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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刚:我国宪法上的专政概念与平等原则

更新时间:2017-03-20 22:12:58
作者: 周林刚  
到“通过苏维埃”的完成。不过,重要的是,只有后者才是社会主义宪法的对象,也才是宪法学能够研究的对象。

  

三、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中的专政概念

   (一)敌我区分框架下“专政”语义的变迁

   仅从术语的角度看,人民共和国的政法传统对列宁主义专政观的继承,确实是从专政与暴力的关联上切入的。在“人民民主专政”中,原来由“专政”所传达的复合结构,现在由“民主”加上“专政”两个方面来表达。“专政”这个术语也就局限于“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特别是“暴力”这一面,它首先也是在这个层面获得展开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识别出专政用语在我们的政法传统中变化的线索。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即给出了“民主+专政”的简明公式。他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

   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个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21]

   在毛泽东的这个公式中,人民以及敌人的具体内涵可随历史处境的变化而变化,但公式本身的结构不变。对于这个公式,有必要区分敌人和普通的刑事罪犯。在“我们”与“敌人”之间是纯粹的暴力关系,而不存在法权关系。从法权的角度说,敌人就是被剥夺殆尽的存在物;他们靠“我们”的“恩惠”而继续生存。循此逻辑,《共同纲领》第7条规定:“对于一般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这就是毛泽东所说“压迫”他们、不给他们“选举权”、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普通的刑事犯罪与此不同。毛泽东说:“人民犯了法,也要受惩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22]所谓的“原则区别”,首先在于,敌人事先即被剥夺了政治一法律上存在的权利,而人民当中的“犯法分子”是事后受到限制;其次在于,敌人是“当作一个阶级”的反动阶级,而普通刑事罪犯只是个别情形。

   关于专政的这样一种界定,同列宁的论战性定义保持了基本的一致,即“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据此,“专政”依赖于敌人或者“战争状态”的存在,正是战争状态或者敌人使法律沉默。它当然仍然是时间性的,甚至因为专政意味着严酷的暴力,它的“非常手段”性质、临时性质或过渡性质,反而更尖锐地凸显出来了。[23]我们看到,在1957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带来的乐观局面,毛泽东对专政的解说,已经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他几乎重复了他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说的话,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是行使专政的主体,而“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所受到的法律制裁,与“压迫敌人的专政”有“原则的区别”。但专政的对象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24]专政与刑法的区别原来建立在针对阶级与针对个别的区别之上。[25]但现在区别于阶级的“坏分子”也被明确地界定为专政对象。专政的语义在最初的限缩之后,其外延却又开始扩大。但这一扩大趋势并没有立即呈现其理论意义。相反,当时的现实历史正在开启新一轮的路线斗争,一轮关于资产阶级是否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继续存在的争论。从1957年开始直到1978年的政治法律状态,可以理解为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两种对立判断的竞争,也就是关于专政的竞争。只有这一竞争得出了否定的解答,专政含义的转变才成为决定性的。因此,我们看到邓小平在1979年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一方面重复了毛泽东的公式;另一方面强调党内不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也就是在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被消灭了之后不可能再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26]因此,专政作为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这个意义就不再适用了,毛泽东关于专政对象和普通刑事罪犯之间的区分也不再有效了。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27]这个煞费苦心的论述同毛泽东的论述之间无疑具有连续性,但“坏分子”现在成为专政的主要对象,而不是附带现象。根据这个论述,阶级作为敌人是公开的(这解释了事先剥夺政治存在的可能性),而新的专政对象似乎与之相对,应该不是公开的。在被刑事程序识别出来之前,他们就潜伏在人民内部,形式上就是人民的成员。所以,这种斗争是新形式的斗争。对此,刘少奇早在中共八大的报告上就作了更鲜明的说明。刘少奇说,在暴烈的革命时期之后,新的秩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从“破坏”转为“保护”,斗争的方法必须从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变为“完备的法制”。[28]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制”。[29]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曾经革命者是无形的,现在敌人成了隐藏的了。专政在这里的概念似乎直接违背列宁的定义而与法权联系起来,正如邓小平说的,“要按照法律”来对那些作为专政对象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进行严肃处理。一个令人惊异的概念设定从某种需求中产生了出来:依法专政。

   这样,“专政”的语义直接被理解为“暴力”本身。邓小平在说明“文革”的错误时引用了毛泽东的总结,说它错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他把这一错误归纳为“全面专政”,也就是“对人民实行……专政”,而这是“同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共同之点”的。[30]这里的前提就是毛泽东在“民主+专政”公式中说的,对人民是不能专政的,人民自己的一部分不能压迫另一部分。专政(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不针对人民,在话语上是有修辞优势的。但是,它只有在针对公开的阶级敌人时才是有说服力的。相反,“依法专政”以专政对象,也就是以敌人的隐蔽化为条件。这无非意味着敌人不再能够事先被“拣选”出来予以排斥,而是事先假定所有国民都包含在人民的范围之内,然后通过法律程序把“坏分子”识别出来。唯有如此,法律才能成为辨别敌我的标准(假如它真的是用来辨别政治上的敌我关系的话)。这样,至少在形式上我们可以说,“专政”这种暴力倒成了一件事关“人民内部”的事情,它以在人民内部逐个地鉴别出个别的敌人为前提,同时也以人民中的所有成员为其潜在对象这一条件为前提!毕竟没有谁事先拿到“免死金牌”,没有谁拥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恰好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这一定义想要避免的含义。

   “专政”的语义从“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转变为单纯指代“暴力”之后,其发展在表面上就基本停滞了。把刑事罪犯视为专政对象,以及有关“依法专政”的论说,也成为当前正统的教义。[31]出现这种停滞的理由可能在于“依法专政”这个新提法的内在困难;但如果以列宁的定义为标准来衡量,那么这种术语学意义上的停滞实际反映的,是专政在实质意义上的发展。

  

   (二)“先锋队—人民群众”框架下专政概念的实质发展

   我们从“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向合法暴力的转变中所看到的,首先是敌我框架被吸收的过程:敌人与罪犯的区分现在被统一的刑事罪犯的概念取代,因此敌我的区分框架被整合到了人民的大框架之下,隐蔽的敌对分子在观念上被拟制为人民内部的成员。“依法”的根据就在于这个拟制。敌人分享了人民的特权。这也许是在“专政”前面加上“依法”二字的理由,以表示革命暴力向常规暴力的转变,表示一阶段历史任务的完成和一个历史时期的过去。[32]但我们应该留意的是,“依法专政”所说的其实主要是一个刑法问题,这里的“依法”主要指的是依据刑法。[33]而专政并不是某个刑法原则被规定在宪法文本中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的政法语境之下,它显然是一个更为根本的政治一宪法问题。受不受法律约束的关键是受不受宪法约束。

   其次,虽然正统的宪法理论对我国宪法“国体”条款的解释大体坚持同样的“专政”术语学,但这个用语上的惯例并不能成为我们思考问题的标准。例如,五四宪法总纲的条文中只写了“人民民主国家”而没有写“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起草时就对这个问题产生了疑问。起草中对此给出的解释有三个理由:(1)国家是专政机关,因此“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包含了“专政”;[34](2)“人民民主国家”是习惯说法,与“资产阶级国家”的说法相对(后来又被解释为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相对,因为当时我国的现状是还没有确立社会主义制度);[35](3)人民民主就是人民民主专政。[36]相应的学理解释则指出,“在宪法序言的第一个自然段中,连续使用了两个名词即‘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制度’,实际上‘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制度’(政治上的)以及‘人民民主国家’,指的都是同一个事物。”[37]而在对现行宪法上“人民民主专政”的学理解释上,同样有论者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是列宁所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策的领导。’”[38]所以,就像罗马专政是一项在专政时期将分散的宪法权力集中在专政官手上的宪法制度一样,人民民主专政也包含了这种权力分配与集中的含义。[39]据此,我们认为在我国宪法上的专政概念,仍然继承了列宁对专政问题的完整提法,即专政的更为实质的方面,在于特定的权力集中体制,在人民民主这里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及其具体组织方式。由于根据社会主义学说的一贯理解,无产阶级是通过其先锋队实现具体的领导关系的,[40]所以,“无产阶级领导”在宪法上的具体标志就是党的领导。这样,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就如同列宁最初设定的那样,呈现为“先锋队组织一领导阶级一联盟阶级一统一战线中的其他成分”这样一个复杂的结构关系。其背后的思想假设在于,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上的先进性。因此,专政所表达的领导权就依托于先进阶级及其先锋队与被领导的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并且这一关系是进化的,取决于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成熟程度。

与敌我框架逐渐被吸收的过程相呼应,不受法律约束的专政首先涉及敌对斗争,表现为革命暴力的形式,然后逐渐转移对象、改变形式。革命暴力在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得到了延续,以便巩固政权,为下一个阶段的历史准备条件。在五四宪法起草委员会的第四次全体会议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讨论中,邓小平说出了一个历史事实。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搞的几次革命运动,一叫土地改革,二叫镇压反革命,三叫‘三反’‘五反’。谁否认了这一点,谁就否认了革命。在几次运动中,也有搞错了的,但是打倒地主阶级和反革命分子,主要是靠了革命的群众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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