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谢志浩:智效民:长袍与牢骚

更新时间:2017-05-01 17:59:03
作者: 谢志浩 (进入专栏)  
学者不具备探讨切磋的习惯。这也是当代中国学术界学术气氛淡薄的原因。哪里有学术对话的习惯、有学术切磋的气氛,这个地方的学术才有真正的成长。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三位先生在《读书》上刊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可以说开启了公开进行学术对话的先河,一时洛阳纸贵。后来黄子平远走海外,陈、钱二先生声名大著,忙于讲课授业、著书立说,中断了学术对话,我以为是非常可惜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梁治平先生组织了一个“法文化沙龙”,成员有朱苏力、贺卫方等几位先生。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他们几位进入主流社会,忙个不停,恐怕这个沙龙也难以为续。据说,法学研究名家邓正来有一个“六郎庄读书小组”,成员有王铭铭和强世功等学人。不过据我所知,当代中国学术界,长期进行学术对话,达十年之久的学术团体,在国内是不多见的,山西知识分子研究群体几乎可以说是罕见的。也许由于太原学术人物太少,几位先生相濡以沫,长期坚持,不带有世俗功利色彩,当他们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何时是尽头,但他们的理想和担当,驱走了心头的寒意。这个学术群体的成功,印证了我的一个思路,任何学问都必须是大家一起谈论的结果。一句话:学问是商量出来的,大学问更是持之以恒商量出来的。民国学术史,之所以光辉灿烂,缘于处处可见学问的沙龙。梁思成太太的客厅藏着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平的半部学术史、文学史、哲学史、建筑史,林徽音就是这个学术沙龙的灵魂。五十年代的山东大学,童书业先生几乎天天去赵俪生先生家谈学问。五十年来,一系列的运动,批胡风、批胡适、反右、拔白旗插红旗、文化大革命,不仅败坏了文风,更是败坏了学风,小报告的盛行使学人心事重重、疑心甚重、关闭心扉,正常的人际关系都难以维系,遑论开展人文对话、学术切磋、思想操练!

   网络时代,学术信息交流似乎越来越快,学者们似乎更乐于进行网上交流,但这种方式并不能取代面对面的学术切磋。我们相信:思想交流的理念是独立、自由、平等、包容,长期的面对面交流,可以形成一个交流场,在一个良好的交流场所,思想是不存在短路的。现实生活中,无论在讲座、学术会议,举凡公共交流空间,很少存在真正的精神交流,更难以体会“席明纳”的乐趣。倒是古代的书院、诗社、文社还有些平等探讨的例子。“鹅湖之会”,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享有盛名的,朱熹、陆九渊辩难问疑、平等交流的余韵不绝如缕。谢泳先生撰文谈到费孝通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主持的云南大学魁阁学术工作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团队,在我看来,魁阁就是一个很好的学术沙龙。

   希望几位先生每年都进行一次《思想操练》,那也会是极有价值的年度人文对话录,记录学术思想的迁变,描绘人文地图,岂不是很好的事情?

  

   (三)

  

   江晓原先生既是大藏书家,也是有慧根的读书家,关于读书,我特别赞同江晓原先生的一席话:有的书,不管是谁写的,都不看;有的人,不管写什么书,都不看。这番话,品味再三,依然韵味悠长。

   山西太原学派,高增德、智效民、丁东、谢泳先生,几位不论写点什么,都令人喜爱。四位先生具真性情,有感而发,直抒胸臆,决然没有“学院派”常有的穿靴戴帽、无病呻吟的做派。

   智效民先生的书,书菜楼藏有《心理的单间》、《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往事知多少》、《六位教育家》,智先生与高增德、丁东、赵诚、谢泳合著的《思想的操练》,架上再添上《长袍与牢骚》,大陆出版的,算是齐全了。《心理的单间》,智效民先生的处女作,经丁东推荐,由长春出版社1997年出版,这时候,智先生,已经知晓自己的“天命”,那便是,梳理长袍先生,内心深处的纠结和挣扎。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太原学派”四位先生,在2007年以前,没有在大学任教的经历,但是,对百年中国学府发展的脉络,很是清晰,对当代大陆大学的弊端,有着理性的认识和独立的见解。智效民先生,由于自身的独特经历,对大学倾注着很深的感情,《八位大学校长》和《六位教育家》两书,可以窥见,智先生对民国老大学运行的外部环境、运行机制和学府氛围,有着深入的理解和独到的把握。笔者对百年中国大学史,也有很深的兴趣,阅读《八位大学校长》,时有会心。

   《八位大学校长》,讲述的是民国时期八位大学校长的故事: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罗家伦、任鸿隽、胡先骕。其实,在我看来,罗家伦、任鸿隽、胡先骕做大学校长,并不成功。大学弥漫的是一种气氛,这种氛围,不管是合适与否,哪里是脾气特别暴躁的人可以做得来的。罗家伦、任鸿隽、胡先骕,三位先生做大学校长时间或长或短,不受人待见,并不是偶然的。当然,我并不是说,罗家伦主持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任鸿隽主持四川大学、胡先骕主持中正大学,没有贡献。三位先生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

   智效民先生对于罗家伦、任鸿隽、胡先骕三位先生是有偏爱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也许与三位先生后来没有得到承认,甚至饱受攻击和谩骂有很大的关系。

   智效民先生如此剪裁这本书,具有自己的“意图伦理”,其实,就是在大学教育方面,进行拨乱反正,寻找中国大学校长的精神资源,促进大陆大学能够进行创造性转换。智效民先生在这本书里,没有把蔡元培先生放进来,我认为是合适的。如果放进来,篇幅上就会倚轻倚重,难以把握。

   蒋梦麟和胡适先生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蒋梦麟学习教育、胡适学习哲学,应蔡元培先生邀请,进入北京大学。他们两位在新文化运动中,都是尽了自己力的。蒋梦麟先生1930年—1945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继承了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理念,胡适先生自己的生日,十二月十七日,与北京大学原来的生日就是同一天,由此可以见出,胡适先生与北京大学的渊源,胡适先生1945年——1948年担任北大校长,遗憾的是,那时候,北平之大,已经很难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梅贻琦先生于1931年—1948年,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的校长,而且在台湾,老先生创设新竹原子能研究所,在这个基础之上,生长成了台湾清华大学。梅贻琦先生对于清华大学,可以说是“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海峡两岸清华校友公认的校长。在清华校友中,不乏经历政治运动的清华老人,但是,他们心目中,永远的清华校长,就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梅贻琦先生。梅贻琦老先生是出名的“寡言君子”,待人接物,谨言慎行,先生一生行事可以说贴切的反映了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张伯苓先生恐怕是中国大学史上最魁梧的校长了,这位北洋海军的年轻军人,身历中国甲午战败的耻辱,脱离行伍,从事于教育,南开大学就是老先生教育救国理念的体现。南开大学作为中国少数出活的私立大学,可以说与这位具有人格魅力的校长分不开的。老先生办大学特别注重文艺与体育,南开话剧社涌现出周恩来、曹禺出类拔萃的种子选手,决非偶然。张伯苓校长经常担任华北运动会的总裁判长,可以想见,体育在张校长心中的分量。当代中国大学校长,应该具有开阔的胸怀,懂得体育在大学中占有的位置。张伯苓先生说,不懂得体育的人不宜当校长。

   竺可桢先生是杰出的气象学家,长期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所的所务,但是,在1936——1949年间,竺先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是著名的流亡大学,最后流落到贵州遵义。流亡期间,竺可桢先生丧失爱妻和幼子,但是,具有崇高品德和操守的竺先生,守护浙江大学这所灯塔,发扬“求是”的精神,在艰难万状中,率领浙江大学的师生,守护着大学的尊严,使浙江大学,成为著名学府。

   ??? 八位大学校长,没有办法克服战乱的时代困境,但是,他们发扬科学、自由、平等的现代精神,不忘大学的中国文化本位,坚守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的底线,谱写了中国大学史的一段传奇。

   在《八位大学校长》的写作中,智效民先生对于老辈具有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处处可以见出老辈的精神和风范。当代中国的大学校长,其实不一定非得舍近求远,要想办好大学,其实,完全可以向老辈校长学习,我觉得,这就是智效民先生《八位大学校长》的主旨。

  

   (四)

  

   《长袍与牢骚》,这个书名很是有趣,很传神。“太原学派”引发的民国热,其实,很大部分反映知识分子的臧否政治,知识分子为什么要这么做,无它,有牢骚耳!无疑,智效民先生,是喜欢发“牢骚”的“长袍”,可以说,沉浸其中,念兹在兹的,就是民国史上长袍先生的牢骚。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观察,知识分子,渊源于古代的僧侣阶层,这个阶层,中国古代称为,巫卜祝史,操心着整个部落或者共同体的事情,所以,相对于社会的农工商阶层,先天具有着超越性和神圣性。随着现代社会的世俗化,知识分子的神圣性日益减少,世俗性日益增多,但,依旧保持着这种超越性。按照时贤的说法,知识分子超脱于自己的专业,先天具有公共关怀。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称为“士”,“长袍”就是他们的行头,普通民众,是不敢置喙的。长袍先生,在社区的教化中,发挥着独到的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担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国”,不难窥见,这个阶层的超越性。

   西方现代知识分子,渊源于教堂和大学。西方最早的大学,绝大多数,属于教堂培训学校,目标在于培养神甫。这些神学生,仰仗着教皇的庇护,放浪形骸,从不把周围市镇的民众看在眼里,自然是惹出无数麻烦,导致学袍和市镇的紧张。牛津、剑桥,八百年历史的学府,在成长的早期,可有一段时间,学袍和市镇之间,充斥着激烈的冲突和博弈,个中缘由,并不复杂。剑桥大学的成立,追本溯源,还不是牛津学袍,激怒市镇的民众,学袍被迫撤退,最终到达剑桥,在教皇的调停下,才算告一段落。

   中国近代意义的“学袍”,滥觞于“公车上书”,从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可以窥见,中国“学袍”与“市镇”之间,一直存在着跌宕起伏的紧张关系。1949年之后,强势的主事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领域中,排兵布阵,已经掌握了先手棋,曾经丰神俊逸的长袍先生,不得不就范。竟有三十年的时间,被挤压在社会的死角,哪里还有闪转腾挪、指点江山的机会呢?

   长袍先生,在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的排斥,但,身上依然流淌着浓厚的传统士人心态,慎思、明辨、笃行;遇到全能政治,特别是“反右”,眼见大势已去,很快缴械投降。

   智效民几番周折,进入山西社科院,已届不惑,深知自己消耗不起,思考何以安身立命。古今中外,凡是体制,其实,都要培养依附体制的人,不要说异端,就是与体制相疏离,都必须具有很大的勇气,关注并研究长袍先生的牢骚,正是太原学派的“天命”所在。

   智效民先生在“太原学派”处于什么地位呢?笔者以为,智效民先生的著作,体现着独到的问题意识和深刻的思考,这表现在两个方面:深化主题和开拓新域。

   太原学派,是从关注和思考民国学术史起步的,几位先生对民国教育史和思想史,有着高度的默契和可贵的共识。谢泳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具有开拓的意义,并不讳言,谢泳的书里,存在着“主题先行”和“意图伦理”。有人把谢泳著作存在的意识形态,归咎于谢氏的尊人被划为右派,当然是不妥当的,这种不妥当,恰与谢氏把毛润之晚年的做派,归咎于早年在北大的际遇相似。

细细想来,谢泳喜用材料说话,特别是平常不大受到关注的材料,这是谢泳著述的颖异之处;但是,不得不指出,谢泳对材料的梳理和解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4168.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