以促进学科的发展,这点值得重视。假如考虑到鲁迅和闻、朱二师对西方文学观念和学术思路的热心借鉴,不难明白先生这一选择渊源有自。

   有现实感,但不强古人所难,而是着力于“对古代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这点说来简单,其实不易做到。自从康有为开启“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的先例,这个世纪的中国学者,才气大且现实感强者,多喜欢在学术著作中借题发挥,甚至“以历史为刍狗”。先生则希望尽量维护学术尊严,在可能的范围内保持学者的独立思考。我曾经专门阅读先生五十年代撰写的批判胡适的若干论文,深深体味到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学者不甘沦落苦苦挣扎的良苦用心——在同一类型的文章中,先生从考据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这一特定角度来立论,可以说是最具学术色彩的。先生晚年嘱咐弟子,若为他编文集,这几篇批判文章一定要收,除了让后人知道当年知识者的艰难外,更因这里面凝聚了他的不少心血。

   “几乎每一位研究中国文学学者的最后志愿,都是写一部满意的中国文学史”,先生自然也不例外。在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领域,先生各写了一部文学史,而且都大获成功,至今仍是研究者不敢漠视的经典著作。先生晚年追忆平生治学道路,曾这样阐述自己所从属的以“释古”为旗帜的“清华学派”:“清华中文系的学者们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总的说来,他们的治学方法既与墨守乾嘉遗风的京派不同,也和空疏泛论的海派有别,而是形成了自己谨严、开阔的学风的。”这与其说是一种学术史的总结,不如说体现了论者的学术追求。兼有京派海派之长,既立论谨严又视野开阔,这自然是理想的学术品格。可怎样才能保证不顾此失彼、甚至两头落空呢?先生同样明显得益于鲁迅和闻、朱二师。

在1984年为《中古文学史论》重版所撰“题记”中,先生强调“学术研究工作总是在前辈学者的哺育和影响下起步和前进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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