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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屏:破解人之谜——人的定义的解构与重构

更新时间:2017-03-21 21:42:35
作者: 韩东屏  

  

   摘要: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事关人的自我认知和人文社会学诸学科的立论起点,故论者甚多。从古至今积累起来的各种不同回答,最终可以归结为十种。经反思,有四种是错的,有四种存在片面性,有一种如果不说属于片面,就属于意思混乱,并且也不好运用。还有一种,除了也不好运用之外,还不好解释。这就说明,我们需要重构人的定义。重构一个经得起推敲的人的定义应注意满足三点要求。据此立说,人是凭自造物而生存发展的活动者。这个定义,由于揭示的是人的整体特性,不仅可以避免以往定义的缺失与弊端,而且可与人的起源、历代状况乃至宿命相吻合,并可用于推断人类诞生的时间。同时,也能用于解释人的个人特性即个性,以及个人作为人的确证和价值。

  

   关键词:人、定义、动物、自造物、活动者。

  

   人是什么?

  

   这是一个极其诱人也异常恼人的问题。说其极其诱人,在于人作为人,自然非常想知道自己是什么,本质何在;说其异常恼人,则在于这个看似十分简单的问题其实一点儿都不简单,乃至今天也没能形成一个可以得到普遍认同的回答。

  

   这个问题还极其重要。如果人类连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无法确定自己在宇宙和万物中的地位,从而也无法确定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使命,甚至不配为人。这就难怪有守在路旁的怪兽斯克芬斯,会把答错了“人之谜”的行人吃掉。此外,如果我们不知道人是什么,也就很难正确把握人的本质,从而使所有以人为对象或与人相关的人文社会诸学科,在各自建构学科理论的逻辑起点亦即人性起点上,就师出无名,进退失据。

  

   当然,斯克芬斯只是神话,不足为信,但问题本身的重要性绝非虚构,这就启示我们,不管问题本身如何艰难,仍有必要继续对问题的回答作新的尝试。

  

   我的尝试,将从反思前人的回答开始。这不仅在于它们是已有的基础,更在于发现它们山重水复的迷失,或许正是柳暗花明的开始。

  

   1、“人”的既有定义

  

   人类对自身的追问至少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了,古希腊太阳神神庙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就是明证。从那时起至今,人们对此问题已经给出了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回答,它们最终可以归结为以下十种。

  

   其一是用神创定义人,说人是神的创造物。这主要是早期神话和基督教神学的观点。根据基督教《圣经》的创世教义,创造了万物的上帝在创世纪的第六天,又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类,并让人类管理地上的万物和走兽。

  

   其二是用理性定义人,说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观点的历史最悠久,也最具影响力,乃至今天还经常有人运用。一直以来,人们都是将这个观点归于亚里士多德,但他其实只有可用于证明这个观点的说法:“理性实为人类所独有。”[①]据卡西尔研究,以理性界说人类的观点在苏格拉底那里已有,“我们可以概括苏格拉底的思想说,他把人定义为:人是一个对理性问题能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②]以理性界说人的方式,在二千多年前的中国也有。荀子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持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③]这里的“辨”,实际上就是指理性思辨能力。

  

   其三是用政治定义人,说人是政治动物。这个观点才是亚里士多的首创。在他看来,“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所以能不期而共趋于这样高级(政治)的组合”,[④]所以,“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⑤]巧的是荀子同样也有类似见解,他在比较人和动物时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⑥]这里的“群”,不是指动物的自然群,而是指被人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政治社会。由于亚里士多德的所谓“高级政治组合”,其实就是指城邦之类的人类社会,因而后人又有“人是社会动物”的说法。

  

   其四是用语言定义人,说人是语言动物。以语言符号为人类标志的观点,大致也是源自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在各种动物中,独有人类具备言语的机能。”[⑦]而海德格尔的“人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和“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等说法似乎也有此意。卡西尔更是直言“人是符号动物。”尽管现代的动物考察研究已经证明了动物也有语言,能与同类交流并分享信息,但在当代还是有人类学家坚持认为,“只有人类是唯一可以使用语言符号进行交流的生物。”并特意对“语言符号”概念做了一个只能为人所有的解释:“是一个将人造符号用语法联系起来的系统,能够创造出无限的准确话语。”[⑧]

  

   其五是用道德定义人,说人是道德动物。这个观点是从中国古代儒家的观点推出来的。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⑨]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⑩]朱熹说:“人之异于禽兽,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1] 其中,仁、义和尊卑人伦均属道德。

  

   其六,是用工具定义人,说人是工具动物。用工具定义人的思路是在200年前出现的,并一度成为主流意见,只是其具体表述有所不同。富兰克林的说法是:“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马克思对之表示赞赏,说他“对人下了一个正确的定义”。[12]恩格斯也据此将在由猿到人的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的“真正的劳动”,规定为“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13]人之所以制造工具,自然是为了使用工具,因而后来“人是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动物”的说法成为了更常见的表述。但是,当当代的动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发现猿类动物即黑猩猩和古猿也会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之后,用工具定义人的方式就面临危机,因为这个发现意味人和动物在工具方面没有质的差异,只有量的不同。为了应对危机,挽救用工具定义人的方式,人类学学者匹尔比姆改用“必须依赖工具而生存”来定义人类[14];巴托洛缪和伯塞尔是将原定义修改为“人类是不断依靠工具来维持生存的唯一哺乳动物。”[15]意为动物虽然也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但只是偶尔的行为,而人则是总在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并以此维持自己的生存。而哲学学者邓晓芒则是将原定义修改为“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他提出“携带工具是人跟猿类相区分的一个最重要的界限”,并且,正是因为人要携带工具,才开始直立行走乃至形成语言。[16]

  

   其七是用精神定义人,说人是精神性动物。在近现代,将精神或某种精神要素作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性的看法较多。有些来自哲学家,如黑格尔的人是有自我意识的动物、费尔巴哈的人是有思想性感觉的动物、狄尔泰的人以精神文化区别于动物、舍勒的人是唯一有精神趋向的优越存在物;有些来自人类学家,如普列斯纳的人是在精神世界中不断寻找并实现着自己意义的存在、罗特哈克的人的本质是精神活动、兰德曼的人是精神的生物。[17]

  

   其八是用文化定义人,说人是文化的动物。这个观点主要来自文化人类学或文化哲学。由于这里的“文化”,在很多人那里仅指科学、哲学、道德、文艺、宗教之类的符号化精神产物,所以那些强调人是精神性动物的人类学者,即普列斯纳、罗特哈克和兰德曼,也会同意这种观点并且确实也有与之相类似的说法,如兰德曼也说“人是创造文化和使用文化的人”。与之不同,施忠连是将文化理解为“人所创造的一切”[18],并且是在这个前提下说:“只有把人看作是文化的生物,才能真正深刻地把握人的类特性”。[19]这就说明,“人是文化的动物”这个定义中的“文化”,存在着广义和狭义的两种解释,前者包括一切人类创造物,后者仅指人类的精神产品。

  

   其九是用生物性的未特定化定义人,说人是未特定化的生物。这是生物人类学家的观点,其肇始者为格伦,同时也是主要代表。他认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未特定化。动物是特定化的,其感官适应于每一种特定的生活条件和需要,如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动物的特定化的范围就是动物的本能,规定了动物在每种场合下的活动。相反,人的感官不趋向某个特定的状况,不仅仅指向某个特定对象。由于人未特定化,人不能自然而然地生活于自然界,这意味人是未完成或有先天缺陷的生物。但这也意味人不被本能所制约,能从事创造和发明。正是由于人的未特定化或未确定性,人才有能力在活动中补偿自己的缺陷,才能超越有足够装备的动物。同时,人才能不为环境所封闭,面向世界开放。这样,人在生物结构上的全部缺陷就得以解决。[20]

  

   其十是用自由定义人,说人是自由的动物。虽然明确这样定义人的说法似乎还难得一见,但所有将自由视为人之本性或特性的学者,应该都会赞成这样的定义。这些学者古有庄子,近有启蒙时代以来的一大批思想家,包括卢梭、康德、马克思、萨特,等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推马克思。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提出过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就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1]据此推论,他自己的人类定义就是:“人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动物”。并且,这个定义也不妨碍他老年时对富兰克林定义的肯定,因为制造工具正是一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2、解构既有定义

  

   以上关于人的十种不同定义,尽管各有其理,但经认真审视,都不能完全令人满意。

  

   其中有四种是错误的。

  

   首先,神创说的人的定义是错的。这无须多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其后越来越多的人类学事实证据表明,人类是由猿进化来的,而非神所造。

  

   其次,人是理性动物的定义是错的。人是有理性,但理性是什么?无论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荀子,还是后来运用这一定义的人,都从没有给出过一个明白的交代,如此又何以知道动物没有理性?何以能说理性只为人类独有?逻辑推理能力,应是理性的一个典型标志,现代动物学家的大量观察和实验表明,动物也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其中一个著名实验是:一只水果在房间里挂着,由于原有的木棍被拿走了,猩猩就用放在地上的毯子将水果撩了下来。舍勒据此推断动物也有实践理性。并说在此范围,猩猩与爱迪生只有量差而无质别。[22]应该承认,至少在后一个判断上,舍勒是对的。

  

   与之同理,在语言上,不论有人怎么定义“语言符号”,人类的语言和动物的语言仍然也是只有量的差异而无质的不同。因为不论手势语言还是声音语言,在动物界里也有,只是没有人类语言高级。所以,将“人是语言的动物”作为人类定义也是不妥当的。

  

第四个有错误的定义是生物人类学家的“人是未特定化的生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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