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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力格:通向“外亚”的“内亚”之路:“一带一路”与中国亚洲新秩序的构建

更新时间:2017-04-13 22:48:21
作者: 宝力格  

序言


   亚洲,作为欧洲的衍生物,有其名,但从来都不是一个统一的地理实体;它被分割成几个板块:内亚、中亚、东亚、东北亚、南亚、东南亚,等等。事实上,许多人连中东是否算作亚洲的一部分也不清楚,谁又知道这些板块中哪个是亚洲的本土或中心呢?这些板块间好像并无联系,每个都是独立的文化和政治地理区域,与欧洲形成迥然不同的情景。然而有意思的是,将亚洲整合为共同体的努力和实践却早于欧洲;十九世纪末日本知识界开始倡导“亚细亚主义”,1924年孙中山提出“大亚洲主义”,二战中日本则在此理念上试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但这个尝试虽然在东亚和东南亚曾一度赶走西方列强,却又引发了众所周知的灾难性后果。冷战期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即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并列为第三世界,并且试图成为这个共同体的领导者,然而这个尝试也失败了,最终导致中国专注于国内经济发展,只求外界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中国近来的崛起,尤其是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伴随美国领导的全球化日渐式微,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与周边区域的关系。

   如果说“一带一路”象征着中国准备从一个偏重内务的国家转变为整个亚洲的领导者,进而建立新的世界秩序,那么我们必须构想中国如何重新寻回与亚洲的连接点。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亚洲各个板块游离各处,没有共同的文明、宗教、或价值观基础的现实,更重要的是,中国似乎总有种处于亚洲外部的色彩。这也是《文化纵横》杂志在此次议题中敦促我们思考的,即我们如何想象“亚洲的中国”,而非在亚洲之外的中国,从而找出不同于欧盟的路径。如果说欧盟是战后欧洲各国渴望和平的产物,是建立在基督教文明和现代民主基石之上的,那么除了建立更好的基于物质利益的经济合作环境,什么才是中国推进并领导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动力和价值基础?

   中国“一带一路”形象化的标志是双峰驼商队在绵延不绝的波浪状沙丘中穿行,而这景观毫无疑问是中亚及中国内部的被称为“内亚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的风光。受此启发,本文将通过梳理中国内部的“内亚”这一新路径,来理解“亚洲的中国”。这就需要在族裔上和地缘上都将中国重新定义为中国和内亚的结合体,而非单纯的等同于汉民族的中国。鉴于此,我将提出一个新的政治地理概念——“外亚”,即中国以外的亚洲,与中国内部的“内亚”相对应。这样既维持了中国之差异性和中心性的特有观念,以及中国与“内亚”间的有机连接,还能够体现中国在其要建立的新世界秩序格局中与亚洲其他区域紧密合作的愿望和努力。由于篇幅所限,这将只是一个粗略的梗概,但整体的目标是使“内亚”更多地被呈现出来,并陈述他们作为中国和外亚的桥梁,为“一带一路”作贡献的可能性,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当成需要遏制的威胁。

   “元地理”的盲点

   我们平常将中国认为是东亚国家,与日本和韩国有密切的历史与文化关系,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三国关系在近代以来并没有因此而更加亲密。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讨论很多,三方学者也试图超越争端书写东亚共同历史。但我在本文中所关注的是东亚之核心中国与中亚以及内亚的关系,因为其关系更悠久,也是“一带一路”的中心区域。

   时至今日,在学术界,我们看东亚同中亚和内亚的关系,就如同透过一块高度曲射的玻璃来看东西一般模糊不清。东亚在中亚和内亚研究中的这种折射一部分可能是社会科学想象通过“元地理”(metageography)概念进行分类筛选的结果[1]。

   虽然有助于超越人工构建的国家界线,这种“元地理”的构想仍然是有界限的;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边界仍然限制着我们对特定地区的认识,甚至好奇心,从而使观察者无法看到跨越区域边界的物质、思想和权力的流动与渗透。在欧洲和北美洲,中亚(通常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柯尔克孜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有时也包括蒙古国)很难唤起与东亚(中国、日本和韩国)连接的想象,尽管两者之间有着悠久、深入和全面的相互交流。相反,人们常常从伊斯兰教、俄罗斯、土耳其,并越来越多以美国视角来审视中亚。同样,内亚(内蒙古、满洲、新疆和西藏,有时包括独立以前的蒙古国)也通常被定义为中国的边疆,其在研究清朝(1644~1911)的历史学家的想象中是极广阔的区域。但内亚与中亚、中东,欧洲,以及其它地方的连接却往往被忽略,在清朝以后及当代中国尤为如此。

   然而,正如已故世界体系理论家弗兰克(AndreG. Frank)[2]早在1992年的著名论述,历史上两次源自中亚或内亚的剧烈能量爆发,即匈奴帝国和蒙古帝国的建立和扩张,都有力地重构了世界;20世纪末中亚和内亚再次有了成为世界“中心”的机会。当然,在21世纪初期的今天,这里没有世界其他地区需要对付的本土军事力量,但中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区域,并且发生了深刻的剧变,不仅因为其地处美国主导的中东和阿富汗战争中的战略位置,同样重要的是,该区域及周边发现了巨量的自然资源。这种重要性也反应在北美和欧洲高等研究机构新设置的许多职位和学术项目及大量会议和研讨上。这些新的教学和研究活动拼合了一个新的“元地理”身份:欧亚大陆(Eurasia),或者有时候限定为中央欧亚大陆(Central Eurasia)。

   和其他“元地理”构想一样,欧亚大陆或者中央欧亚大陆并没有固定的、被普遍接受的边界。欧亚概念源自1920年代西欧俄罗斯侨民中的民族志学者、地理学者和语言学者。通过将蒙古帝国及其遗产置于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中心,早期的俄罗斯欧亚大陆学者试图为俄罗斯创造一个不同的身份,一个欧亚之间的“第三大洲”[3]。这个概念在1980年代后期再次出现,苏联解体后更广为流传。今天,这一“元地理”概念在不同的国家获得了新的意识形态寓意:对于俄罗斯,它不仅是一种新的帝国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用来拥抱其亚洲遗产的战略努力。哈萨克斯坦也通过拥护“欧亚主义”来表现该国的欧亚桥梁地位[4]。在这个全新的“元地理”构想中,东亚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视线之外,它是另外的世界,也是另外的研究领域。


重构一个由内亚为核心的中国

  

   欧亚大陆或中央欧亚大陆“元地理”概念的提出,以及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以此来定位自己的地缘属性提示了亚洲一体化的一个重要路径,即广袤的中央欧亚干燥地区不再是边缘,而是连接欧洲和东亚的核心地区,抑或成为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所称的世界岛的“心脏地带”[5]。作为中国建立新世界秩序的“一带一路”战略所覆盖的中心地域也正是这个地区。因此,我们有必要观察近代以来中国是如何处理与这个地区的关系的。

   众所周知,传统的中国民族主义史学想象了一个以长城为界的中国,以及一个富有英雄气概的中华民族,歌颂着他们在历史上赶走了内亚入侵的蛮族,在近代又抵御了西方和日本的侵略者。“驱逐”是这种民族主义的关键性象征行为,这与马丁(EmilyMartin)关于免疫学的论述很相似[6],都假想了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如同免疫学话语,中国人的自我有清晰的边界,在与他者的彻底对抗中,他者被认为是非自我(non-self);而自我只有通过杀死作为异物的入侵外族才能存活。在免疫学的话语中,自我是纯净的、脆弱的,对应的外来生物是非自我,能对自我产生致命危害。因此,在免疫学语境里,中国的主体是一个“警察国家”(police state),监控和识别体内的非法外族。同样的,我们可以说民族主义中国是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关于民族国家定义之下的完美范例,即“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器”(bordered power-container)。[7]

   中国这样的民族主义观念经常受到挑战,而其中最有力的挑战则来自其政权内部。最近,中国宪政学者们关于纪念1911辛亥革命百年的讨论,就试图消解民族主义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及后来将中华民国定义为“五族共和”这两者间的冲突。[8]在他们看来,新中国的形成是源自袁世凯迫使满洲皇帝“光荣革命”,将内亚资产转让给了中华民国,使得后者成为了清帝国的“继承国”,对内亚享有“合法”主权,同时也承认了内亚各民族在民国的生存权 。

   这种注重法律条文的史学重新构想了中国,为其设想了一个不同的自我–他者关系。该关系不再如同免疫学话语中那样具有杀伤力,而是彰显了康诺利(WilliamConnolly)在1991年所探索的后结构主义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理论。他认为无论是民族的还是国家的认同,都取决于自我与他者不同的共生关系。康诺利辨证地提出:“认同需要不同来促成,并且它能将不同转化为他者以保障其自身的认同。”[9]“主体间”的方法论开启了通向身份政治的可能,也就是说,在身份政治中对他者或不同的需要将引致对其的包容和尊重,由此“使自身授予与之竞争的不同身份者以价值。[10]

   1939~1940年间,在中国学界有一场关于“中华民族”之构成的争论,无论是被视作单一还是多元,都反应了上述两种观点间的斗争。这场争论是由日本史学界认为包括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内亚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这项提议所触生的。为保卫中国内亚边疆不被日本抢占,这场辩论暴露了中国学界(以及政界)在“中华民族”定义上的分歧。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和顾颉刚等认为内亚人不忠,坚持通过彻底同化来消除他们的非中国身份认同。另一方观点的代表是湖南籍维吾尔历史学家翦伯赞和在英国接受过训练的人类学家费孝通,他们在不同或异质性中看到了价值,主张利用他们来重振中国。[12]这场学术争论与1911年关于中国政体的政治斗争有相似之处。然而此时执政的国民党已摒弃“五族共和”,转而否定满洲人、蒙古人、西藏人和穆斯林的不同身份,改写他们的宗谱,使他们成为汉族的同宗兄弟,这正是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他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中耍弄的戏法。然而,袁世凯、翦伯赞、费孝通支持少数民族的立场在1949年后占了上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了少数民族的合法身份,并赋予他们政治和领土上的自治权利。

   这场学术界和政界参与的辩论意味着中国这个如费约翰(John Fitzgerald)所描述的“无民族的国家”(the nationless state)在急切地寻找民族。[12]但是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既没有议定的国家形式,也没有议定的民族形式。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找到了一种国家形式,但这个国家并没有统一的、类似于“中华民族”的概念,因为1954年第一部宪法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因此,盖尔纳(Ernest Gellner)[13]所说的民族主义有关国家和民族在一致性上的斗争延续到社会主义阶段,并且构成新的中国民族主义,即寻求一个能包含中国56个民族的民族概念。这项工作是吕振羽、翦伯赞、吴晗、范文澜等历史学家的辩论所主张的内容。从1950年代到1962年,他们试图确定走向多民族中国的历史路径,处理如何看待内亚对中原的征服战争,以及如何描述汉民族的反抗斗争等问题。然而最终,是考古学和人类学解决了这个一致性问题的死结。

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最早发现的仰韶文化及其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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