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学语文教育兼及工具性与人文性、实践性与理论性、社会性与个人性，需全身心投入，且不能太书生气。大学教授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不是能不能做，而是怎么做才能做好。本文只能就当前语文教育教学的一些重要问题敲敲边鼓，说点旁观者清之类的好话与坏话，保持一种真诚但遥远的关注。
关 键 词：语文 课程 教师 课件 慕课
一、大学与中学之间的裂缝
同样是教育，中学与大学是有区别的，但这区别到底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民国年间，中学老师进大学教书，很正常，如历史学家钱穆、吕思勉，文学家朱自清、美学家朱光潜等。至于特定年代大学教授因经济困难到中学兼课（如抗战中西南联大教授），那就更容易理解了。但五十年代以降，大学教师与中学教师之间的鸿沟，变得几乎不可逾越。这很奇怪，可绝少被追问。大学教师良莠不齐，中学教师则同样藏龙卧虎。只是因教学对象及教学内容不同，久而久之，前者较为专精，如此而已，无所谓高低雅俗。
我在中山大学读硕士时的导师吴宏聪先生，他的导师是杨振声；我在北京大学读博士时的导师王瑶先生，他的老师是朱自清。杨、朱二位主要活跃在新中国成立前，以大学教授而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吴、王二位主要活跃在新中国成立后，则全力以赴在大学教书。杨振声先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1930～1932），辞职后，受命主编中小学国语教科书（1933～1936），帮手是著名小说家沈从文；西南联大时期，杨先生主持编写“大一国文”教材，同样全力以赴。朱自清在浙江春晖中学执教的那一年（1924～1925），撰写了《中等学校的学生生活》《教育的信仰》等，对中学教育很失望，希望转到大学教书。可日后再三回顾，深度介入中小学语文教学，其动力与经验正在于此。1942年，朱自清与叶圣陶合编了《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等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5年，二人又合著了《国文教学》一书。另外，朱自清撰写的《经典常谈》以及《标准与尺度》《语文拾零》《论雅俗共赏》等，对关注中学语文教学的人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好读物。大学教授介入中小学教育，往往悬的很高，因理想不容易实现而颇有怨言。可我猜想，从杨振声到我的师兄钱理群，其“屡败屡战”的自我陈述中，其实包含着自得与自信。人的精力有限，大力介入中小学教育，多少会影响专业著述的深度。可放眼整个社会，中小学教育的重要性及影响力，非书斋里的高头讲章所能比拟。
大学教授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不是能不能做，而是怎么做才能做好。师友们的经验让我很惭愧——刚才提及我的师兄钱理群介入中学语文教育讨论，主编《新语文读本》等，虽被打压，但越战越勇。另一位师兄温儒敏为人教社版高中《语文》的执行主编，又是新课标修订组负责人，近期还在编各种语文教材，在中学语文教学方面影响很大。他们俩的风格不太一样，钱理群一直坚守民间立场，温儒敏则官方色彩比较浓，承接的是教育部项目。但有一点，他们都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多年持之以恒地关注中小学教育。相对来说，我更多关注大学问题，包括大学史、大学的国文教育、文学史书写等。
中学语文教育兼及工具性与人文性、实践性与理论性、社会性与个人性，需全身心投入，且不能太书生气。像我这样半心半意，犹抱琵琶半遮面，那是做不好的。对此话题，我只能敲敲边鼓，说点旁观者清之类的好话与坏话，保持一种真诚但遥远的关注。
二、语文教师的影响力
2015年7月的某一天，我的新老学生在微信群里“奔走相告”——那天的《新京报》报道我在“语文教育高层论坛”上的演讲：“陈平原首先谈到了语文教师对学生人格养成的重要性。他表示，比起大学或者博士班，中学阶段对学生的影响其实更大。‘所以某种意义上，中学老师们对于学生们的影响力比大学要大。’陈平原讲了一个自己学生的例子。他说：‘十年前我的一个研究生毕业了，她学得不错，我劝她考博士班，她说不考，她就想当中学老师。她今天在清华附中教书，教得很好，而且她一直对我说，虽然我做专业也能做好，但我更愿意当一个中学语文老师。对这样的学生来说，她的中学老师给她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作为研究生导师给她的影响。’所以，陈平原认为，培养学生人格，是中学语文老师的一个重要的工作。”①
学生们都知道，这里说的在清华附中教书的“她”是谁，纷纷向她祝贺，她本人也很激动。因为，演讲现场，就有那位给她很大影响，促使她选择中学教职的南京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王栋生。我向王栋生道谢，没想到，接着我演讲的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又向我道谢。她早年有位出色的学生，跟她有很好的互动，留下不少温馨且有趣的故事。而那位学生如今正跟随我读博士。一位小学老师，一位中学老师，一位大学老师，竟然因各自的学生而紧密相连。并非主办方有意安排，我们互相都不知情，到了现场聊起来，方才发现世界真小，竟有如此奇遇。
为什么说中学教师对学生人格养成特别重要？那是因为，到了大学阶段，学生的性格基本定型了。尤其是进了博士班，主要做专业训练。对青少年来说，最具可塑性，也最容易出现偏差的，是初中到高中阶段。所有中学教师都可能深刻影响学生的志趣与性情，但语文老师的感召力尤其明显。我回忆自己的小学及中学，记忆深刻的，基本上都是语文老师。并非因为我是文学教授，故王婆卖瓜；我也问过好多人，大都如此。或许应该这么说：因教材有趣且教学方式灵活多样，语文老师更容易被学生关注与记忆。
三、高中教师的特殊职责
十年前，我曾接受专访，谈自己如何“从小学生教到博士生”②。那本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被做成了标题，显得有些牛皮哄哄，不太好意思。其实，从小学一年级到博士后，我缺了高中这一块。没教过高中语文，这很重要吗？当然。除了此乃孩子们成长的重要阶段，更因面临高考这一大关，故格外吃紧。对于高中毕业班老师来说，如何平衡个人教育理念与社会制度安排，是个难题。有一次在演讲现场，我被学生家长将了一军：如何读书，到底听你这位大专家的，还是听孩子班主任的？我脱口而出：平时听我的，临近毕业那一年，听班主任及任课老师的。
除非孩子准备出国念书，否则，高考是个关键时刻，你不好说大话，耽误人家。为了你的立场坚定与逻辑完整，害得人家考不上好大学，那是不道德的。我曾引清代袁枚信中的说法：知道八股很不好，但大形势如此，你只能妥协；赶紧闯过科考关，再努力自我调整。你偶尔演讲，站着说话不腰痛，当然可以唱高调；高中毕业班的老师们，如何在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需要高超的技巧的。作为学生家长与作为教育专家，同样面对高中阶段的学生，立场很不一样。这也是我不敢到中学演讲的缘故——面对中学老师还好些，多少总有理解与沟通。而且，即便话说重了，也不会有直接的伤害。
四、如何看待高考指挥棒
2015年夏天，北大清华为抢高考状元而“大打出手”，很不雅观。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抢好学生很正常，所有国内外大学都在抢。问题在于手段及标准——以高考分数来抢学生，抢所谓的“状元”，实在没出息。因为，抢“状元”的真正原因，不是爱惜人才，而是维护学校名誉——在媒体及民众心目中，抢到的“状元”越多，证明这大学越好。③
北大校方曾做过两个决策，可惜都落了空。第一是不公布高考成绩，不排名；第二是与清华达成协议，彼此都不炒作所谓的“状元”。实际上，校长及教授们都明白，抢来的各省高考“状元”，绝大部分不比别的学生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材料证明当初的高考分数对学生日后发展有很大影响。各省高考的第一名，如不去香港就学，基本上不是进北大，就是进清华。这两所大学若能“深明大义”，不炫耀抢了多少个各省第一，别的学校也就没什么好炒作的了。
为了打破唯分数论，北大曾试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现在看来并不成功。我们在全国选了若干所好中学，给他们一定名额，经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的学生，可成为北大自主招生直接候选人。从2010年开始做，好几年了，未见特别出色的。我说的“特别出色”，不是指智商高，而是像钱钟书那样偏科的奇才。做“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的目的，就是想为那些在高考时无法获得承认但特别有才华的学生开辟“绿色通道”。可实际上做不到——那些推荐上来的，参加高考也能考上。后来我想清楚了，没有一个校长敢冒险推荐偏科或成绩不高的好学生。校长即便“独具慧眼”，也不敢“独断专行”。因整个社会已经形成这么一种舆论氛围，谁都不相信有人能出于公心“举贤能”。更严重的是，一个偏科的好学生，根本就进不了重点高中，他（她）在小学升初中或初中升高中时就被淘汰了。所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教育理念，虽然限制了某些暗箱操作，但也导致那些特立独行的好学生被卡掉。
将近四十年的唯“高考分数”是问，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国民素质的提高，是有意义的。但斤斤计较一分之差，用同一把尺子丈量，太长的锯掉，太短的补齐，这一选拔人才机制，固然使得中国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明显提升，教授及学生的平均水平也不错，可也造成了特别优秀的人才（或者说天才）的缺乏，因此也就难见“石破天惊”的伟大成果。做学问的人都知道，“人海战术”的效果很有限，真正的突破靠的是“天纵之才”。在追求公平的同时，如何为特异之才的脱颖而出提供便利，是个值得认真思考的话题。
五、语文教学的目标
在当下中国，完全摆脱高考这根指挥棒，任何学校都做不到。你的理念再好，只要高考成绩掉下来，家长首先就不干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拒绝步步为营、分分必争的教学方式，着力培养学生们的好奇心与探索欲望。大学校园里容易产生厌学情绪的，大都是那些靠海量习题拼搏上来的学生，他们缺乏学习的自觉性与主动性，跨过高考这座独木桥以后，就显得很茫然。
在中学各科中，语文课的教学因兼具求知和审美，最可能使得整个学习过程“其乐无穷”。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因语文水平是长期学习的结果，突击不上来的。想想我自己的情况，当年突然接到通知，说是恢复高考制度了，谁都可以进考场。匆忙之中，全力以赴复习数学；因为语文行不行，早就决定了。或许正是这个特点，导致很多高中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不是很大。但在我看来，语文“投入产出比”并不低，因为它影响人的一生，而不仅仅体现在高考成绩。某种意义上，它更重要。不信你问问走出大学校门或中小学校门的中老年人，在所有课程里面，哪门课对你影响最大？十有八九回答是语文课。
因此，中学语文老师的工作重心，应放在培养学生们的阅读兴趣以及“发现的眼光”。发现什么？发现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大自然之美④。
六、语文课程的意义
说到“语文课程的意义”，必须略为解释我那句名言——“孩子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这句话，都快变成补习学校的招生广告了，可这不是原文。2014年12月21日，我应邀在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百年语文的历史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说，其中有这么一段：“这正是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课程可爱的地方，其得失成败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往往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比如多年后回想，语文课会勾起你无限遐思，甚至有意收藏几册老课本，闲来不时翻阅；数学或物理就算了，因为相关知识你已经掌握了。另外，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课程）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别的课程若非做专门研究，大都毕业就搁下，唯有研习本国语文，是‘活到老，学到老’。”⑤
这话其实很平常，没那么耸人听闻。我还有另一句话，同样流传甚广：“语文教学的门槛很低，堂奥却极深。”不说“光明正大”的后半句，就说这略带自我调侃的前半句：“文革”中下乡插队，承蒙乡亲们信任，让我当民办教师。第一天报到，校长二话没说，就塞给我一册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本。我很纳闷，校长怎么这么厉害，不用任何交流，就知道我热爱语文？后来发现，凡知青下乡而有幸成为民办教师的，十有八九先教语文。因为，讲别的课程需要培训（音乐课不是谁都能教的，另当别论），只有语文课最容易上手——教得好教不好那是另一回事。
七、关于“有难度的学习”
“读书是件好玩的事”，这是我2015年出版的新书题目。说读书很愉快，这没错；可读书不一定很轻松，尤其是那些有意义的学习，往往是有难度的。只讲“悦读”，而不说学习中可能遇到的艰难险阻，那是骗人的。天生爱读书且无师自通，一路顺风顺水，这样的学生少而又少。学习需要督促，阅读经典更是需要指导，教师的责任，不是降低学习的难度，而是帮助学生战胜各种困难，并收获那“柳暗花明又一村”。在今天中国，为何需要提倡“有难度的学习”？那是因为连年扩招，大学质量明显下降；而教学评鉴的普遍推广，又使得大学里开课，颇有过分迁就学生趣味的大趋势。若教师严格要求，打分偏低，学生会在评鉴表上惩罚你的。于是，从校方到教授，纷纷调低教学标准——尤其是选修课，这个问题很突出。但愿中学不是这样。
讲“有难度的学习”，并非漫天要价或高不可攀，只是要求学生能在一段时间内集中精神，做好一件事情。外在的诱惑太多，上课很难集中精神。不说别的，单是半小时不看手机，就让很多人受不了。2015年9月，我到波兰亚盖隆大学的孔子学院演讲，配翻译的，一个多小时，很不好玩。同行的朋友观察到，现场一百多人，没人玩手机，也没人私下议论，让他很惊讶。不是我讲得好，而是人家还能坐得住。不只青少年，大人的手机症也一样。不信你到会场看看，虽然调成了振动状态，还是不时拿出来把玩。其实没那么多急事，就是分心，无法长时间集中精力。
八、如何看待十分精彩且日益强大的“课件”
五年前，北大中文系为百年庆典编辑《我们的师长》等系列图书，好多老学生都在追怀课堂上林庚先生的风神潇洒。作为诗人的林先生，其讲课风格类似俞平伯、顾随等，不以考证或史料见长，而专注于营造氛围，酝酿情绪。关于俞平伯讲李清照的《醉花阴》（“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故事，张中行与赵俪生都有追忆，但评价天差地别，这牵涉到文学系与历史系各自的趣味与立场。至于顾随的课堂，有叶嘉莹的整理笔记以及不断呼吁，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认可。我是相信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的说法，多年后，老学生记得的，不是具体的学识，而是“先生的音容笑貌”。在《“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⑥中，我曾专门辨析课堂上那些随风飘逝的声音，以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
凡讲求诗意的文学课堂，规划性一般都不强，往往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种现场效果很好的课堂，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中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上学期，某教授在北大讲《大学语文》课，非常投入，现场效果也很好，可评鉴成绩却很低。他不相信，以为是张冠李戴，或有人恶搞。后来细看评分规则，其中有“计划性强不强”“有没有使用课件”等硬性指标，方才明白自己为何没有得高分。课程及听众不同，讲课方式也该不同；是否使用课件，应因时因地而异。至于“计划性”，同样不该过于强求——讲到得意处，顾不了那么多。真正得意的题目，我不用课件，这样才能挥洒自如，听众也都如痴如醉。此类“感染力”很强但“计划性”不足的课堂，如今正逐渐绝迹——因不符合评鉴标准。
如今的文学（语文）课堂，普遍“技术”有余而“情感”不足。尤其是课件的使用，年轻老师很容易上瘾。请记住，技术有两面性，不该过于依赖。娴熟地使用课件，是能基本完成教学任务，且不会出现大的差错；但因思路早就限定了，讲课时被课件牵着走，无法随现场学生的眼光与趣味迅速调整，自由发挥的余地不大，故不会特别出彩。
九、慕课的成功与局限性
怎样看待慕课（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的风起云涌，是个敏感话题。2015年4月1日出席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十三五期间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高峰论坛”，对话环节，谈及当下中国大学的命运及出路，我与易中天互相抬杠。只是当我质疑慕课是否能有效推进教育平等、抹平雅俗鸿沟时，易中天表示支持——因他当过老师。几天后在华盛顿参加“第四届中美文化论坛”，我与哈佛大学分管教学创新、负责慕课设计与推广的副教务长包弼德教授（Peter Bol）又有一场争辩。其实，我并不否认慕课在技术上的巨大成功，只是反对过分夸大其功用。在我看来，慕课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是终身教育，其次是大学里的通识课，再次是各专业导论性质的入门课，最后才轮到某些中学课程。
谈及课堂，我很固执——教师必须盯着学生的眼睛，照顾大多数学生的趣味，因而不存在无往而不胜的“标准老师”。把北京四中或人大附中的课件送到广西、贵州、新疆等边远地区，技术上没有任何困难⑦；但这么做到底是祸是福，很难说。我关心的是，边远地区的中学教师，若沦落为精美课件的放映员及助教，丧失自尊心与积极性，绝不是好事情。我从小地方走出来，深知“知识缺陷”并不可怕，最要紧的是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很多人都见识过这样的情景：程度差的学生大步迈进“精英荟萃”的重点中学，效果并不好，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
一年多前，我在香港演讲，题为《作为一种“农活儿”的文学教育》⑧，那是借用叶圣陶、吕叔湘二位前辈的妙喻。极而言之，比起数学、物理或历史、地理等课程来，最像农业的，还属语文课。此课程对“新技术”的依赖性不强，自由挥洒的空间最大。我的感慨是，因不必要的“技术迷信”，今天中国，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方式越来越规整、越来越僵硬、越来越均称，总体实力有明显提升，但一流人才难得一见。我之所以小心翼翼地维护中小学老师的“自尊心”与“高大形象”，目的是保护各种不太守规则的“奇思妙想”——如果连语文课都讲得严丝合缝、板上钉钉，绝非好事情。
十、因地制宜与因材施教
在我看来，语文教学必须尽可能贴合学生的生活经验，不该过分追求标准化。举个例子，若高考作文谈乘坐地铁或高铁的体会，那是不合适的，因那会让边远地区的学生很沮丧。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有什么经验说什么话，这才是合适的语文教育。如此强调“分别心”，是不是歧视小地方或贫困地方的学生？不是的。相反，让贫困地区学生整日关注“高大上”的话题，那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中国之大，地区经济及文化差异可谓触目惊心，你若略有了解，就会反省这种“大一统”教学的弊端。至于由此而造成的城乡（准确点说是“贫富”）间知识方面的差异，进入大学后，很容易弥补的。中学阶段，主要任务应是养成求知的欲望以及学习的好习惯。
之所以反对标准化教学，因在我看来，教育必须接地气。今人喜欢谈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似乎二者是天生的一对，绝配。其实大谬不然，前者如滚滚洪流，势不可挡；后者则势单力薄，正苦苦撑持。半个月前，我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演讲，谈及此话题，提醒越来越国际化的听众，我们的使命是：记得乡土、记得乡音、记得父老乡亲。在中学语文教育中，此立场最好能有所体现。
十一、教学中“面对面”的意义
人类几千年文明，教育贯穿始终，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理念与方法。教育必须与时俱进，但同时教育也必须有所保守。不是所有新技术一出来，就必须马上应用到教育上的。我常感叹，都说中国人保守，其实不对，中国人太趋新了——对于新技术，更是有一种近乎盲目崇拜。看一下我们的城市面貌，我们的家具设计，我们的日常话题，我们的教学方式，你就明白，这是一个“趋新”远大于“保守”的民族。而在我看来，文化需要保守，风度需要养成，教育需要积累。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网络时代的传统文化》⑨，提及法国人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⑩，里面有一句话让我胆战心惊：信息化时代知识传递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文化迅速普及，同时“敲响了教师时代的丧钟”（第111页）。后来我想清楚了：新技术确实改变了世界，包括教学模式，但“因材施教”的理念并不过时。总有一天，整天对着屏幕读书写作的师生们，会怀念那种有点嘈杂、有点忙乱的“面对面”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科技发展了，但传统教育重“个体”讲“熏陶”的宗旨，依然有效。
回到本次演讲的题目，语文教学的“魅力”显而易见，至于“陷阱”，同样值得重视。中国人常说“有一利必有一弊”，可到具体论述时，往往光说好的一面。前进路上，除了霞光万丈，还有遍地荆棘以及沟沟坎坎，不能视而不见。就好像前面提及的课件或慕课，不能因其技术及文化上的巨大优势，就忽略其可能存在的若干盲点。对于我来说，无论技术如何演进，“面对面”的教学方式，以及师生从游的校园生活，永远让人迷恋。
在这个意义上，诸位任重道远。
（此文根据作者2015年10月11日在无锡江南大学为“国培”班所做演讲，以及同年12月24日在南京中语会年会上的专题演说整理而成。）
①孙悦《陈平原：成绩要关注但不是目标》，《新京报》2015年7月13日。
②陈远《陈平原：从小学生教到博士生》，《新京报》2005年5月11日。
③彭苏《陈平原：抢“状元”实在没出息》，《东方早报》2015年7月8日。
④陈平原《教育三题》之《“发现”的乐趣——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随想》，《书城》2005年12期。
⑤陈平原《语文之美与教育之责》，《文汇报》2015年1月9日。
⑥初刊于《中国文学学报》创刊号2010年12月，后收入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作为学科的文学史》。
⑦汤敏《慕课革命：互联网如何变革教育？》，中信出版社2015年。
⑧陈平原《作为一种“农活儿”的文学教育》，《文汇报》2013年11月15日。
⑨初刊于《东方文化》2002年第1期，后收入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⑩原著于1979年在法国出版，中译本1997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