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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为什么我们需要量化历史研究

更新时间:2017-04-06 15:04:02
作者: 陈志武 (进入专栏)  
儒家文化就是这样促使社会稳定、减少暴力冲突的。

   或许我们可以对他们的量化研究提出质疑或者提出改进建议,但是,他们的创意价值显而易见,不仅增加了我们对清朝历史的理解,而且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儒家文化以及其它文化的新方法。

   另一个用量化方法研究文化史的范例是针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学说的研究。在1905年出版的这部经典著作中,韦伯基于个案定性论述了资本主义之所以发生在西方,是因为16世纪“新教改革”。但是,他的学说在当时没有得到量化检验,只是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发生在西方的众多学说之一。

   如何检验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呢?由于今天没有哪个国家是纯粹的新教国家,所以,只能大致上按新教徒是否占比最高把基督教社会分为“新教”和“天主教”两组,同时在量化研究中尽量以新教徒占人口之比为反映新教文化的代理变量。这样,英国及其前殖民地美国、加拿大,荷兰、丹麦、瑞典、挪威和新教改革发源地德国等,这些以新教为主的国家构成“新教”国家组,其中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受加尔文宗影响尤深;相比之下,欧洲南部国家及地区,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南部,还有各拉美国家、菲律宾等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前殖民地,都以天主教为主,这些国家构成“天主教”国家组(亦即拒绝16世纪新教改革的社会)。

   到20世纪,这两组国家的差别显而易见:新教国家的人均收入最高、金融市场最发达、民主法治最完善。天主教国家虽然总体上也富有,但在许多方面落后于新教国家,尤其是西班牙,直到1975年才走出长达几世纪的混乱!佩雷菲特在《信任社会》中,从多个维度比较了16世纪以来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差异表现。在20世纪里,每百万人口得诺贝尔奖人数、20世纪人口密度与城市化、政府清廉指数以及综合竞争力这些指标上,新教国家都排在前面。

   为什么20世纪新教国家超越天主教国家那么多呢?历史学者结合定性和定量分析对其做了深入阐释。16世纪新教改革前,天主教主导并规范欧洲社会的方方面面,连笑都受管制,追求利润的商业行为和金融就更受罗马教廷的规制了(佩雷菲特:《信任社会》,商务印书馆,2005年。其中,第5章专门介绍中世纪欧洲天主教的各项禁令,包括封斋期、四季大斋日、所有礼拜五的戒笑)。

   在哲学层面,对人际间的互助与社会关系,天主教跟儒家的主张基本相同,就是以“义”而不是以货币化的市场交易规范人与人之间的互通互助,这就导致天主教对商业和金融的排斥。在《圣经》《申命记》第23章中,第20段说“借给你兄弟银钱、食物,或任何能生利之物,你不可取利。”如果教义不松动有关商业利润、出借获利的金科玉律,经济尤其金融市场是难以突飞猛进发展的。但是,到了16世纪,人们的现实生活已经离不开商业甚至金融,尽管这些活动只能在教会禁令的阴影下进行。这个背景加上罗马教堂的腐败为16世纪的新教改革奠定了基础。

   历史学者看到新教伦理跟传统天主教的主要分岔在于两方面:一是新教允许甚至鼓励信徒发挥才华去经商,追求利润,包括从事金融放贷事业;二是鼓励信徒接受教育,让自己有能力读《圣经》并与上帝对话。根据这两点,量化历史学者得到的假说是:在16世纪之后,新教国家的识字率和一般教育水平开始超前于天主教国家,在人力资本方面取得优势,由此之后几个世纪里,在人均收入、社会综合发展等各方面超越天主教国家。

   这样,研究的焦点就集中在比较新教与天主教国家之间人力资本,即识字率的差异上。但问题是识字率、教育普遍性这些历史数据如何获得呢?历史学者查到欧洲各社会婚书档案,看个体在婚书上是正式签名,还是只画了个“十”字或干脆声明“不会签字”,这跟中国人以前不读书识字的人画押签字一样。如果一个人能签名,就认为他能读书;否则,就认为他是文盲。根据佩雷菲特《信任社会》中图表的数据,可以看到,新教为主的瑞典、丹麦、荷兰、德国以及英国一些地方在1700年以前就达到半数男性脱盲,而英国北部、法国北部、比利时、奥地利则是18世纪完成半数男性脱盲,而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这些天主教社会半数男性脱盲则要等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了!

   另外,佩雷菲特《信任社会》中的数据还表明,到1850年为止,文盲人口占比跟新教徒占比之间是严格负相关的。由于新教教义反对教会的垄断,主张教徒自己读《圣经》,其对教育的重视就显得很自然。

   针对分别受新教文化和天主教文化影响的两类国家做的量化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主要因为两个体系对教育的态度和政策决然不同而导致这些国家在16世纪后发展路径的大分流。也就是说,韦伯命题得到了教育历史数据的支持。

   当然,我们可以列举更多文化史量化研究的著作,但基本结论是一样的:有许多表面看上去不能量化的研究课题,其实只要我们发挥想象力,还是可以找到代理变量,或者通过创造性研究设计把不容易量化的研究变得可以量化。

  

不仅仅是“用数据说话”

  

   1950年代以及之后的几十年里,如果历史学者能用数据说话,那可能就算很前沿的量化历史研究了。诺斯、麦迪森、西波拉等历史学家,以及中国史学界的吴承明、何炳棣、赵冈、郭松义、李伯重等史学家,都是这方面的开拓者,包括估算GDP、收入、识字率、经济规模、耕地面积、城市化率、家庭数据等等。他们通过收集资料、量化各种指标,然后计算相关系数或者通过画图展示相关性,并把相关性看成因果关系,得出结论。相对于早期的定性研究而言,他们做的已经是非常量化的研究。当然,我们知道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他们做的主要是描述性的,完全的量化研究必须做更多,需要对因果关系进行统计检测。

   也正因为以上原因,许多历史学者就说“量化史学只是把历史学家已经知道的结论用数据说一遍”!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误解。统计检验的价值之一是让我们在针对同一历史现象的多种假说中排除一些假说、支持一个或几个其它假说,而如果没有量化检验的方法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比如,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高利贷,解释就很多,既有剥削论,也有道义经济论、市场供需关系论等等。那么,到底哪一种假说更接近真实呢?以前,许多历史学者通过个案做了解释或佐证,但不管哪个朝代,借贷交易全国每天有那么多,交易关系和交易结局千差万别,佐证学者自己观点的例子应该都能找到。哪种假说最能反映其中的主要规律呢?

   笔者与林展和彭凯翔利用清代1732-1895年间刑科题本中近5000命案记录(参见陈志武、林展、彭凯翔:《民间借贷中的暴力冲突:清代债务命案研究》,《经济研究》,2014年第9期。也参见林展、陈志武:《阶级身份、互联性交易、季节性与民间借贷》,《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对民间借贷双方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在借贷纠纷引发的命案中,一旦借贷利率高于零,被打死方为贷方的概率为60%,而且利率越高,被打死的是贷方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这说明一旦发生债务违约,贷方面对包括生命风险在内的违约成本是不对称地更高。这一发现与传统“高利贷剥削”论和放贷者“超经济强制”论的推断相反。道义经济论可能最接近历史真实,因为在他们的借贷命案大样本中,如果借贷是无息,被打死的一方更可能是借方,借贷利率越高,被打死的一方越可能是贷方。而之所以是这样,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在于哪一方有“道义制高点”、“哪一方理亏”。

   这些基于量化研究的结论,一方面说明历史现象远比简单假说要复杂,另一方面说明高利贷的成因之一是民间借贷背后包含了不小的生命风险,这些高生命风险迫使借贷利率必须高,否则没有人愿意把钱放贷出去,这符合我们今天熟悉的市场逻辑。如果忽视契约执行时可能的暴力冲突所要求的风险溢价,人们可能难以完整解释民间借贷的高额利率。

   再回到欧洲何以崛起的话题,Acemoglu、Johnson、Robinson于2005年发表了一篇经典著作《欧洲的崛起:大西洋贸易、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在经济学界和史学界产生了轰动,也大大强化了笔者对经济史话题的兴趣。

   关于欧洲的崛起或说西方的兴起,有许多不同学说,到底哪个学说更站得住脚呢?Acemoglu、Johnson、Robinson从大西洋贸易的角度提出新的假说并对其进行系统量化验证。首先,他们发现并不是所有欧洲国家和城市都在同时同步崛起,欧洲从1500年到1850年的兴起主要是因大西洋贸易国家(英国、荷兰、法国、葡萄牙、西班牙)而起,跟没有参与大西洋贸易的欧洲国家或地区关系不大。 第二,同一时期,大西洋海港城市的增长远高于欧洲内陆城市的增长,而地中海海港城市的增长跟欧洲内陆城市并无明显区别。

   当然,仅仅这些结果还不能完全告诉我们这种大分流背后的形成机制。尤其是他们注意到,O’Brien 等历史学者估算到来自大西洋贸易的利润实在太小,即使把黑奴以及从美洲运回的金银财宝包括其中,总的利润也太小,其本身远远不足以给欧洲带来大幅经济增长。鉴于这一点,Ace-moglu、Johnson、Robinson提出新的学说,认为大西洋贸易带来的直接利润只是一个方面,对长久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利润培植了一批新富商人群体,这些新富会推动制约王权、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变革,使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有了更好的制度保障。

   那么,大西洋贸易模式以及16世纪之前各国的制度就很重要。这三位作者接着把英国、荷兰跟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进行对比。西班牙、葡萄牙从15世纪末开始海洋贸易探险,就是完全由王室垄断,只有王室和利益相关者才能参与大西洋贸易,利润由他们独享,难以培植新的商人群体。相比之下,在16世纪之前,英国、荷兰的王权不是那么绝对,王权不能轻易侵犯私有产权或禁止私人参与大西洋贸易。这样,在英国、荷兰,大西洋贸易更能培植王室圈子之外的新富商人群体,由他们自发产生限制王权、保护私有产权的压力,促成体制变革。

   为了验证这一假说,三位作者把各欧洲国家在 1500、1600、1700和1800年的制度进行量化打分,一国制度中每增加一项对王室权力的限制(比如,只有议会通过才能加税,大西洋贸易权由议会而不是国王控制)就加一分。结果,他们发现,一方面,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在16世纪后对王权的限制显著增多,而且越往后增加越多;另一方面,在考虑到新教和天主教国家的差别后,大西洋贸易继续是非常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新教和大西洋贸易都对16世纪后的西欧产生显著影响,但彼此又不相同。

   Acemoglu、Johnson、Robinson 进一步通过加入“16世纪之前对王权的限制指数”跟“大西洋贸易量”交互项的回归证明:欧洲崛起的主要驱动力是大西洋贸易和16世纪之前的制度条件。欧洲崛起的主力是那些16世纪初就不那么集权的、濒临大西洋并参与大西洋贸易的海洋国家。其中原因在于这些国家通过参与大西洋贸易培植了一大批新富商人,他们推动建立了有利于长期发展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了对王权的制约。相比之下,新教改革发挥了一些作用(韦伯学说),但不如贸易与初始制度条件的交互作用那么显著。

   因此,量化历史方法不仅仅是“用数据说话”,而是提供一个系统研究手段,让我们能同时把多个假说放在同一个统计回归分析里,看哪个解释变量、哪个假说最后能胜出。相比之下,如果只是基于定性讨论,这些不同假说可能听起来都有道理,无法否定哪一个,使历史认知难以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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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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