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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勇:作家创作阶段性变化的研究:被忽略的另一维

——以李遇春《贾平凹:走向“微写实主义”》为例

更新时间:2017-04-16 23:48:04
作者: 李伯勇 (进入专栏)  
更不要说外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与时代社会关系即“语境”的披露了。我感觉到,《微写实》忽略了作家与现实最重要也最关键的“语境”一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贾氏微写实主义”现实感缺失,致使这篇貌似扎实的大作仍给人以飘忽之感。

   《微写实》在评论对象贾氏的背后,乃“时代社会”的“缺席”—— 现实感缺失,文学创作及其学术研讨最重要而关键的一维被忽略了。与其说贾平凹走向“微写实主义”的“历史视野”是不完整的,不如说《微写实》的“历史视野”是欠缺的。《微写实》不缺贾氏“文本(语言)视野”,而缺贾氏真切的“时代社会(现实)视野”(贾氏创作每一部长篇小说所处的时代视野)。

   这正是近年颇为繁荣的学院派学术创造的普遍底色。

  

   三

   其实,贾平凹是个始终接地气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都是现实题材,他不缺现实感。80年代以《浮躁》为例,他充满了强烈的现实关怀。诚如《微写实》所说,那个时代的他正走在从“革命现实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轨道上。无论以“革命现实主义”还是以“批判现实主义”,他都是在一定语境下写作,在写作中进行特定语境的消化(内化)性选择。而80年代的语境跟“十七年”语境截然不同,“十七年”周扬们在革命现实主义旗帜下选择性翻译的欧洲(包括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加上80年代初域外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量“拿来”,正好成了改革开放年代中国文学的思想精神资源,作家的现实批判(语境)与作品艺术形态(语言)是一致的,因而当时的文学成了思想解放有机的一翼。作家的作品和作家本人与时代的能动关系一道构成了80年代的历史视野。这种创作现象在当年是普遍的,也出现了经典之作,比如与《浮躁》齐名的《血色黄昏》,在思想艺术上超过《浮躁》的《古船》,只不过为今天的语境所忽略或被回避罢了。

   至于《微写实》说贾氏“不愿意继续像《浮躁》那样走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的叙事老路……而是努力复活着那种原生态的古典写实主义艺术传统”,在“《浮躁》创作后期已经对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叙事模式产生了厌倦”,贾氏创作意识(艺术方法)的变轨其实包含着丰富的时代语境的信息。简言之,真实存在并对作家发挥作用的80年代有两个相对立的语境,处在潮头浪尖的当红作家们思想敏感、内心苦恼、精神彷徨和创作思想的变化都受此激发,如贾平凹“在写作《浮躁》的过程中就已经决定了要改弦易辙”,更多的应该是时代语境变化的成因,当然从性格和处世姿态,贾氏不是也不愿做社会活动家,他对时代语境的应变体现在他的文学语言(作品艺术形态)的变化上,这跟创新意义上的作品艺术形态(文学语言)的变化是一致的。

   不过对贾氏来说,语言(作品艺术形态)变化了,可心灵痛苦依然存在。这方面没有回避时代语境又正视了作家内心,当数洪治纲的长文《困顿中的挣扎》(载贾梦玮主编《当代文学六国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洪文没有回避贾氏在成长(包括文学成长)中的时代语境的精神烙印。对贾氏表示对批判现实主义手法的怀疑和拒绝,恰逢语境的刹车性转型,在90年代后的长篇小说小说创作中践行这种怀疑和拒绝正好适应这种新语境,洪文指出:“他的这种怀疑和拒绝并非真正的反抗,而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其手段就是向远古和自然皈依。”洪文又说:“在主观上,他渴望回到民间,回到自我独立自治的精神空间(笔者按:人的觉醒和文的觉醒,这正是80年代时代精神文学精神的产物),但是,落实到具体的艺术实践中,他又显得顾虑重重而巧取中庸……他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与自己混沌无序的思想做斗争,是在与自身困顿焦灼的精神意绪相抗争。”甚至可以说,贾氏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是困顿中挣扎的产物,其困顿当包括思想精神和艺术困惑。

   有《废都》出版所激起的风波为证,进入90年代的贾氏依然如此,“他又总是在一些小小的挫折面前显得‘懦弱’不堪。”而权力的关心(当时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写信鼓励他)在他成了安全着落的语境,拿《微写实》的话说就是“现实主义叙事转向了日常生活流动的书写”,贾氏选择了随顺创作,一些“悖论”也显山露水,如谢有顺说,“贾平凹一直想在自己的写作中将一些很难统一的悖论统一起来。”(《贾平凹小说的叙事伦理》)这也是贾氏这个创作阶段的内心折射,表明他内心与时代的紧张关系并未消弥,现实批判精神仍蛰伏于内心。

   作家都是在与时代语境(正负两个方向)达成某种平衡中进行写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写作,作家在写作之前头脑中已涌现此作愿景,定好了基调,贾平凹同样如此。但在一路写来的写作过程中,作品更大的内涵浮现,他发觉言犹未尽,同时他又时时注意到时代语境的规避,也就是原先的构想不能涵盖之,要有新的文体(语言)方能释怀,其实都是他在变化的时代语境蓄积的思想能量起作用,即隐含他作为一个作家一直存在的与时代语境的博奕关系,他始终持守住“现实批判”这一作家底线,在他就化作后记中对改变文体的感叹了。

   而《微写实》就把他这种感叹仅仅看作是对文体的追求,也就忽略了笔者前面讲的“现实一维”。应该说这不是贾氏的粗疏,因为在数十年连续性的创作中,历史与现实——语境的发展变化,在他心目中是整体性活的存在,是他创作的底色,谈写法谈艺术探寻是周全之举。作为“微写实主义”标识的确立和研究,不应该无视和省略如此“现实一维”。

   恰恰又是贾氏新著《极花》,鲜明而直接呈现了作家的“现实关照”,亮出了他与时代语境的纠结。仅《极花·后记》就让人感受到作家鲜明的“现实姿态”与艺术再转型,就是说,在现实比照和推动下,他觉得自己的“惯性写作”不能继续下去了。

  

   四

   贾氏在《极花·后记》用明确动情的语言道出了他与现实的紧张关系。

   他经常接触真实的乡村,明白每况愈下的当今农村,“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如今,上几辈人写过的乡土,我几十年写过的乡土,发生了巨大改变,我们习惯了的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虽然我们还企图寻找,但无法找到,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是中国人最后的梦呓。”十年前的一个被拐女的真实故事,“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中央政府每年之初都在发一号文件,不断在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可农村没有了年轻人”,光棍“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 “这个年代中国发生的案件太多太多,别的案件可能比拐卖更离奇和凶残,比如上访,比如家暴,比如恐怖袭击、黑恶势力。”“这个(拐卖妇女儿童的)故事,我十年里一个字都没有写。”

   当然贾氏也保持着自省,这种自省是思想的,也是写作的。“我还是不了解我的角色和处境呀,我怎么能写得得心应手?……我也知道我敏感。”可十年后终于写出。“其实不是我在写,是我让那个可怜的叫着胡蝶的被拐卖来的女子在唠叨。”“我原以为这是要有四十万字的篇幅才能完成的,却十五万字就结束了。”因为要是按照此前“生活流”的写法,恰恰会形成对“坚硬现实”的淡化和遮蔽。显然,贾氏要写而且完成的《极花》是听命于现实的催迫,要对现实发声,而不是要完成并坐实“贾氏微写实主义”美学体系。

   由此观之,《极花》呈现“艺术转型”,研究者更应该从“现实”维度——内化的历史逻辑切入,倾听作家“批判现实主义”的呼唤,也反证80年代一度高扬的现实主义批判并非当代文学当代作家之累,“批判现实主义”已经成了人类文明的一种基本精神。

   “生在这个年代就生成了作家这样的品种,这样品种的作家必然就有了这样品种的作品。”“我写了几十年,是那么多的题材和体裁,写来写去,写到这一个,也只是写了我而已。”

   《极花》对贾氏所言“我尽一切能力去抑制那种似乎读起来痛快的极其夸张变形的虚空高蹈的叙述,使故事更生活化,细节化,变得柔软和温暖”(《高兴·后记一》)也是一个反拨。这个“我”是怎样的“我”呀?难道就是那个走向微写实主义的“我”吗?显然贾氏又意识到了创作的转型或叫更新。

   这里能够明显感受到贾氏要挣脱既定语境胁迫的一种努力。固然,他从延续数十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到2014“北京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历史语境的变化得到某种启示,做出某种判断,更重要的是,现实农村现实生活与“纸上农村”的巨大反差让他执守现实主义作家的良心和良知。

   我还注意到刘启涛在《当下农村窘境的悖论阐释》所指出的,“促使贾平凹进入这样一种艺术转型的外力,显然来自于当前城乡格局中,农村和农民所遭遇的生存窘境。”(《粤海风》2016年第5期)刘文也正是从时代现实入手即以社会批评看待《极花》的,我更认同刘文对于《极花》“艺术转型”的判断。

   因此,我们不能仅从语言层面,而应从时代历史之维去理解作家的创作变化。

   我之所以大量引用了贾氏的《极花·后记》,强调作家与现实的互动关系,这是作家创作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或叫一维,以比照前面所说《微写实》的缺失。我还想说的是,域外作家的创作及研究置于一条相对澄明的创作之河而清晰可循,当代中国作家的创作及研究就复杂得多了,最为显著的区别,就是历史语境对中国作家的给限,前后数年的不同语境都会给作家的创作留下烙印,因此,我们不能像域外某些作家研究一样,只关注其艺术语言之维而忽略语境之维。

   实际上,包括贾平凹,众多的中国作家创作上的变化,都是来自“多维”之力,并不是只基于作家自己的创作,只基于同期作家的创作态势,同时基于文学传统(老托尔斯泰的批判现实主义和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等),在这样的“两维”参照之下,推动作家创新,贾氏的《极花》所受现实之维的影响是明显的。当政治意识形态出现阶段性变化,当然对于具体作家,就肯定会有阶段性变化。我们应充分注意到这现实之维,才能对作家的创作新变做出有说服力和覆盖力的研究。

   《微现实》用学院的研究方式把作家这种“阶段性创作变化”格式化,以确立“当代文学经典”,固然是一条路径,但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也就是对时代社会对作家制约、作家的能动反拨的无视和偏废。对此可视为规避现实的一种“合谋”。尤其是对作家的创作研究,“直面现实——直面现实语境及其变化”不能偏废,应该成为最基本最关键的维度。如此,才能真正推动文学的发展——在文学的高原上耸立文学的高峰。

  

   2016年12月下旬

   2017年1月2日定稿

  

   [此文发表在台湾《新地》2107年春刊(第39期),而发在广东《粤海风》2017年第二期上的题目为《作家创作阶段性变化的研究:被忽略的语境之维》,此文是发在《新地》的原稿]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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