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谢志浩:智效民:长袍与牢骚

更新时间:2017-05-01 17:59:03
作者: 谢志浩 (进入专栏)  

  

   (一)

  

   自打有记忆,新旧社会两重天,忆苦思甜比蜜甜。每当提起“旧社会”,必是万恶的旧社会。现在想来,不仅,教材课本,电影、小人书,无不流淌着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

   1985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泛起的青春期狂飙突进,受不了老辈对旧社会“一穷二白”、“民不聊生”的简单化批判,不免开小差,躲进小楼成一统,徜徉在图书馆书库里,没有想到,无意之中,翻弄的图书,依然是民国人物传记。由此可见,“逃课”实在是一种愚蠢的举动,由着性子,能逃多远呢!

   易竹贤的《胡适传》、周天度的《蔡元培传》、梁漱溟口述、汪东林整理的《忆往谈旧录》,对旧社会,没有习见的褊狭,月旦人物,较为公允,对笔者有极大的启蒙作用。这里,不妨说一点心里话,窃以为,沉浸在民国范儿的读者,不妨翻阅一下这三部书,也许书店里,难觅踪影,但,在大一点的图书馆里,还是容易见到的。

   长期以来,由于建政的需要,对民国极尽丑化妖魔之能事,从国史上,可以得到鲜明的印证:大楚何以灭?大汉何以兴?按照,高王凌先生的说法,纯属倒霉看反面,鸡蛋里面挑骨头!在主事者看来,有着极大的合理性。大秘陈伯达的两部书,曾经一纸风行,洛阳纸贵,名字都很响亮:《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

   老辈王元化,晚年进行着深刻的反思,明确反对“主题先行”和“意图伦理”,这是老先生高明的地方。王元化先生看重的朱维铮,才气绝伦、意气纵横,自称:在上海只有王元化才可以谈得来。朱维铮先生的中学同学——杨天石,很为学界尊崇的近代史家,对蒋介石有深入的研究。朱维铮先生,对这位老同学,一点都不客气:蒋介石无耻,吹捧蒋介石更无耻。

   面对民国热的潮流,笔者以为,还真正需要朱维铮先生的“不识时务”和“当头棒喝”!因为,就笔者所见,论述民国的图书,存在着太多的“主题先行”和 “意图伦理”,有些甚至和陈伯达不相上下,只不过,陈伯达是向左的,当代的民国热,是向右的。

   也就是说,民国热本身,存在着鲜明的时代特色。笔者,也不妨说出来,民国热,首先是对老式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拨。民国并不是“一穷二白”和“一无是处”。别看民国在大陆,不到不惑之年,就烟消云散。不错,民国适逢乱世,但,身处其中的士人,有情义,有担当,追慕先秦、魏晋,成就思想史上灿烂的篇章。

   民国热,渗透着另一重意义的“倒霉反面看”,这就是看到当代中国社会的问题,又不能多谈向西方学习,因为,主事者已经找到自信了,指望着西方顿悟,进而学习和借鉴中国呢!谈谈民国,还是可以的吧!知识分子,谈着谈着,不自觉,向民国寻找问题的答案。这部分知识分子,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有点孔夫子的际遇:吾从周,吾从周!

   历史是多元和复杂的,无奈,总有人企求历史的主弦律,难免一种倾向压倒另外一种倾向。其实,哪里有圆满的生活呢?哪个时代又充满至乐呢?

   民国热,最有趣的的地方,笔者以为,在精神生活中,增加了一个窗口。举国如狂,谈论民国,甚至,民国范儿,已成为新时代知识青年所追慕的潮流。

   饮水不忘掘井人,不要忘记山西太原的几位先生,高增德、智效民、丁东、谢泳,四位先生,持久的兴趣和坚韧的努力,引发了民国热。曾给高增德先生写信,将四位先生,称为知识分子研究的“太原学派”。老辈非常谦逊,从好几个方面论述,是不可以称为学派的。

   机缘巧合,2002年4月,笔者与陈远学友,一起到太原访学,见到高增德、智效民、谢泳、马斗全、赵诚诸位先生,参观了高增德书房,见识了先生丰富的史料,在智效民先生的书房,提出了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的概念。

   独学则无友。笔者在荒僻的石家庄,很少有人交流,主流的东西,自己不待见,自己待见的东西,又是非主流,不知道如何表达内心的见解,差一点患上“文化失语症”。

   “太原学派”的几位先生,乐于提携后进,不把我当外人,记得写出《王元化——有学问的思想家》后,得到智效民、谢泳很大的鼓励,令我感到温暖,这是不能忘怀的;当代中国的学术格局,太原很难说是学术中心,但是,经过这几位先生持之以恒的努力,民国知识分子话题,渐渐深入人心,这让我看到了希望。

   斗转星移,“太原学派”,大概,只有高增德先生,还住在太原。2002年,第一次见到高增德先生,以为是季羡林先生来到太原呢!老先生面相与季羡林先生,实在相近,一派仙风道骨,风光霁月。想来,高增德先生,已届八旬,何止以米,相期以茶。丁东先生,不到五十,就办理了内退,前往北京,成为很有名望的学术活动家,接续编辑《当代学人自述》。谢泳于2007年前往福建,就任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教书育人。

   智效民先生2006年退休后,前往北京,与儿子住在一起,智先生并没有颐养天年,依然凌云健笔,借用丁东先生的说法,“效民文章老更成”。

   笔者的小册子《那些有伤的读书人》2012年8月出版之后,给智先生寄去一本,意在感恩和谢忱,在电话里,智先生依然底气十足,只是概叹,目力减弱,不能老是坐在电脑前,研究晋绥土改的书,台湾给出了,固然令人欣慰,但,不能在大陆面世,也是智效民先生的一个心病。

   土地问题之重要,自不待言。杜润生、秦晖、高王凌、赵树凯的见解,绝对不可轻忽。智效民先生研究晋绥土改的书,出口转内销,能在大陆出版,必将有助于促进土地问题的自觉。

  

   (二)

  

   山西有个知识分子研究群体,是素所关注的。

   这个群体最早引起我关注的是谢泳。八十年代后期,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我就知道山西有个谢泳,搞报告文学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读书》、《文汇读书周报》读到谢泳的短文,已经由报告文学研究转向知识分子研究,在我看来亦是常理之中。文章短小,但极有风骨,对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对近五十年的历史见解深刻,胸中有大感怀,但往往笔锋一转,轻轻带过。尺幅万里,笔底波澜。谢泳文章的“度”把握极好,以一种悠缓的笔调、优雅的风度,抒发心中的愤闷。没想到这个搞文学批评出身的人,做起研究非常纯粹,笔底贯穿着一种难得的忧患和激情,原以为这是个饱经沧桑的改正右派,谢泳并不是,只是一个普通右派的儿子。令人可惜的是,谢泳很少经营长篇文章,他的阅读视野极博杂,原本是可以写出大文章来的。后来见到谢泳的《学人今昔》、《教育在清华》、《逝去的年代》。

   ??? 谢泳喜读《自然辩证法通讯》、《中国科技史料》,关注自然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这在当代中国的学术史、知识分子史研究中是罕见的。谢泳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由于没受到学院派的浸染,所以谢泳的研究非常鲜活、生动并且充满着激情;又由于未受到专业的束缚,所以有贯通的视野和眼光。

   ??? 谢泳的可贵之处在于有担当,他研究民国知识分子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他在寻找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资源。2002年4月,我和陈远一起往太原,访问过谢泳先生,谢泳待人接物,很有气度。

   曾主持《晋阳学刊》十年的高增德先生,随后,渐渐进入笔者的视野。老先生主持《晋阳学刊》,将对老辈学人那份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转化为专栏——『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这个开办了十年的栏目,可以说是一块酵母,酝酿着民国学术史的潮流。

   犹记风吹水上鳞。丁东担任《晋阳学刊》的编辑,智效民供职山西社科院历史所,丁东和智效民,都有过一段文化失语。两位很有缘分,既住对门,又是棋友,两位的尊人,都是民主党派的老人。八十年代,谢泳曾在山西作协《批评家》杂志担任编辑,席扬狂飙式的文学批评,令人印象深刻。

   智效民、丁东、谢泳,经常走动,聚在高增德客厅,谈论老辈学人的逸闻趣事、脾气秉性,乐此不疲,乐而忘倦! 不知不觉,成为高增德、丁东、智效民、谢泳,同声相和,同气相求。丁东《与友人对话》那本书,可以窥见,“太原学派”所达至的自觉。

   2001年8月4日,笔者给高增德先生发信一封,主题就是讨论「学派」。信中,笔者提出:山西以高先生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研究知识分子的学派。8月22日,收到高先生回信。高先生很是低调,认为称“学派”尚早,可称知识分子研究的松散群体。

   高增德先生,乃“太原学派”的核心人物,主持《晋阳学刊》,创设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栏目,对学派的形成有首创之功;丁东擅长学术对话和学术组织;谢泳,则是通过储安平、观察周刊和西南联大,一个人、一本刊物、一所学府,梳理民国长袍先生的脉络。

   2002年4月,机缘巧合,前往太原,见到高增德、智效民、谢泳先生,结识了马斗全、赵诚两位先生,马斗全先生,满口方言,交流不便,是一位很有性情的学人,著有《南窗寄傲》。赵诚先生,似乎有点一本书主义,《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就是赵诚先生的一本书,黄万里先生,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

   在智效民先生家的客厅,就中国学术史研究的问题向几位先生请益,几位先生是道义上的朋友。他们对百年中国历史,特别是前五十年,都有温情的敬意,对五十年来的历史,理解深刻,分析透辟,都有着学术史研究的热情和定力,且又都具有票友的执着。当时,高增德先生已从《晋阳学刊》退休十年,谢泳先生在《黄河》编辑部,智效民先生任《晋阳学刊》的编辑,赵诚先生任职山西省委党校。他们经常进行人文对话的地方,我都曾访过,无论是高先生的书房,还是智效民先生的客厅。

   2002年冬,山西大学文学院邀高增德、智效民、丁东、赵诚、谢泳五位先生成立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心,有了一个制度化的交流平台。几位先生要是在山西大学开设研究性课程,时间既久,或许会为这个知识分子研究群体注入新鲜血液。笔者不才,曾在山西大学文学院客串过一个讲座,受到了热情的欢迎,讲座中间停电,同学们依然兴味盎然,令我深受感动。可以说明,山西大学是有许多读书种子的。这些读书种子如果能跟着五位先生从游,岂不快哉?

   《思想操练》就是这个群体进行人文对话、学术切磋、思想操练的结晶。清夜静静地翻阅《思想操练》,极有趣味。

   这本《思想操练》所谈论的十个话题,又都是他们几位先生所长期探讨并关注的:“日记的价值”、“重写中国现代史”、“关于清华及清华学人”、“中国现代的教育传统”、“自由主义传统与重现”、“‘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九十年代以来的学人与思潮”、“拓展民间言论”、“中国现代文学的道路”都是研究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史不可或缺的关节。这本书既不是他们几位先生对话切磋的开始,也不会是操练的结束。它仅是一个标志:山西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群体日益成熟,思想操练日益自觉。

《思想操练》引起我的兴味,就是这本书产生的「路径」。这本书是五位先生不断进行人文对话、学术切磋、思想操练的结果。这种形式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当代中国学术著作的作业方式,大体上有两种:个人著述、集体创作。单说集体创作,往往是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后,学术「包工头」拉来一支队伍,包工头确定体例,下面的「小工」分章创作。这种创作往往并不是自己的学术专长,而是命题作文。这种集体创作的书,我一般产生不了阅读的兴趣,工具书除外。集体创作,西方国家往往有出色的成就,比如说剑桥中国史系列。但中国现在真是学不来。为什么?因为当代中国欠缺学术沙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4168.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