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感受《孙子兵法》的永恒魅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20 次 更新时间:2017-04-24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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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是中国最为杰出的兵学著作,被人们尊奉为“武经冠冕”、“百世兵家之师”、“百世谈兵之祖”,东汉末年大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强调:“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孙子兵法序》)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明代兵书《投笔肤谈》认为:“《七书》之中,惟《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法悉备。”同为明代兵书的《武备志·兵诀评序》更指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均十分恰当地概括了《孙子兵法》在中国兵学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其书自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的很多合理内核,直到今天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不仅对现代军事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借鉴意义,还渗透到军事以外的领域,对商业竞争、企业管理、外交谈判、体育竞赛等也有深刻的启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孙子兵法》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一、走出阅读中的四个“误区”


那么该怎样来阅读和掌握这部仅仅六千言左右的旷世兵书呢?这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长期以来,《孙子兵法》都是人们关注的热点经典,都是人们习学兵学的重点之所在,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的现象,宋代的叶适更曾经断言《孙子兵法》一书必定“将传之于无穷”。充分说明了《孙子兵法》的文化魅力与思想影响是经久不息、历久弥新的。然而,恰恰就是这种大热,结果却使得人们对其书的认知与理解出现了偏颇,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种《孙子兵法》阅读与诠释上的弊端,大致有以下几类表现:

第一, 歪曲原意,信口开河,郢书燕说,移花接木。即脱离孙子论述的语境,简单地比附与迎合现实的需要,对孙子的某些观点作无谓的拔高或任意的贬低,从而歪曲了孙子的原意与宗旨。这其实乃是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阉割。例如目前关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发挥,就天花乱坠,望文生义,背离了孙子说这段话的本意。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把“不战而屈人之兵”吹捧为“不战主义”、“和平主义”,曾有人称道《孙子兵法》不是讨论打仗的,而是教人和平的,孙子是不战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云云(参见《孙子兵法新校》“前言”,白山出版社1997年版)。这显然是片面的解读,抹煞了其书“兵法”这一根本特征,如果孙子是不战主义者,他为什么要写《孙子兵法》?又为何把战争艺术写得如此出神入化,独步天下呢?

第二,偏颇简单,片面肤浅,取其一点,不及其余。这主要表现为对孙子兵学理论体系作断章取义的总结,忽视了孙子理论主旨的全面性与系统性。《孙子兵法》的中心内容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似乎只有一个印象,即诡道,“兵以诈立”,兵不厌诈。所谓“非诈不为兵,盖自孙、吴始,甚矣,人心之不仁也”;“兵流于毒,始于孙武乎!武称雄于言兵,往往舍正而凿奇,背信而依诈”。(叶适《贤良进卷》)孙子的确讲诡诈,但诡诈只是《孙子兵法》的一部分,绝不等于《孙子兵法》的全部。《孙子兵法》是一个综合有机的体系。在军事上孙子不仅仅讲诡道,也讲仁义。更何况孙子他并不单纯就军事而讲军事,而是将军事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因素加以综合考虑的。这正如清人孙星衍所言:“其书通三才、五行,本之仁义,佐以权谋,其说甚正……比于六艺,良不愧也。”

第三,生搬硬套,乱贴标签,对号入座,无类比附。这个问题在《孙子兵法》的阅读引申与借鉴运用上特别突出,在经济领域可谓泛滥成灾。不少人把《孙子兵法》奉为神明,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将《孙子兵法》的兵学原理,动辄去和经营管理等经济活动加以联系,不分青红皂白一一予以对应。这就属于乱贴标签,胡说八道。我们说《孙子兵法》对今天生活有启示,这主要是就其思想方法论的意义而言,而不是指可以把孙子的具体哪条用兵之法拿来与经济活动方凿圆枘,对号入座。否则便是生搬硬套,无类比附。说到底,兵法,讲的是用兵之法,是战场上你死我活的一种斗争艺术,它的本质属性是对敌而不是对自己人的。因为战争的基本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了战场制胜,就不妨用诡诈的手段去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商业与企业经营管理乃是非对抗性矛盾,要讲诚信,要讲利益均沾。所以不能不加区别地将《孙子兵法》中的“诡诈之道”运用到企业管理和商业运作中去,否则就是游戏无规则,求胜失底线,导致道德大滑坡,造成严重的诚信危机。

第四,道听途说,夸大神化,虚张声势,自吹自擂。现在说起《孙子兵法》,似乎己成了一张中国的名片,总想拿来在世界上炫耀一下。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层面讲,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孙子兵法》本身也是实至名归。但是,凡事不宜做过头,更不要编造出一些并不存在的东西来给自己打气壮胆。其实目前流行的不少“故事”,都是没有影子的事情,如说拿破仑读了《孙子兵法》大发感慨,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读了《孙子兵法》老泪纵横,全然是无中生有,自欺欺人。但是以讹传讹,谬种流传,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二、坚持阅读中的“三个”原则


这首先是要坚持回归经典自身的整体性原则。南宋郑友贤在其《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中指出:“武之为法也,包四种,笼百家,以奇正相生为变。是以谋者见之谓之谋,巧者见之谓之巧,三军由之而莫能知之。” 《孙子兵法》十三篇是一个完整、有机的思想体系。每篇既是一个独立的整体,篇与篇之间又相互保持密切的联系。前后十三篇逻辑严谨,层层递进,首尾呼应,浑然一体,对战争的平时准备,战略计划的制定,战役程序的组织,战术手段的运用,以及行军、保障、各种地形条件下的作战行动及特殊战法都做了层次分明、前后贯通的阐述。其思维的整体性和思辨的深刻性在先秦诸子中也是罕有其匹的。全书从战略运筹、战争预测(《计篇》)起步,经战争准备(《作战篇》)、运用谋略(《谋攻篇》)、发展实力(《形篇》)、创造有利态势(《势篇》)、灵活用兵、争夺先机、因敌变化而取胜(《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到解决“处军相敌”(《行军篇》)、利用地形(《地形篇》)、掌握兵要地理(《九地篇》)、实施火攻(《火攻篇》)、搜集情报、以资决策(《用间篇》)等具体的战术问题,始于“知彼知己”,又终于“知彼知己”,恰好规划了一个完整的战争程序,其篇次结构序列设计,注重于按用兵制胜的要领与方法加以逻辑展开,以战争规律性为立足点;曾有人这么认为:“十三篇结构缜密,次序井然,固有不能增减一字,不能颠倒一篇者”(蒋方震等《孙子浅说·绪言》)。在某种程度上说,这话不无道理。所以不少研究者曾根据《孙子兵法》的内涵文义,从逻辑上努力梳理过全书的思想脉络和内在联系。如支伟成编著《孙子兵法史证》,其卷首《孙子篇目述义》就这样分析十三篇的逻辑递进关系:“计篇第一,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地之远近,兵之众寡。当先计及之,而后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计为首。作战篇第二,计算已定,然后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故次计。谋攻篇第三,计议战备已定,然后可以智谋攻,故次作战……”日本学者山鹿素行也认为《用间篇》是对首篇《计篇》的前后呼应、是全书的浑然一体之标志,“始计、用间在首尾,通篇自有率然之势。” 应该说,这是正确理解孙子十三篇思想及其价值的通衢捷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对《孙子兵法》作片面的理解。例如,许多人推崇《孙子兵法》的讲谋略,甚至认为《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是同类。这显然是一种偏颇的识见。

其次,是要坚持认识经典要义的灵活性原则。戴溪《将鉴论断·孙武》有云:“孙武之书十三篇,众家之说备矣。奇正、虚实、强弱、众寡、饥饱、劳逸、彼己、主客之情状,与夫山泽、水陆之阵,战守攻围之法,无不尽也。微妙深密,千变万化而不穷。用兵,从之者胜,违之者败,虽有智巧,必取则焉。可谓善之善者矣。” 《孙子兵法》的灵魂,在于强调“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在孙子看来,兵法的许多基本原则,如“高陵勿向,背上勿逆”“围师必阙,穷寇勿迫”之类,是无数次战争经验与教训的沉淀积累,是多少人用鲜血与生命换取的结晶,自然应该充分尊重,加以借鉴和传承。但是,对这些兵学原则,又不能过于迷信,亦步亦趋,而必须结合新的状况,针对不同的对手,根据不同的条件,灵活机变,出奇制胜,否则就是拘泥僵化,胶柱鼓瑟,孙子希望人们学习兵法,但他的终极宗旨是期盼人们在学了兵法之后忘掉兵法,在孙子的心目中,没有规则,就是唯一的规则;没有规则,就是最高的规则。所谓“形兵之极,至于无形”。上骗不言骗,无招胜有招。用岳飞的话讲,就是“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岳飞传》)。

道理非常简单,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作战对象形形色色,如果执一定之规,应无穷之敌,不知变通,机械保守,那一定会遭致败绩,沦为笑谈,如同何去非《何博士备论》所言:“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一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 历史上学《孙子兵法》、用《孙子兵法》的人多得去了,可是,有不少人由于不懂得这个道理,食古不化,一味迷信兵学教条,不但没有帮助自己在战场上克敌制胜,建功立业,反而大败亏输,覆军杀身,沦为纸上谈兵的反面典型。像三国时的马谡,他对《孙子兵法》可谓是稔熟于心,倒背如流,其在街亭之役中,行军布阵,处处遵循《孙子兵法》的要求,兵法要求军队屯驻宜“居高向阳”,他就部署军队于高丘之上,声称“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别人提醒他山上无水源,若遭敌军包围,就容易陷入不战自乱的困境,他亦拿出《孙子兵法》的话来为自己作支持,正所谓“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九地篇》)。然而,他忘了自己的对手乃号称曹魏五虎上将的宿将张郃,人家走过的桥比自己走过的路还长,吃过的盐比自己吃过的米还多,若不玩《孙子兵法》,尚不至于败得如此不堪,而拘泥《孙子兵法》的教条,则输得惨到连自己的命都给搭进去了。

由此可见,在今天读《孙子兵法》,关键是要做到既能入乎其内,更要出乎其外,真正做到《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中所主张的那样:“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会法”。不把兵法原理当作教条,而要结合实际情况来灵活运用这些原理,与时俱进,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发明新的理论,新的战法。表面上看,你做的事情跟原理之间好像不相符,实际上却是与原理的核心精神相吻合的,这才是理解和运用《孙子兵法》的最上层境界,也是现代社会竞争中掌握先机,立足主动的根本前提。

其三,是要坚持理解经典价值的超越性原则。《孙子兵法》是一部成书于2500年前的兵学著作,它之所以在今天还为人们所热爱、所阅读,自因其拥有独特的魅力,具有跨时空的超越性。更为重要的,它已超越了单纯的军事领城,而具有了哲学意义上的普遍性价值。对此,前人早已有所指出:“言言硕画,字字宏谟,上筹国计,下保民生,实以佐大学治平之未逮者。”(杨谦《武经三子体·注序》)从本质上讲,《孙子兵法》是一部哲学著作,是一种思想方法论,充满哲学启迪与人生智慧。像在理想层面的“求全”和在操作层面的“取偏”,就是孙子朴素辩证思维理性的表现之一。

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求全”文化,追求万全,争取圆满,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广大民众的心态意愿。似乎只有“万全”“圆满”,才算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极致,达到事物发展的最佳。

在这样的“求全”文化氛围笼罩之下,孙子同样对“全”情有独钟。《孙子兵法》十三篇中,孙子提到“全”的地方多达十余处,如“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地形篇》),“故兵不顿,利可全”(《谋攻篇》),“自保而全胜”(《军形篇》),“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谋攻篇》)等等可见,“全”在孙子的兵学理论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能有这样的境界,无疑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孙子的确了不起。但更加了不起的是,孙子同时还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的心目中,“求全”只能是一面旗帜,一种理想,一个口号。如果过于拘泥胶着于“全胜”,而忘记了战争厮杀这个残酷、铁血的事实,将“理想”同“实际”简单地等同起来,则不免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自欺欺人了。换言之,孙子已清醒地认识到,一味追求万全之策是不现实的,因为“先作万全之计,然后图彼。得之则大克,不得则自全”(《魏书·邢峦传》),“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六韬》)云云,只能看作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事实上很难有真正的万全,更不应为追求万全、争取圆满而患得患失,瞻前顾后,投鼠忌器,优柔寡断,以至于错失战机,陷于被动,与成功失之交臂,图虚名而处实祸。

正因为孙子早已将这层关系明了于胸,所以他在高举“全胜”这杆大旗,理念上汲汲追求万全之策的同时,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一直磨励“战胜”这把尖刀,注重“取偏”的实效,特别强调突出重点,剑走偏锋,主张集中兵力,发挥优势,寻找突破口,各个击破,在此基础上扩大战果,克敌制胜,“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九地篇》)。指出战略家最大的过错,在于不分主次轻重和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西瓜芝麻随地捡:“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虚实篇》)。

由此可见,在“兵圣”孙子那里,理想上求“全”与操作上重“偏”是高度统一的。孙子真正明白了“舍得”这层道理,得与失是辩证的,舍得舍得,说到底是有舍才有得,所以孙子强调五“不”:“途有所不由,地有所不争,城有所不攻,军有所不击,君命有所不受”(《九变篇》),决不能为求“全”而大包大揽,决不应为“全胜”而放弃“战胜”,一切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牵一发而动全身,“以正合,以奇胜”(《兵势篇》)。应该说,孙子这种剑走偏锋的思维方式充满深邃的哲理精髓的,老子说“多则惑,少则明”其所体现的精神旨趣,正与孙子“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的基本理念相吻合。

很显然,孙子有关“求全”与“取偏”平衡统一的辩证思维,反映了理想与实际的统一,终极目标与阶段任务的统一。这在今天也是很有价值的,不无重大的启迪意义。它提醒人们,凡事都要设立一个远大而崇高的理想目标,朝着“尽善尽美”的方向去积极努力。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则要摆正位置,放低身段,调适心态,尊重客观现实,不作超越个人能力与水平的企冀,特别要防止出现一味求稳求全,事事渴望圆满的行为方式,这包括计划方案制定上的面面俱到,方方皆足;博弈竞争活动中的通吃不漏,竭泽而渔;人才选拔任用上的求全责备,一杆标尺。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更有必要借鉴孙子的用兵真艺术,人生大智慧,分清缓急,甄别主次,开拓重点,把握关键,集中兵力,各个突破,先捡西瓜,后捡芝麻,而千万不可不分重点到处撒网,平均使用力量,导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甚至芝麻西瓜统统丢光的局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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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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