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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连泰:论宪法的意识形态属性

更新时间:2017-04-17 10:25:05
作者: 刘连泰  

   摘要:  宪法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作为立宪的“粘合剂”,尽管有本质不同,但无论是资本主义宪法语境中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宗教进路的意识形态,还是社会主义宪法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都在凝聚认同的过程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作为行宪的“整合机制”,通过结构整合和价值整合,意识形态为宪法实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作为违宪审查的“背景规范”,意识形态影响违宪审查制度的确立与运作、违宪审查模式的选择。中国宪法文本在序言中明确表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意识形态,宪法正文也隐性渗入了意识形态元素,形成前后呼应的规则体系。宪法解释不能回避意识形态。

   关键词:  意识形态;立宪; 行宪; 违宪审查

  

   意识形态是指体系化的观念的集合。宪法文本中一直有一个悖论:从思想和良心自由的角度出发,任何意识形态的表述都是不正义的,但任何宪法文本都或隐或显地表述着意识形态。从美国宪法文本中的“我们人民”,到中国宪法文本中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都散发着某种意识形态气息。宪法文本像一个大舞台,各种意识形态粉墨登场。宪法要反对的东西为什么刚好出现在宪法文本中?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就这样裹挟在一起。宪法学界对宪法文本中的意识形态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在将宪法塑造为“科学”的呼声中,有意回避意识形态话题。政治宪法学聚焦政治实践,力图为当下的中国宪政实践提供某种体系化的解释,但通常沦为粉饰政治现实的毫无美感的修辞:对“道统”视而不见,既没有解释现实,也丧失了学术必要的批判功能。[1]当我们将目光游弋到其他学科,寻找可能的智识支援时,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政治学、党史党建等其他学科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常常只能停留在该学科的视域内自说自话,对意识形态在宪法文本中的表达常常“选择性失聪”。萨瑟当年说:“意识形态像个吵吵闹闹、蹒跚学步的孩子,正在被他的哲学和政治亲属抛弃。”[2]其实,意识形态也正在被宪法抛弃。

   德里达曾经将意识形态比喻为“幽灵”。[3]在诸神隐退的年代,在标榜价值中立的宪法文本中,意识形态只能以“幽灵”的形式悄然登场,到处游荡,暗然施展它的魔力。如果我们不想沉溺于掩耳盗铃式的“黑板宪法学”,就必须厘清意识形态与宪法的关系。本体论的辨识聚讼纷纭,为避免无穷无尽的概念纠葛,本文力图从功能主义路径出发,阐释意识形态对宪法的意义。

  

一、作为立宪“粘合剂”的意识形态

  

   (一)资本主义宪法语境

   意识形态为立宪和修宪提供基本的价值共识。布坎南将集体决策分解为“立宪”层次的集体决策和执行层次的集体决策,任何层次的决策都是在先定规则之下进行的。[4]“立宪”这一集体决策的规则是什么?只能理解为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认为,人是一种意识形态动物,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5]如果双方意识形态过度对抗,力图通过“立宪”达成政治共识根本就不可能。经由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千锤百炼,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宗教进路的意识形态构成了资本主义宪法得以生成的价值语境。

   1.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契约的宪法

   任何政治都面临正当性追问。经典的宪法理论为政治正当性的辩护是经由同意、契约理论而达成的。在自然法学家提出社会契约论之前,就已经存在作为自由证书和社会契约意义上的宪法。典型的代表如1215年《自由大宪章》,其本质在于厘定国王与贵族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此时的宪法确实以权利保障(贵族权利)的形式出现,但其本身并非“作为政治的决定权和政治统治权力组织、运行过程规则意义上的宪法。”[6]社会契约意义上的宪法出现于启蒙运动之后,尤其根植于洛克的自由契约理论中。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裁判者,为了厘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保障个人的自由和财产,人们才选择缔结契约,建立国家。在近代,这种契约以宪法之名呈现,而作为社会契约的宪法之所以具有这种至上性,是因为实证宪法不过是自然法的转化形态。[7]也正因为此,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宪法本身便具有了高级法属性,“是灵感和愿景的源泉,是价值和原则的宝库”。[8]契约理论旨在厘定国家权力的边界———人民享有推翻违背契约义务的统治者的自然权利,同时也为国家权力供给正当性。但契约的进路总是受到“代际冲突”理论的诘问:既然契约是祖先签定的,我们为什么要遵守?死人之手凭什么统治我们?我们总是集体无意识地淡化契约理论的自然状态背景。自然状态下的每个人都是缔约的主体,政治对他们的正当性也并非不容置疑:凭什么因为我们同意了就可以统治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追问最终又回到了意识形态本身———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赫费长篇的政治正义性论证从来没有游离过自然状态的表述。当然,自然状态作为纯理论模型的推演是有意义的。但经验的世界里没有自然状态。经验的世界只有意识形态。“对自由的放弃换得了自由的保障,对自由的放弃回报以对自由的权利。”[9]普遍同意、集体幸福的解释进路只有形而上的意义,在经验的世界我们无法观察。

   2.宗教进路的意识形态:作为神赐的宪法

   作为一种观念体系,宗教是意识形态的突出表现形式之一。伯尔曼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它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他的信仰。”[10]这一见解尤其适用于解释价值意蕴浓厚的宪法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基督教教义就曾在宪法的起源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宪法“根植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的政治思想中”。[11]

   如果以宪法为原点,考察宪法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那么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对宪法的作用可以从三个层面上解读:在宪法之外;在宪法之内;宪法本身。

   在宪法之外,宗教意识形态是宪法诞生的温床,是宪法的营养基。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宪法意味着政治体系的组织化。如果以此为出发点,古代社会也存在宪法,古代城邦的建构与运作也是宪法实施的样态。古朗士曾考察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的关系,他认为宗教就像一枚抛之于水面的石子,渐次荡开,最终导致了古代城市的形成,在时空维度上形成了差序格局。“首先是古老的宗教创立了家庭,然后是城市。起初,这一宗教制定了家内的法律和氏族政权,后来又建立了民法和城市政府。国家与宗教结盟,国家源起于宗教,且与宗教混为一体。”[12]正因为宗教的这种支点作用,“信仰初生:人类社会始行组织。信仰变化:社会乃经过屡次革命。信仰消灭:社会亦改革形状”。[13]基督教终结了古代社会,也催生了近代宪法。“西方立宪主义产生的宗教基础是基督教精神。”[14]

   在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奥古斯丁、阿奎那等神法学家关注公民不服从理论。奥古斯丁承认当统治者的命令违背上帝之时,基督徒有消极不服从的义务。阿奎那则区分了永恒法、自然法、神法、人法,人法要受前三者的支配和约束,[15]这种分类为宪法奠定了高级法背景的理论基础。“神定法和自然法作为上帝统治世界的永恒法的具体体现,规定了真正的立宪政府。”[16]宗教改革进一步强化了宪法的宗教基础。个人能够与上帝直接沟通,且能够凭借自己的意志来改变世界,这种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精神若合符契,成为近代宪法发展的助推剂,“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天赋人权”就是这种宗教精神的世俗表达。在政教分离的现代政治体系里,宗教传统并未消亡,以更隐秘的方式复活。现代宪法强调实质平等,关注为个人自由发展创造更多条件,本身就蕴含了自由、平等的宗教精神,“人们不会衷心拥戴一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更不用说一种哲学,除非对他们来说,这种制度或哲学代表着某种更高的、神圣的真理。”[17]

   在西方的精神谱系中,基督教精神传统提供了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在非基督教世界,宪法的产生同样需要一种更高的、神圣的真理。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可以看作对宗教缺席的“补位”,在“上帝死了”之后,拟制出公民宗教———“通过把一个神圣的主权人格推崇到神的地位,从而打造革命建国之信仰,由此才能抵御人民的腐化堕落,才能维系共和国的存续安康。”[18]

   在宪法之内,制宪者凭借宗教传统打造了宪法的彼岸世界,持续形成并更新着宪法的此岸世界。[19]

   基督教传统中的罪感文化强调原罪、人性恶,使法治成长成为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20]基于法治原则,宪法文本强调政府权力的有限性,为权力的行使划界。在权力与权力的关系谱系中,分权制衡是最基本的要求,以权力对抗权力;在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谱系中,保障基本权利是衡量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基本前设,以权利制约权力。基督教传统主张个人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为宪法注入人权内涵。人权,即人之所以为人所享有的权利,其本身包含了自由、平等的理念。美国宪法的起草者就深信,“法律制度本身的生命力取决于宗教信仰的生命力,更具体地说,取决于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所盛行的基督教新教信仰的生命”。[21]将这种信念纳入文本中,上帝在宪法中复活了,“人民的自由乃上帝的恩赐,这个深入人心的理念是自由唯一坚实的根基。如果我们铲除了它,一个国家的自由(就不会)让人觉得有稳固的保障。”[22]宪法之所以具备安顿心灵的功能,正是导源于宪法中的某种宗教基因。

   就宪法本身而言,随着宗教概念的宽泛化,宪法本身也被拟制为一种宗教,用以证成宪法文本的正当性。狭义的宗教概念,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广义的宗教概念则泛指“社会关于生活终极意义和目的的直觉知识,以及对此终极意义和目的的献身”。[23]伯尔曼在讨论法律的宗教基础时,将自由的民主主义与革命的社会主义奉为“世俗宗教”,并认为这两者发挥着与传统宗教同样的功能。信仰的变迁会引发宪法的变革,不断修正的宪法理念如何避免断裂,是宪法学面临的理论难题。诉诸宗教概念,奉宪法文本为神圣文本,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进路。杰克·巴尔金就曾以此为出发点,以宗教话语重构宪法话语,将信仰、救赎作为宪法之所以始终具有正当性的理由。[24]伴随着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浪潮,民族国家形式渐趋弱化,宪法成为维系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纽带,宪法爱国主义本身就体现了宪法的宗教性。

  

   (二)社会主义宪法语境

   意识形态同样在社会主义立宪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不仅使立宪变得可能,而且使宪法变迁的分歧变得最小。中国宪法是社会主义宪法的典型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凝聚中国人民认同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推动了作为革命产物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与1954年宪法,也促成了1982年宪法的革故鼎新。正是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粘合剂”作用,中国宪法在直接意义上是党的意志、人民意志与国家意志相统一的产物,在根本意义上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1.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革命产物的宪法

“当革命成功地实现之时,即使是共产主义革命,也总是要颁布宪法。”[25]作为革命产物的宪法,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中窥见一斑。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说明。首先,与创造“意识形态”术语的特拉西不同,马克思主要在否定意义上使用该术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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