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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自由、强制和必然 ——“自由意志”之谜新解

更新时间:2017-04-16 15:58:55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摘要: 西方主流哲学之所以陷入了“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否兼容的理论泥潭,主要是因为它一方面把价值性“自由”与事实性“必然”直接对立,另一方面又把事实性“必然”等同于价值性“强制”。但从语义分析和事实描述的元价值学视角可以发现,“自由”涉及到主体基于自己的意志遵循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展开的应然性价值诉求,“强制”是主体在诸善冲突中遵循取主舍次的人性逻辑达成现实自由的过程中面对的应然性价值因素,“必然”则首先是在认知层面上涉及到主体对于各种事实的实然性状态趋势的指认描述。只有澄清了这三个概念的微妙异同,我们才能破解西方主流哲学的二元对立架构,揭示自由意志的千古之谜。

  

   如果说一场绵延了两千余年、吸引了众多大师参与的学理讨论,至今还在围绕某个明显背离了现实的见解打转转而莫衷一是,几乎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进展,人们就有理由怀疑它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误入歧途了。不幸的是,有关“自由意志”与“决定论”能否兼容的问题正是如此:尽管参与者的阵营豪华到了令人惊诧的地步,西方主流学界从古希腊到现在始终没能摆脱这场历史悠久的理论噩梦,依然纠结于自由意志在决定论的氛围中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一些论者甚至依据宏观世界受到必然规律支配的正确前提,得出了自由意志并不存在的荒谬结论。然而,一旦考虑到基于“意志自由”从事行为以求达成“现实自由”构成了人生在世的简单事实,这种哲理层面上的一筹莫展就充满了反讽意味了:倘若每个人每天都能从吃到了可口的饭菜、说出了想说的话、欣赏了自己喜欢的音乐的过程中获得现实的自由、享受自由的体验,西方学界为什么还要徒劳地怀疑世间万物的因果链条会不会否定主体的自由意志,却就是不愿直面生活本身,探究人们是怎样基于意志自由达成现实自由的呢?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事实描述和语义分析相结合的元价值学视角出发,着重辨析“自由”“强制”“必然”三个概念的内在区别,指出西方学界在事实性之“是”与价值性“应当”的混淆错乱中,一方面把“自由”与“必然”直接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又把“必然”等同于“强制”的类似于关公战秦琼的逻辑谬误,从而揭示人们在现实中如何实现自由意志的内在机制。

  

   一、问题的缘起

  

   众所周知,古希腊哲学的斯多葛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在争论中引发这场理论噩梦的时候,已经设置了自由与必然二元对立的理论架构,专注于下面的问题:人们在必然命运的严格约束下,能不能做出随意任性的自由选择?[1](PP436-457、467-469)争论的双方尽管在具体观点上针锋相对,却都认定因果链条会对人的自由产生否定性的限制作用,只不过一方(“不兼容论”)认为它将根本取消人的自由,另一方(“兼容论”)认为它还能为人的自由留下一定的存在空间。这种始作俑者的效应是如此深远,以致后来西方学界有关这个问题长达两千余年的探讨,始终没能走出自由与必然直接对立的理论怪圈。     例如,奥古斯丁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古希腊的前辈们,不但把“自由”与“意志”直接关联起来,而且引入了“善恶是非”的价值内容,甚至认为不管有没有外部必然原因的推动,出自一个人“意志”亦即“自愿”的行为都会具有“自由”的特征。[2](PP239-264)然而,他同时还是流露出了把自由意志的“随意任性”理解成与因果必然正相对立的“随机偶然”倾向,认为它能够时而行善时而作恶,主张“如果一个人是善的,并且只有因为他愿意才能正当地从事行为,他就应当拥有自由意志……虽然他也能通过自由意志犯罪。”[3](P100)[①]     再如,斯宾诺莎曾指出:“凡是仅仅由于它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所决定的东西就是‘自由’的。反之,凡是其存在或行为按照某种明确固定的方式为外部事物所决定的东西就是‘必然’或‘受限制’的。”[4](P4)在此他一方面承认了“自由”的东西或行为包含着“它自身本性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又把外界的“必然”等同于“受限制”,从而将其与“自由”对立起来,却没有进一步说明“自由”的东西或行为会不会也受到“它自身本性的必然性”的“限制”。于是,这种模棱两可的概念界定就导致他在承认人们认识“必然”就能达成“自由”的同时,又基于人的意愿受到因果链条决定的理由,断言“并不存在绝对或自由的意志”[4](P87),结果无从解答下面的难题:如果人们原本没有自由意志作为动机,他们怎么可能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从事自由的行为并获得现实的自由呢?由此引发的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也吸引了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高度关注,虽然用了不少篇幅展开讨论,却照样是各执一端没有定论。     又如,在20世纪量子力学发现了微观粒子的活动具有“非决定论”的特征后,如同古希腊哲人热衷于探究原子运动的因果必然规律会不会妨碍人类灵魂的自由运动一样,当代西方学者也热衷于探究量子运动的随机偶然特征能不能允许人类大脑的自由意志问题了。但像此前一样,这些带有浓郁自然科学色彩的讨论非但没有把人们从漫长的理论噩梦中唤醒过来,反倒显得与人们基于意志自由实现行为自由的日常体验越来越不相干了,以致让人觉得如坠五里雾中。[5]     最后,这种理论困局也影响到了20世纪在社会领域十分强调“自由”的某些学者。像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头号代表人物米塞斯就宣布:“在这个词的形而上意义上说,人的意志是不‘自由’的”,“我们无法断言人的选择和行为是‘自由’的”[6](PP56、117)。他的学生哈耶克一方面主张“自由”在于人际之间的“强制”被减少到“最小可能限度”的状态,另一方面又声称:“宣称意志是自由的观点就像否定意志是自由的观点一样,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整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假问题。”[7](PP3-5、85) 如果考虑到这两位学者在中文语境里常常又被称为“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s)”,这种态度就更有反讽的意味了:既然他们自己都不肯承认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我们有什么理由把他们叫做“自由意志主义者”呢?其实,哪怕把他们叫做“自由至上主义者”,也难以减弱这种反讽的意味:假如人的“意志”并不“自由”,人的“自由”又该如何“至上”呢?     上面的综述尽管挂一漏万,却足以表明西方学界在自由意志问题上陷入了怎样的泥潭:不管站在兼容论还是不兼容论的立场上,一旦置身于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之中,无论多么睿智的哲人都会显得力不从心、束手无措,结果让自由意志的简单事实变成了一个千古之谜,连它到底是不是存在都成了大大的问号。

  

   二、“自由”与“不自由”的概念界定

  

细究起来,西方主流哲学在这方面误入歧途的主要原因,是它在语义分析和事实描述两个维度上都犯下了混淆概念的谬误,一方面把“自由”说成是与“必然”正相对立的,另一方面又把“强制”与“必然”混为一谈而与“自由”对立起来。所以,本文的拨乱反正也将从厘清这三个基本的概念入手。     正如奥古斯丁所说,“自由”其实是与“意志(will)”直接相关的,并且因此植根于人们“想要(will)”得到某种东西的“意欲”之中。人们在现实中从事的“自由行为”、享受的“自由体验”,可以说无一例外地都是以这种“自由意志”为动机的:就像吃到了可口的饭菜、说出了想说的话、欣赏了自己喜欢的音乐等日常经历所见证的那样,当一个人基于自己的心愿从事行为、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时,他就进入了“(现实)自由”的状态。就此而言,人们常说的“想要怎样就怎样,不想怎样就不怎样”的“随意任性”,以及顺从“心愿”、满足“意欲”的“从心所欲”,虽然往往受到论者们的诟病,被认为是“虚无的幻觉”“没法真正实现”,却的确抓住了意志自由的头号特征,在语义上可以成立。当然,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没有理由否认“人有‘自由意志’”的简单事实了,因为那样就等于否认了“人有‘想要’或‘意欲’”的简单事实。     进一步看,如果我们再像奥古斯丁那样把自由意志与善恶价值关联起来,并且接受了众多中外哲人在最广泛意义上给出的“可欲之谓善”“可厌之谓恶”的概念界定,那么可以说,自由意志的“随意任性”就在于“想要得到自己意欲的好东西,不想遭遇自己讨厌的坏东西”,自由行为的“从心所欲”就在于把自由意志付诸实施而得到了可欲之善、避免了可厌之恶,自由体验的“快乐愉悦”就在于享受了好东西、没遭遇坏东西的“心满意足”——事实上,中文的“满意”一词在语义上正是指“满足”了“意欲”。举例来说,倘若你上班的路上一帆风顺,没有经历堵车碰撞的烦心事就按时到达了单位,也就意味着你获得了从心所欲的现实自由,体验到心满意足的自由愉悦。就此而言,通过“意欲”的中介把自由意志与善恶价值挂起钩来,的确有助于我们从人生内容的视角深入揭示它的机制。     在从意志、行为、体验三个方面结合善恶内容界定了“自由”后,现在我们也就容易解释其对立面“不自由”了:作为“自由”本身的否定,“不自由”在于人们没法“随意任性”,亦即“想要怎样却不能怎样,不想怎样却不得不怎样”,结果要么没达成可欲的善,要么遭遇了讨厌的恶,就像上班路上遇到拥堵迟到了,心里很烦却不得不出差那样。换言之,如果说“自由”在于“从心所欲”地得到好东西、去除坏东西,“不自由”则可以说在于“违心背欲”地失去好东西、经历坏东西,最终让人们在“没法随意、不能任性”的不自由行为中,感受到因为“心不满意不足”而“痛苦难过”的不自由体验。在此要补充的是:这种“不自由”一方面要以趋善避恶的自由意志作为先决的条件(否则,假如人们原本没有自由意志,也就不会因为缺失好东西、遭遇坏东西的缘故觉得自己陷入不自由了),另一方面又作为对立面对于自由意志施加了否定,让它没法随意任性地从心所欲。     不过,一旦承认了上面的概念界定,奥古斯丁在把自由意志与善恶价值关联起来的同时又主张它既能行善、也会作恶的见解,就无从成立了。首先,从语义分析的角度看,自由意志只会具有“趋善避恶”的意向,因为任何人都仅仅“想要”得到自己“意欲”的“好”东西,“不想”遭遇自己“讨厌”的“坏”东西,不可能与这种人性的逻辑背道而驰。其次,从事实描述的角度看,任何人遭遇了自己讨厌的坏东西,都有碍于实现他的自由意志,不可能有助于实现他的自由意志。就此而言,奥古斯丁认为“自由意志能够自愿作恶”的观点,正如“圆形之方”的说辞一样,既不符合事实的本来面目,也陷入了语义上的自相矛盾。     至于奥古斯丁犯下这种错误的主要原因,是他把自己的规范性立场强加在元价值学的人性逻辑之上了。本来,虽然人人都是在“可欲之谓善”和“可厌之谓恶”的共通语义上运用这两个术语并且从事“趋善避恶”行为的,他们在规范性层面上往往又会对各种事物形成相互歧异的善恶评判和价值诉求,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样,当我看到你按照你的规范性标准吃你喜欢的萝卜却不吃你讨厌的白菜(“趋善避恶”)时,就可能按照我自己喜欢白菜却讨厌萝卜的规范性标准,指责你是在“反常变态”地“趋恶避善”。[8]奥古斯丁正是这样站在基督宗教的规范性立场上,宣布那些按照自己的标准“趋善避恶”、却违反了上帝的标准的人们是在“通过自由意志犯罪”。但反讽的是,这种“牛不喝水强按头”的规范性扭曲不仅会在实践中产生“强加于人”的否定性效应(我随意任性地凭借我喜欢白菜却讨厌萝卜的价值标准,阻碍你随意任性地实现你喜欢萝卜却讨厌白菜的自由意志),而且也会在理论上取消自由意志的存在:如果一个人非要按照其他人的标准从事“趋善避恶”的行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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