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有何背景“作祟”，最近网络上关于“阶层流动”话题的讨论特别热烈，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也被纳入这场讨论中，剧中的主角之一祁同伟由此被格外关注。有不少网友指出，祁厅长虽然是一个负面角色，但换个角度来看，他也是“身不由己”，因为出身低微，没官方后台、无政治资源，在这个竞争残酷的社会，他的所作所为属人之常情；甚至还有人明确提出，这种人的存在有利于当下中国的社会阶层流动。言外之意，祁厅长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作为当代中国的底层人，他“别无选择”，再往深处想，这些言论似乎还隐含有这样一个观点：因为我们是受害者，所以拥有“不择手段”的权利！

面对这样的观点，我的背后发出丝丝凉意——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成功学”思想吗？我们是受害者，就拥有通过伤害他人来加倍弥补自己损失的权利，如此以来，其他人必然也可以效法，我们所批判过的“互害型社会”何时可以终结？假如一个社会的阶层流动依靠的是祁厅长所采用的手段，那么，它到底有何意义？“江山轮流做、今天到俺家”，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大体就是延续这个逻辑而实现了再生产，但这个逻辑难道还不应该被抛弃吗？言及至此，一定会有朋友急着向我提出另外的问题：既得利益集团不舍得放弃自己手中的特权，底层人难以通过正当途径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若再不支持他们采用“不正当”手段，那不就等于让他们“作茧自缚”和坐以待毙了吗？这显然有失“社会正义”原则。

因为自己也曾经认同过以上这个观点，后来主动放弃，所以我很想用自己的切身思考来回答这个问题。作为一名赤贫农家子弟，本人在青少年时代也曾经有过强烈的“成功”理想；但是伴随着读书量社会阅历的增加，我开始重新思考“成功”的含义，难道只有掌握尽可能大的政治权力、拥有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才算是成功吗？我最终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任何社会都存在着职业和社会地位上的分工，假如“人生成败”的标准就是钱和权，那么，绝大多数的人主动是失败者，因为权力和财富具有天然的“稀缺性”（至少在感观上），围绕它们开展的竞争又必然会出现“马太效应”。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成功的标准应该是多元化的，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出现恶性的社会竞争，才能实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理想。

另外，即使我们一时还难以接受“成功标准多元化”的理想主义观点，至少也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关于“正义”的基本设定问题。因为A及其群体伤害了我（M）获得个人正当利益的机会，所以就有权利通过伤害C、D、E（可能也包括A群体中的部分成员）来获得弥补，从常识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不符合社会正义的“逻辑原则”的！祁同伟包庇伦奸犯、伙同他人坑害大风厂职工、配合情妇巧取豪夺，窃占国有资产，在他（欲）伤害的人之中，绝大多数都是普通民众，似乎只有梁璐、陈海和侯亮平才属于网友所说的权贵阶层。从这些角度来看，祁厅长没有丝毫值得同情的地方，“底层出身”这个信息完全不能推论出他所作所为的任何正当性，这种“凤凰男”即使不比权贵们更坏，至少也不能说他就比权贵们更好！

讨论到此，我们似乎又回到“阶层流动”话题上面来了。因为祁同伟的“正当性”一旦被否定，我们会牟然发现，中国无数基层人的“成功梦”就变得更加遥不可及，至少在道义层面上将面临更多的制约；而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是，这必然会加重中国已经出现的社会阶层固化问题，从而触碰到国人的那根敏感神经——江山本应轮流做的嘛！也就是说，很多国人同情祁同伟，其实是在捍卫自己“打江山”的权利及其正当性，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游戏规则的“心理继承”，但为了“回避”祁厅长的道义瑕疵，又水到渠成地将“责任”推卸给不良的政治规则。必须说明，我对中国目前的政治规则几乎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但这绝不该成为任何人伤害无辜的理由，况且祁厅长是以顺应（而非抗争）这个不良规则的姿态出现在镜头里面，我实在不能理解，他这个形象到底还有何“正当性”可谈？

我认为，社会阶层流动包括“结果”和“规则”两个层面。从理想型的角度来看，最好的状态应该是这样的——每一位社会成员都拥有绝对平等的“自我发展”权利，而作为整体的社会又存在一套完全公正的“竞争规则”，并通过这套规则的完美运作，使得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被放置在最合适的位置上，并获得相应的待遇，规则和待遇都获得了社会共识的认定。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乌托邦”假设，但是通过这个假设，我们就可以继续推演关于社会阶层流动的正义原则。众所周知，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智商”和学习能力的天然不平等，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必然存在差异，因此，即使在上述理想状态下，也必然会出现社会阶层分化现象，而这种现象一旦出现，其后代接受的教育和熏陶（甚至包括遗传基因）必然出现等级化，那么，不同出身人群的阶层流动自然也就不可能是“纯随机性”的。

换一个角度来说，在“初始”阶层分化的影响下，“后来”时期的社会成员必然会面临发展“起点”不平等的问题，但是这个不平等恰恰又是规则平等的必然结果，按照诺奇克的观点，这恰恰就是社会“正义”的真髓！由此可见，在正义状态下，社会阶层的流动本来就应该是“有序”和“小幅度”的，“大规模”和“剧烈”的社会阶层流动反而经常会伴随着不正义现象的发生，比如由“平均主义”思想导致的所谓“革命”就是典型的例证。当然，当下中国民众的社会地位竞争既不存在“起点”的平等，也不存在“规则”的公正，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出现的社会阶层固化现象自然没有“正当性”可言。但我们绝不能由此推论出当今世界上出现的一切（表面）类似现象都是“不正当”的，那些以此现象为据对欧美发达国家进行的各种“左派式”批判经常就是忽略了对“结果”和“规则”的区分。

总而言之，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严重的阶层固化现象肯定是“不正义”的，因为人的智商和能力分布不可能保持“很多代人”的高度一致性，因此按照“规则正义”原则，一定会出现社会阶层流动现象。但是阶层流动速度越快，也不一定就越符合社会正义原则，因为很多“大革命式”的阶层流动经常只是一群权贵代替另一群权贵的游戏，丝毫不会涉及政治规则的改善，从政治伦理学和文化发展学的角度看，这种社会阶层流动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我虽然反对中国式的“阶层固化”现象，但绝不由此而支持“改朝换代式”的阶层流动现象，对祁同伟厅长这样的凤凰男及其背后隐含的“政治循环”游戏，我着实产生不了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