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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辉:民族主义与道德主义:儒家文化圈与东亚媒体的传播特质浅析

——以中日韩三国为例

更新时间:2017-04-17 00:01:52
作者: 潘祥辉 (进入专栏)  

  

   摘要:儒家文化作为东亚各国共同的文化资本,影响了东亚国家人们的传播理念与传播行为。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人际传播领域,也表现在大众传播领域。本文认为,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会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影响东亚媒体的传播特质,这种传播特质不仅表现在东亚媒体的独特功能上,也表现在媒体文化、媒体管理及媒体的运行逻辑等方方面面。在儒家文化特质的影响下,民族主义与道德主义构成了东亚媒体的最为显著的特色。

  

   关键词:儒家文化 东亚媒体 民族主义 道德主义 传播特质

  

   一、引言:亚洲价值与传播研究的三种话语

  

   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霍尔说过:“文化的功能之一是在人和外在世界中间建立一个高度选择性的屏幕。文化是通过该屏幕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决定了我们注意到的内容和忽视的内容。”[1]文化对传播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文化特殊性”决定了传播的特殊性。亚洲独特的文化价值观给亚洲的传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在笔者看来,目前关于亚洲价值观与传播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话语:一是立足亚洲,通过文化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或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视点,对传播的西方中心主义、西方霸权进行批判。二是发掘与阐释亚洲价值观与亚洲独特的传播哲学或说传播理念。三是关注亚洲文化背景下,人际传播(或组织传播)的过程、传播模式的独特性。第一种话语破而不立,第二种话语有破有立,第三种话语则立而不破。

  

   亚洲传播的“文化帝国主义”视点把西方的传播看作是对东方的侵略、掠夺与宰制,是军事侵略主义在文化上的继续。美国著名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在搜集了大量证据以后,于1969年出版了《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一书 ,率先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的概念。在该书中,席勒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出口的电影、音乐和其他媒介产品对发展中国家本土文化的潜在影响。他认为,美国的传媒公司醉心于破坏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由于美国的传媒产品制作得是如此完美、如此吸引人,以至于其他国家的人们很难抗拒它们。文化帝国主义的重量级批评家、美国学者约翰?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指出,文化帝国主义着重批评的是,资本主义是一种匀质的文化力量,而这种资本主义是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着一种消费文化。大众媒介作为今日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披上合法的外衣,以便将帝国主义的利益作为新闻和娱乐来宣传,对第三世界人民施虐,以不分阶级的“现代性”的假形象来诱惑和操纵他们。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则认为“东方”只是西方人建构的一个“他者”,西方对于东方的国家奉行的是一种“文化围剿”和“文化渗透”的侵略政策,常常表现为一种文化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非西方的“落后”民族的文化常被西方贬称为边缘文化、愚昧文化。正是在这个所谓“落后”文化被不断沦为他者化的时代,西方文化霸权逐渐代替了西方以往对第三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直接控制,因而,与西方文化霸权的对抗就成了“后殖民时期长期政治冲突”的主要内容。[2]在这种理论框架看来,东西方的传播充满了不平等。

  

   亚洲传播的“亚洲中心主义”话语则致力于探索与建构亚洲独特的传播理念与传播模式。在传播学领域提出“亚洲中心”的学者三池孝贤对“亚洲中心”作了如此界定:“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理论概念:即坚持将亚洲价值与亚洲理想置于求索的中心位置,从亚洲人民作为主体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亚洲现象。”(Miike,2004)在《对人性、文化和传播的重新思考:亚洲中心评论与贡献》一文中,三池孝贤认为,亚洲中心的思想体系有五大主题:循环、和谐、以他者为导向、互惠、联系。在此基础上,他精密构想了与欧洲中心相异,可作为传媒理论的亚洲中心研究起点的五个人类传播命题:1、传播是提醒我们宇宙万物都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过程;2、传播是让我们减少自私心理、自我中心主义过程;3、传播是我们对万物生灵的欢乐与痛苦加以体验的过程;4、传播是我们与万物生灵进行受恩与回报的过程;5、传播是我们将宇宙道德化、和谐化的过程。[3]陈国明和斯塔柔斯塔《一个有关人类传播的亚洲研究方法的对话》中也概括了亚洲传播的独特性:在本体论方面,亚洲文化倾向于对宇宙采取一种整体观,特别是受到佛教、儒教、道教和神道教影响的地区。反映在传播领域,人类传播就成为一种整体性的相互联结的网络。在认识论方面,对宇宙乃一整体结构的意味深长的理解,被深植于对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认识之中。如此,人类传播就是一种关联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处于互动中的各方要求不断地在相互依存的网络中彼此适应并调整位置。在价值论方面,和谐遍布于宇宙整体的相互依存和关联中。作为亚洲文化价值的核心观念,和谐被当作人类传播的终极目标而非手段。在方法论方面,亚洲人认为宇宙的转换过程并不是线性的,而是一种无穷的非线性循环。体现到人类传播活动上就是通过传播发展人类关系将永远不会绝对地完结或终止。最后,亚洲的宗教和思想体系指导和造就了传播契合调整个体的日常生活,从而使自身与更高尚的意愿或宇宙层面的“目的”相联结这样的模式。在这样相似共性的本质基础上,再来探讨亚洲所有的直觉、移情、沉默、内敛和含蓄的共同传播风格。(Chen&Starosta,2003)成中英先生则从中国哲学与传播的关联中抽出了6条与当代传播理论最相关的6个基本原则:“理性体现于经验之中的原则”、“认识论与实用相统一的原则”、“部分与整体互为决定的原则”、“相立两极辩证统一的原则”、“无限解释的原则”、“象征性参照的原则”。[4]这些理论总结了亚洲传播的独特理念,对于澄清人们的传播观念,理解和指导亚洲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传播意义重大。

  

   第三种话语致力于在比较文化的视野中探索亚洲文化背景下的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的特征,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成果最多,影响最大。如霍尔从语境的角度对亚洲传播模式的研究就是一大贡献。霍尔认为,所有文化都包含高语境和低语境变量的一些特征。“高语境(HC)的交流或讯息是指大多数信息都已经体现出来了,只有极少的信息清楚地以编码进行传达。低语境信息(LC)的交流正好相反,即大多数信息都是通过外在的语言方式进行传达。”[5]霍尔认为,中国文化处于高语境的最顶端。在高语境文化中,传播更加依赖和熟悉“非语言交流”,信息也可以通过地位、年龄、性别、教育、家庭背景、头衔和关系及通过个人的好朋友或同事传达。通常在高语境的文化中,人际传播系统异常发达。琼·奥克·尤姆总结了北美和东亚人际传播模式取向,发现东亚的传播取向具有“特殊性”(依据具体关系和环境采取特殊原则和互动模式)、“长期的、不对等的相互作用”、“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之间界线分明”、“非正式中介人、已知身份中介人经常用于多种关系”、“私人关系往往与公共关系相互交织”。 琼·奥克·尤姆还比较了北美和东亚传播模式,发现东亚社会的传播模式更加倾向于“过程取向”(传播被看作是无限解读的过程)而非结果取向取向(传播被看作是信息传输过程),“语言代码有显著分化”(根据具体的人和环境使用不同的语言代码),“强调间接传播”和“以受者为中心”(意义存在于解读中,强调听、感悟以及排除成见)[6]等特点。陈国明概括总结了儒学文化背景下人际传播的四个“儒学原则”:等级关系(单一、互补的社会互惠、内外集团有别、中间人和礼节、人际和公众关系重叠)、家庭体系(私人关系、家长式领导、和谐是首要品德、不信任外集团人员、忠诚和责任感)、仁(仁、义、礼)、重视教育(人人享受平等教育、伦理学说)[7]。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儒学重视互惠、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这一点对东亚的传播模式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些研究给我们理解亚洲传播模式提供非常好的视角。

  

   笔者的研究则企图打开亚洲传播研究的第四种视角,即在亚洲文化背景下考察大众传媒的传播特质(traits),这恰恰是当前亚洲价值观与传播研究的薄弱环节。之所以薄弱,是因为我们很难将亚洲的大众传媒视为一个整体,更遑论找出其共同的特质。正如亚洲这个概念一样,差异大于共性。汪晖在《亚洲想像的谱系》中指出,“亚洲”这一概念,是“殖民主义的,也是反殖民主义的;是保守的,也是革命的;是民族主义的,也是国际主义的;是欧洲的,也是反过来塑造了欧洲的自我理解;是和民族-国家问题密切相关的,也是与帝国视野相互重叠的;是一个相对于欧洲的文明概念,也是一个建立在地缘政治关系中的地理范畴。”[8]亚洲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大陆,约占世界人品的一半以上,其中种族众多,文化多样。聚集了全世界一些最大的、最小的、最穷的和最富的国家。亚洲的传媒系统也非常多元,不少是由国家和政府控制的,也有不少是公营的和由市场驱动的。[9]但如果我们只将范围限定在东亚的中日韩三国,我们还是能够找到其中的共性:三国都受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在这一儒家文化圈影响下的大众媒体,总会具有一些共同特质。儒家文化既然会在东亚国家的政治与社会体系上打下烙印,也会在媒介体系上打下烙印;儒学既然会在东亚的传播哲学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领域打下印记,那么也会在大众传媒领域打下印记。考察东亚国家共同的文化特质如何影响和形塑了大众媒体的特质是本文的研究重心所在。

  

   二、东亚文化圈中的儒家价值与媒体特质

  

   琼·奥克·尤姆说:“传播是一个基本社会过程,因而它受所属社会的哲学基础和价值体系的影响。”[10]儒学作为东亚社会的一种“本土性知识”构成了一个地区传播体系所置身的文化语境。在这个语境中,文化起到的是一个“过滤器”作用,我们要分析一个国家的媒体特质(traits),必须透过文化的这一“窗口”来考察。文化是一种社会集体性的存量资本。这种文化资本既影响到公众的文化趣味,也影响到媒体的文化趣味。一方面,媒体文化形塑了人们的趣味和偏好。另一方面,人们的文化趣味反过来影响了媒体文化。“文化的文本、产品和实践之组合构成了媒体体验和“媒体文化”。[11]媒体特质是媒体文化的一部分,媒体文化又是广义的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特质通过影响传播者、受众以及信息来实现对媒体特质的影响的。当传播者的和受众的认知观念及行动受到文化特质影响时,它会传导到媒体特质上来。

  

   文化与媒体特质的关系可以通过下图看出来:

  

  

东亚社会共享一套儒家文化系统,使得东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上了儒家文化的特征。罗兹·曼在《亚洲史》中说:“东亚社会一直严格遵守等级制,社会等级表现为按地位区分的人群和按顺序区分的角色,从最高统治者,经官吏、文人学者,社会贤达、直到家庭中的父亲,他们全都拥有对地位更低者的权威,但也有成为优秀榜样的责任。”[12]儒家的关于“五伦”的学说确实为这样一种文化格局提供了理论和学术上的支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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