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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刚:我国宪法上的专政概念与平等原则

更新时间:2017-03-20 22:12:58
作者: 周林刚  

   五四宪法则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种表述与现行宪法略有不同。现行宪法的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有解释认为,五四宪法的表述,在语义上既可以包括立法平等,也可以包括法律适用平等;因此,八二宪法把措辞改成“在法律面前”,将其限制为法律适用上的平等。[56]但如果我们看一看彭真在1954年第一届人大上的发言,我们就会知道,五四宪法上“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规定就是用来表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这个原则的:“我们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可能平等,也必须平等。人人遵守法律,人人在法律上平等,应当是,也必须是全体人民、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实际行动的指针。”[57]因此,我们认为五四宪法和八二宪法关于平等原则的表述,在语义上是相同的。但五四宪法的特殊性在于,它在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之外,仍然针对现实的历史条件规定了“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五四宪法第201条),具体来说就是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58]因此,这里存在立法上的不平等。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立法不平等也建立在不同社会身份基础上,它的结果也是针对不同社会成分的“特别法”。例如,五四宪法规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于是出现了国家保护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同社会主义改造之间的矛盾。而在这个矛盾中,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和其他资本所有权在效力上不同于生活资料所有权,也低于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因此,也就是形成了针对这一部分所有权的特别法。在这个意义上,也不存在法律平等适用的问题。

   只有到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平等原则的普遍性才获得一次重新解释的机会。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强调:“为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利益,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59]我们把这个解释理解为对一个总趋势,也就是向普遍平等原则的发展的自觉,虽然当时的具体政治一法律环境仍然处在《共同纲领》一七五宪法一七八宪法的敌友区分框架之下。实际上,五四宪法的公民概念和平等原则同有待变革的社会条件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在规范和事实之间,平等原则法律的和理想的规范性,对现实施加了某种压力,就像拧紧了的发条一样把一个规范性的时间给启动了起来。

   平等原则的普遍性在动荡的现实中的遭遇为我们所熟知。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八二宪法在这个方面继承了这个普遍平等的承诺,而且循着自身的逻辑不断发展,虽然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小心翼翼的。这个过程的转折点就是对平等原则的区分解释。在其关于现行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彭真再次确认了五四宪法上平等原则的普遍性,但把它明确为法律实施上的平等。因此,八二宪法对平等原则的规定被认为是对五四宪法平等原则的“恢复”:“在这样的法律面前,在它的实施上,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任何公民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60]在此基础上,“立法上的不平等、法律适用上的平等”这一公式也成了我们的正统解释,[61]构成民族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这种解释的前提是敌我区分框架的有效性(或者其目的就是维持敌我区分的话语),但它的激进意味表现在人民与敌人在法律适用上被平等对待。这显然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而是一个极端重大的政治决断。在抽象的观念上,敌我框架可以是恒久有效的(虽然未来某个理想社会有可能不再有效),但是平等对待的政治决断使这个框架在当下的状况,与《共同纲领》一七五宪法、七八宪法的敌友区分框架形成重大差别:之前,敌友区分的政治决断,以及对待敌人的“法律”措施,是前后相继的两个“程序”;现在,区分敌友和法律对待只能在一个程序中同时作出—更严格地说,是法律判断先于敌友区分(假如罪犯真的可以被视为敌人的话)。更重要的是,虽然立法是不平等的,但立法者所订立的法律却是一体适用的,所以立法者虽有制定法律的特权,但其立法遵循的原则却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特权,不是订立任何特别法;相反,他把所有成员放置在同等的位置。因此,他实际上遵循的是这条康德式的普遍主义原则:“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62]正因为法律适用上遵循普遍的平等原则,立法上的所谓不平等其实已经不再能够运用敌友框架来说明了。假如这里真有所谓的不平等,那么它只能意味着作为全体公民中的一部分的立法者,具有理性或认识能力上的优越性。因为在敌我框架下,认识能力的问题隐没在根本利益的对立之中;而在当前的平等原则之下,由于人民内部的成员每一个都同样可能违法犯罪(按照“依法专政”这样的用语,这意味着人民内部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潜在的专政对象),因此通过罪犯与非罪犯的形式区分出来的所谓“敌对分子”原则上不是根本利益相对立的成员,而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无法认识到自己的真正利益、无法把普遍的法律当作自己真实的利益的成员。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就是理性被一时蒙蔽或败坏的人。为了维持敌友论述,我们也许仍然可以主张说,天然敌视人民的人是存在的,他们是真正的敌人。但这些人却是无形的,从而在法律上事先是不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说敌我区分框架瓦解了(相反,它仍然有效),但被人民内部的框架吸收了。

   对平等原则的这样一种解释意味着,在人民内部,存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成分:一个是先进阶级的特殊地位,从而形成领导阶级与联盟以及其他被领导阶级的结构关系(它进一步具体化为先锋队一人民群众的结构关系,也就是党的领导问题);另一个则是这个领导阶级及其先锋队作为普遍立法者的立法原则。两者之中,前者对应专政概念中的实质方面,属于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的分配或组织形式问题;后者是这个结构身处其中的政治意识,而这个方面对于认识前者来说,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根据康德式的普遍立法原则,不是立法者根据理性认识能力相对低下的人的实际状况,量身定做一套专门适合于他们的法律,而是立法者根据自己的理性标准订立适合于自己的法律,并要求其他人也奉行无违。这种“理性专政”[63]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把有待提高其理性能力的人也拟制为和自己本质上是一样的人。而这种假设如果要克服其作为主观信念的缺陷,就必须假设经过这种“理性专政”,在某段时间内,所有人都真的能够彼此使用这条普遍主义的立法原则。唯有如此,领导阶级把自我立法和为他者立法统一在一起、把列宁所区分的“通过苏维埃”和“为了苏维埃”统一在一起的主张,才能获得确实的证明。

   换言之,平等原则的发展所具有的深刻意义在于,它要求一种检验其假设的程序,并且它也要求人民当中各个成分实现以先进阶级为参照的普遍化或均质化。专政概念的时间属性和其蕴含的那些重大政治前提,几乎全部凝结在平等原则含义的这种发展之中。

   注释:

   [1]“中国宪法与政治理论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种关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法权结构的理论”。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五章“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第285页。

   [2]参见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第24页以下;另参见陈端洪:《论中国宪法的根本原则及其格式化修辞》,载氏著:《宪治与主权》,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尤其第162页上的总结性说明。

   [3]童之伟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反思,在效果上与此类似,即消解专政本身,揭示其实际内容为党的长期执政。参见童之伟:《“人民民主专政”还剩下什么?》,载司马当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 11 be5401 02v5dj.html。

   [4]参见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第10-39页。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粗糙而凌乱的文章却引起了众多的关注,这个现象本身就是时代精神状况的折射。对该文的一个非常精到的宪法学批评,参见翟志勇:《英国不成文宪法的观念流变—兼论不成文宪法概念在我国的误用》,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3期,第86-97页。这个批评击中了强文的要害。

   [5]参见周林刚:《中国宪法序言正当化修辞的时间意识》,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3期,第583-592页。张龑谈到“摄政”与人民的成长问题,但他似乎把这其中的时间性变成了一个民主政治甚至政治的一般问题,这就忽略了无产阶级专政具有特殊性的具体内涵。参见张龑:《人民的成长与摄政的规范化:辛亥革命以来的人民意志建构及其先锋队》,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1期,第85-99页。

   [6]施米特在他关于专政的著名著作中追踪了专政从古典概念向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时期演化的轨迹。See Carl Schmitt,Dictatorship: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Concept of Sovereignty to the Proletarian Class-Struggle,translated by Michael Hoelzl&Graham Ward,Polity Press,2014.

   [7]郑成良:《专政的源流及其与法治国家的关系》,载《交大法学》2014年第4期,第59-70页。

   [8]“专政是对国家权力的这样一种行使方式:它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其目的是应对一种非常状态—具体而言,如战争与叛乱的状态。因此,专政概念的两个决定性要素是一方面是‘正常状态’的观念,这一正常状态或者是专政要予以恢复的,或者是专政要予以创建的;另一方面则是下述观念,即一旦发生非常状态,特定的法律限制即被搁置,以有利于通过专政而消除此非常状态。”Carl Schmitt, Dictatorship,p.xxiii.

   [9]施米特称之为“主权专政”,以区别于古典的“委托专政”。See Carl Schmitt,Dictatorship,p.110.

   [10]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623页。列宁的定义是在同考茨基的争论中界定的,但我们不打算回顾这场重要的论战。关于考茨基的直接相关文本,可参见[奥]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载王学东编:《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1]注意:从法的角度看,敌人在这里与例外状态性质是类似的,敌人造成的状态与其他危急状态,都是超出法律的预定的。所以在专政的一般概念中,施米特将这种构成要素界定为例外状态。

   [12]列宁:《关于党纲的报告》,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788-789页。着重标记为原文所有。

   [13]《苏维埃是群众本身的直接的组织》,载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0页。

   [14]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685页。关于苏维埃的功能,斯大林以与列宁一致的精神写道苏维埃按其本身结构来讲,“使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这个在苏维埃中最团结和最觉悟的核心易于领导这些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1页。与此类似,人民代表大会也被当作反映群众意见的“讲坛”,如参见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载《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2008年19刷),第224页。

[15]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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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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