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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新媒体语境与“文学史的终结”

——兼谈文学批评的现实困难

更新时间:2017-04-24 12:08:57
作者: 吴俊  

   本文标题看似把福山的 “历史终结论” 搬用到文学场域,有点危言耸听了。后来的世界似乎也证明了“历史终结”的虚妄,但福山的理论依然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个已经变得更加严重也更加复杂的全球性社会问题:意识形态的冲突与泛化的利益争夺已经完全纠缠在一起了;或者说,现实的权利冲突和权利争夺不是缓和了,而是更加尖锐化、复杂化,并且还更加表面化了。这在网络世界中已是显而易见的了。那么,对于我们的文学而言,所谓“文学史的终结”又意味着什么?

   文学史的终结,一般说是指传统的以经典作品为核心(价值标准)构建的文学逻辑的断裂或终止。这个文学逻辑也可以理解为文学史。这种文学史的终结是怎样发生的?这就要归因到当下的新媒体语境了。

   何谓新媒体语境?简言之就是数字化媒体所形成或主导的文化场域。参照一般的定义,如果说传统媒体是指报刊、广播、电视等的话,新媒体主要就是指数字化的媒体形态,即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以互动传播为特点,能够涵盖所有人际间的信息传播媒介。到目前为止,新媒体主要包括数字报刊、数字广播、手机信息、移动电视、桌面视窗、数字影视、触摸媒体、手机网络等一般网络媒体形态。新媒体依赖数字、网络的技术支持,通过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相联结的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网络渠道,完成信息的传播与服务。所以,一般将新媒体概称为数字化新媒体。

   相对于技术层面而言,新媒体的传播与服务功能所体现的文化特点更为重要,更值得各种专业领域的关注和探讨。在技术层面,互联网、数字、移动技术可谓新媒体的支柱,但新媒体的功能体现则主要是在其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方面,即时、交互、共享、定向、个性、海量、超文本等为其主要特征。也就是说,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和内容都不再是单线或线性流向为主导的了,这将导致对其价值判断和有效利用的多种乃至无限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新媒体技术带来的是信息内容的无穷变量,包括其中的内容创新,新媒体形成的实际就是一种新的技术文化和价值观。

   更深一点看,如果新媒体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生产工具、文化工具、生活工具等之后,那么人类社会实际进入的就是一种新媒体的文明时代——以新媒体为生产力水平标志的文明时代。但这个话题现在暂不讨论。

   因此,新媒体也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文化场域。在新媒体语境中已经没有了一般意义上的“受众”概念,所谓“受众\用户创造内容”成为新媒体语境的一大特征。这是与传统媒体语境的一个重大区别。它标志着文化权利构成及其所属的结构性重组或重建。正是在此意义上,“文学史的终结”在不同层面上发生了。

  

  

   首先是传统的经典作品的价值地位发生了“位移”。新媒体语境的形成和实现,依赖的是它的技术支持,并由其技术支持而生产、形成其自身逻辑的特定文化。这意味着传统媒体语境中的经典不再可能独占新媒体语境中的经典价值地位,正统主流的经典历史不再只有唯一性的书写方式;换言之,新媒体文学的经典——假如其还会诞生的话——需要而且应该由其自身的生产方式来产生,并由其自身的价值观来重新塑造和定义,同样,新媒体的经典所主要体现的也必然是其自身语境的文学生产水平及价值观。否则,所谓新媒体文化就无任何实际所指,也无任何实质意义,就谈不上真正具有存在意义的文化创造性。这可以说是一种文学史观的改变。

   不过,传统经典的唯一性地位的丧失,并不意味着它的价值地位的完全沦丧。严格地说,传统经典的地位不是被完全的取代,而是发生了位移——传统经典的价值地位既非以往的独占,也非可能的消失,而是将在新媒体语境中进行结构性的重建,传统经典的历史也将随着这种重建而部分地延续与流传下去,成为新媒体也即人类社会未来的共同传统。简言之,这种文学价值地位的改变或者说文学史观的改变,并不是一种零和游戏,价值地位发生位移之后,新的结构功能将使我们的文学史继续承传、脉传至未来。

   其实,就在不远的过去,传统媒体文化自身的历史就可以对这一变化做出一个相对简明也比较乐观的解释。大约百年前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用白话取代文言,这在文学和书写、书面语言的历史上,可谓千数百年一遇的革命。当时就有了“白话文学正宗说”。白话正宗一说与其他的文学革命理论差别何在?或者说它的历史合理性与合法性何在?文学的正统并非只有文言文学一脉,白话文学也是中国文学古往今来的正宗嫡传。白话正宗说的“革命智慧”在于,并不完全否定文言文学的正统地位,并非要用白话文学完全取代中国文学的传统历史,而是确立了中国文学的一个新传统,准确说是挖掘出了中国文学的一个固有传统,即白话文学传统的历史合法性。

   中国文学不止是文言文学的传统历史,而且也有白话文学的传统历史,只是历史价值观的偏执,使得白话文学的传统一直被压抑,而文言文学传统的一枝独秀最终桎梏了中国文学的生命力,特别是在西风东渐、世界文学大潮席卷中国文学的历史背景下,文言文学无法担当中国文学复兴的民族文化重任,必须重新激发白话文学的历史生命力,以其主导助推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正是在这一理论阐释中,白话文学正宗说一方面获得了文学革命的现实引领地位,另一方面也重新定义了文言文学、中国文学的历史观念。

   我们也可以说,白话文学正宗说使得文言文学的传统价值地位产生了位移,它不再能够独占文学的唯一正统地位了,但它的价值地位并未被完全取代或抹杀,而是在与白话文学的历史博弈和互动影响中,继续在中国新文学历史上延续和拓展自己的生命,但历史已经进入了新文学即白话文学主导的时代,新的文学经典只能是白话文学,这确是无可置疑的了。这也是历史发展进步的一种体现。

   所以,文学价值地位的位移、变化,并非一定就成悲剧,尤其是,文化多元的交织生态更是共生共荣的常态。换个角度看,某种价值地位的位移也是对文学革命的一种广义的认同和贡献,新的文学支持因素比如白话、比如新媒体,也是传统文学因素比如文言、比如传统媒体能够借以发展自身的一种崭新平台。

   在此意义上的文学史的终结,指的就是有关于文学经典的价值观历史的终结,也可以说就是一种传统文学史观的终结,或者说就是一种传统的文学意识形态的终结。而其前提则是在新媒体语境中文学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具有划时代区别性特征的改变。

  

  

   其次,所谓“文学史的终结”将发生和体现在新媒体语境中的文学形态上。传统媒体语境中的文学形态受制于其文学生产方式、传播方式的线性化特征和规则,一般而言无法获得多维、多向度的支持;而且从创作\生产到阅读\评价的反馈路径来说,有着明显的延时滞后和空间阻隔的双重屏障,文学的生产和传播只能是一种单向的运动。所以其文学形态不能不主要呈静态、定型的特征。

   新媒体语境则全面破除了传统媒体语境的这种生产机制规限,使得文学形态在其形成过程中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条件,最大程度地体现出动态、变型(相对稳定)的特征。新媒体的即时、交互、共享、定向、个性、超文本等诸多传统媒体所无法想象、无法企及的革命性功能,都为其语境中诞生的文学形态提供了近于无限的可塑性。首先便是新媒体语境中的“作者”就对此提供了前提保障。

   如果说新媒体语境已经消除了传统的读者\受众的概念,那就应该可以更准确地说,新媒体的巨大贡献实际上是创造出了“无处不在的作者”。传播(过程)同时也就成为创作(过程)。这势必影响到新媒体文学的形态呈现。当我说在作者方面,“新媒体比传统媒体创造出了更多的作者”这句话时,其中的作者并非单指个体性的预设的、确定性的创作者,而是同时更多指向一种创作的机制,或创作主体的可能性存在。可以确凿无疑地说,新媒体的技术支持平台能够激发出更多的主观创造欲,能够极大地、甚至可说史无前例地提升文学创作的实际可能性,也能够为创作提供更多的实践和实现的技术路径支持,而且能够使“作者”经由即时、交互、共享的功能确认自身的存在价值,拆解空间屏障,同时又能够利用诸如超文本功能,抹平时间落差,实现时间上的秒杀。

   归根到底是新媒体具有了建构“作者共同体”的技术功能和文化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新媒体语境首先就是由这种作者特点、作者关系、作者共同体所构成的。新媒体重组了文学生产关系,最大可能地解放、释放出了文学生产力。而文学的传播过程既为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提供了可行的也是合法的凭据,甚至文学传播本身就由这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因素所直接构成。

   抽象点说,文学创作、文化创造体现出的是创造主体的强烈主观动机,而不单是创新技术手段的支撑。创新成果不单是技术的产物,而更应该视为创新意志、创新欲望的结晶。主体的自觉较之客观实际的结果,往往更能显示出文化创造、社会进步的动力机制作用,显示出人的作用,显示出创新的真正动能何在。新媒体所激发出的创作、创新欲望,引导了创新成果的不断出现。在文学形态上,这种创新成果显然不再是传统媒体所能够规范和解释的了。它们之间的技术条件、动力机制、实现路径都有了根本性的不同。

   其实,从纵向的文学史和横向的直观感性角度对照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语境中的文学形态现象,就能分外鲜明地看出两者的巨大不同,以及传统媒体语境对于新媒体文学形态在阐释上的软弱和无奈。百多年前纸媒报刊勃兴之时,中国文学的生态变化及文学形态生长就发生了传统文言文学所无法应对的现实问题。

   一是商业化带动的文学(类型化)写作时尚渐成潮流,传统的通俗文学也汇入了近代都市读者市场为主的大众文学生产,新的文学样态已经势不可挡地出现了。这意味着社会的历史变迁催生、形成了新的时代文学,而传统文学范畴包括其文体、文学形态的概念及规范都已不再能够解释当下的新文学,这也可以说是新的文学生产机制(纸媒报刊的生产与传播)逼退了传统文言文学历来所占据的价值中心地位,且更重要的是颠覆了传统文学的精英意识、思维方式及其价值观。——我们当下所面对的新媒体文学语境,几乎就像是当年纸媒文学语境勃兴时的再现,只不过当年的“纸媒”在百多年后的今天,终于也成为“传统媒体”了。

   二是纸媒支持的泛文学性、泛文学化写作的流行,或者说是文学的泛化已经被广泛接受,而传统文言文学显然没能意识到这种时势的必然性和革命性,没能及时产生出应对、顺应、汇通、融合的互动发展变革策略,始于藐视,终于被替。新出现的这些泛文学写作既是对传统(文言)文学观的冲击和挑战,也产生出了一系列实际的问题(新文学问题)亟待面对和解决,其中最突出、也是最具理论急迫性的就包括了文学文体、文学形态的命名与概念范畴认识。泛文学写作是否可以视作文学写作?在何种前提下才能将新文学归入(传统)文学的可接受范围?当新文学在巨大的时势潮流支持下全面突破了传统文学的规范之后,是否有必要对之进行新的规范性限制?甚至是否有必要对之进行一些“反动”、“反革命性”的思考?

我们反观新文学史可以发现,新文学革命者在创作与理论的两方面实践中都做得非常自觉和成功,可以说从五四前后到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终于全面奠定了新文学的不可撼动的文学经典地位,也开创了新文学的经典历史传统。白话文学完胜了文言文学。——当下新媒体语境中出现的也是同样的现象和问题,那么传统媒体有能力回应并有效地解释这些新媒体文学问题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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