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或许不知道，作为国家高端智库成员之一的IPP（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早在去年6月就正式向中央提交了一份由郑永年教授和莫道明教授两人共同执笔的政策报告，建议创设“环珠江口湾区”。报告中提到的“环珠江口湾区”，从覆盖范围上等同于现提到的“粤港澳大湾区”。此后，IPP的多位教授也都在不同场合宣讲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
今年全国两会上，中央提出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此后，整个珠三角都在跃跃欲试，希冀能在这一轮的机遇中抢得发展之先机。近日，作为创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议人之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独家专访，谈他对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理解和建议。
角色定位
“大湾区”不仅仅是经济概念 广东还要承担体制创新等重任
南都：在过去的近40年发展中，广东一直被视为改革先锋。“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再次将广东推向了改革前沿。在这一轮发展中，珠三角和港澳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郑永年：“湾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很长时间慢慢积累出来的结果。以前提环珠江口大湾区、粤港澳合作等概念，有些内容是重合的，不同的是这次概念上升到了中央层面。
为什么中央要在这个时候提“大湾区”？我觉得这是要思考广东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哪里。过去我们是排头兵、先锋队，在很多时候广东都是领先的。现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出现了很多困难，也希望把珠三角作为重点研究的对象和突破口，希望广东能有更多的创新和进步。
其实在我看来，困难和危机都是必然的。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来看，没有困难和危机就没有升级。现在的关键是，中央只是在宏观层面做一些顶层设计，大湾区能不能做好，还是要靠地方。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是以广东为中心的，但对湾区的定位很重要，这是做“领头羊”的国家项目，而不仅仅是一个广东项目。广东需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且是体制创新、区域整合这个层面的概念。
不应过分看重谁是核心城市 而应强调城市间的协调合作
南都：说到区域融合，对于香港、深圳、广州谁是龙头、火车头、核心城市的讨论络绎不绝。怎么看待它们之间的竞争？谁应该是核心，或者说这个湾区是否应该有多个核心？
郑永年：事实上，珠三角的城市融合之前一直在做，包括城市升级、城市之间的互利互通、同城化等，还有后来的粤港澳合作，推动珠三角与港澳的互通。但相对而言这些提法都太局限了。粤港澳作为一个城市群，就要通过整合提升经济总量，但现在各个城市之间还是太分割了，城市分头干、重复建设，城市融合度不高。
大湾区内的11个城市，无论从哪个要素来看都不一样，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关键是如何进行资源的配给，只要整合好资源就没有问题。所以，准确来说应该是湾区中各大城市的结构升级的侧重有所不同，不应该过分看重这些城市谁是核心的问题。比如，论经济体量，香港比广深要大，但广深不可能在经济体制上与香港同步。但若是其他城市引导香港，则更显得头轻脚重。所以，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主导权，放在哪座城市，都有其他城市不服，因而更需要强调城市间的协调合作。
粤港澳大湾区是规划而成的产物，所以它的发展建设也应该是在国务院的调度统筹下按照各个城市在规划中的定位来进行资源配置。有些问题，需要中央政府来协调，有些就需要各地去具体推动实行。市场经济都是利益驱动的，没有利益凭什么过来，而有了利益就自然会向你流动。
各个地市都要在大的背景下去思考可以扮演的角色、背后的价值以及能做点什么。但有一点，经济要素一定要动起来，不动起来就是产能过剩，就是泡沫。
互利互惠
广东要进一步借力港澳服务业 为“走出去”建国际化分工网络
南都：中央指导下的大湾区建设，其首要目的是实现区域内部的互惠互利，在您看来，粤港澳湾区的构建需要做到哪些内容？
郑永年：事实上，我们是可以通过各种政策创新把湾区建设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典范。
首先，政府及垄断行业应该向市场让渡空间，政府加快实施投资负面清单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包括金融、证券、信托、保险、租赁和基金管理机构等许可牌照发放在内的改革措施。其次是法制环境的供给。建议通过地方立法设立改革保护条例，保护改革者的尝试，区分改革试错与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从而建立新型政商关系。
而在社会层面，就是要加强社会事业供给，包括加强养老、教育和医疗社会组织建设，帮助年轻人减轻“上有老、下有小”的负累，使年轻人能够预见未来的美好而甩开膀子大胆创新创业。
最后是要以发展服务业为主，加强制造业技术升级。一方面从香港和澳门有选择地引进服务业，加快湾区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发挥香港和澳门在湾区企业“走出去”的门户作用，为湾区企业构建国际化分工网络服务。
南都：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粤港合作的重点正逐渐转向服务业。正如您所说，两地在服务业合作上其实也有着各自的诉求。
郑永年：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广东，进一步与香港加深服务业合作对其经济发展有特殊的意义。如果我们回顾香港服务业的起源及发展里程就会发现，广东的加工制造业的发展与香港服务业的发展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关系，而产业的互补性也奠定了粤港两地合作的良好基础。香港服务业在金融、会计、法律、医疗、市场推广、物流、设计、专利授权等方面都拥有专业人才，并具备丰富经验和国际视野。
因此，要以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合作为着力点，发挥粤港澳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特殊作用，积极打造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枢纽和支撑平台。深入挖掘粤港澳湾区的经济产业、航空海运、国际网络人脉等资源，加强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纵向分工与横向合作，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创新融合
经济层面上的整合是最基本的 要更多考虑社会体制上的整合
南都：“大湾区”概念提出后，就有不少学者在探讨：湾区为什么没有选择在渤海湾、长三角这样一些拥有港口群和城镇群的区域，而最后选择在珠三角？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郑永年：其他地方的探讨都只是停留在经济层面。在经济层面，每个区域都可以谈，但体制呢？要达到的目标呢？这些是其他区域没有的。
中国要构建一个国际平台，其他地方都不存在可能性，只有在珠三角。因为它毗邻港澳，而且联系紧密。大湾区的概念不能只是看经济，也要关注社会、法制，而社会法制最终也将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以自贸区为例。现在国内有那么多的自贸区，但却都没有形成内部的竞争，基本都是通过政策形成洼地，吸引资源和资本流过去。这在我看来，其实就是把资源从左手放到右手，自己玩自己。而我们要构建的湾区是要吸引国际的资本，要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胜出，这些都是其他区域所不具备的。
南都：如何理解您提到的制度和目标？粤港澳优势如何体现制度层面上的融合？
郑永年：我认为现在谈“大湾区”应该从三个层面来说，首先是要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城市间资源的共享，达到互利互通，这对于每个城市群都是最基本的。我们对比世界其他的湾区，东京、旧金山、纽约都是通过政策协调，来实现湾区内部资源的有效整合。
而经济层面上的整合是最基本的，我们还要更多考虑社会、体制层面上的整合，尤其是珠三角与港澳在社会、体制上的融合问题。一直以来我们都在推动粤港澳更紧密合作，建立更紧密的贸易合作伙伴关系，但是各地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改变思路，而不单单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互利互通”。
我的建议是在粤港澳之间建立一个共同的劳务市场、房地产市场，享受同样的社保政策，这样港澳居民可以到珠三角找工作，购买社保、购买房子。这样既可以解决二三线城市房子过剩问题，又可以解决香港澳门就业问题。
南都：这就是您此前在多篇文章提到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
郑永年：过去内地民营资本纷纷跑去香港投资房地产、服务业，导致香港产业单一，很多本地人就业都成为问题。可反过来，香港在服务业的专业人才又恰恰是内地城市所需要的，珠三角市场那么大，很容易就消化了香港这部分的过剩产能。过去港澳优质资源我们都很少利用，而且还出现过为了港澳发展而牺牲自己发展的情况。比如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起来，反而影响到广东金融行业的发展。
在放开劳务市场、房地产市场之后，珠三角城市还应该学习香港成熟的法律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我们搭建起来的这个湾区平台极有利于经济发展，又有助于社会整合。其实欧盟最初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然后再搞社会整合的，慢慢地就变成了一个共同体。
粤港澳之间都是讲粤语，文化差异不大，应该不仅仅构建一个经济共同体，还要构建社会共同体。
国际竞争
粤港澳有制度创新的优势 现缺的是附加值高的资本
南都：换句话说，因为港澳的关系，珠三角是最有可能率先与国际实现全面接轨的区域？
郑永年：当粤港澳真正实现了共同体，就会非常有国际竞争力，这也是我想讲的第三个层面。我认为粤港澳湾区应该作为一个国家级平台参与到国际竞争中。近些年，我们通过自身改革，与西方制度对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等，正在更深入地与国际接轨。在未来的国际环境中，中美之间优质资本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
但有一个问题是，在国际环境下，中国现在还很难取代美国去制定规则，而如果我们将粤港澳湾区打造成一个国际平台，这个平台内部的规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那么，这对我们参与竞争是非常有利的。
反过来说，让粤港澳参与国际竞争，也符合珠三角产业升级的要求。我们要促进产业升级，不能关起门来，而要引入更优质的资本，既要内资更要国际资本。珠三角是一个庞大的市场，肯定能够吸引很多优质的外资。我们现在缺的不是一般的外资，而是附加值高的资本，而且外资不光是钱，更重要的是人才。
南都：相对于国际上其他几大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还有旧金山湾区，中国提出的粤港澳湾区在国际竞争中会有哪些优势？
郑永年：粤港澳湾区与其他湾区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我们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只要我们把城市整合起来了，再加上原有的成本优势，这些都是远远超过旧金山、东京、纽约的。
其次是我们还有制度创新的优势。国际上其他三大湾区的制度已经基本成熟了，而我们是白纸一张；我们学习其他湾区的模式，并不是一味移植，而是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进行制度创新。湾区内11个城市资源的配置，不仅仅是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还是制度资源的有效配置。深圳特区的制度创新能力不比其他地方差，而港澳又有自己的制度体系，不同制度之间的碰撞一定能产生火花，驱动创新。
所以，在珠三角这些城市中，不管广州、江门还是顺德，都肯定有各自的优势，思考如何去推进或者融合，都要先明确区域间的定位，要清楚在这个平台之内，不单单是产业升级，不单单是吸引港澳资本，更是要回到社会层面，在制度和机制上去寻求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