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屠凯:司法判决中的经济特区法规与法制统一

更新时间:2017-03-20 22:08:08
作者: 屠凯  
适用于本经济特区内的企业法人”,虽然与公司法不尽一致,仍可直接适用。[24]由此可见,审判机关对经济特区法规的法律属性并未形成统一认识。

  

三、经济特区法规司法适用的模式

   经济特区法规司法适用具体则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法院在判决中直接引用了经济特区法规;第二类是法院仅将经济特区法规作为说理依据。当法院直接引用经济特区法规时,也可能同时引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此时,经济特区法规和其他法律规范是一致的,这种司法适用模式当然也不可能危害国家法制统一。当然,在有些案件中,法院也可能单纯依据经济特区法规进行裁判。此时,审判机关似乎最有可能偏离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轨道。但是,通过一系列个案分析可以发现,即便法院仅以经济特区法规作出审判依据,而所引用的经济特区法规通常都不存在与其他法律规范相抵触的情形。

   (一)直接引用经济特区法规的判决

   1、并列引用经济特区法规和法律等的规定

   经济特区法规有时被审判机关直接引用。最常见的是并列引用经济特区法规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在这类司法判决中,所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和经济特区法规是一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特区法规是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简单重复,经济特区法规可将后者进一步具体化。根据授权有无,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授权的“具体化”。比如,朱厚才案的原审法院就指出,《土地管理法》第62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但是允许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面积标准。《海南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第30条同样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划拨宅基地,同时规定了每户用地面积不得超过175平方米。[25]又如,张祖华案也表明,1989年的《城市规划法》(现已失效)第33条规定“临时建设和临时用地的具体规划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而《海南经济特区城市规划条例》则相应规定“临时建设和临时用地的使用期限不超过2年”。[26]在劳动关系方面,《劳动法》第73条规定“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条件和标准由法律、法规规定”,而《海南经济特区城镇从业人员工伤保险条例》相应地规定了海南经济特区的条件和标准,并在韦金兰案的初审中得到适用。[27]朱远程案、张婷案、杨勇章案、唐国平案、蒲东全案等均属于这种情况。[28]第二种是经济特区法规自行完成的“具体化”。例如,新华社海南新闻文化总公司小广州茶餐厅案中,茶餐厅建设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违反了《城市规划法》和《海南经济特区城市规划条例》。其中,《城市规划法》第40条所称“严重影响城市规划”被经济特区法规具体化为“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占用广场、园林绿地、水源地、文物古迹、风景名胜、高压供电走廊、电讯广播通道,压占道路控制线、地下管线”。[29]邓世华案也是这个情况。[30]又如,在临高县皇桐镇头文村委会案中,《土地管理法》规定“不按照批准用途使用的土地”,被《海南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细化为“闲置、弃耕抛荒满两年”的土地。[31]

   当然,实践中经济特区法规简单重复上位法的情况同样存在。在翁昌源案中可见,《城市规划法》和《海南经济特区城市规划条例》都规定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城市人民政府根据城市规划作出的调整用地决定”,二者一字不差。[32] 在钟国柱案中,《土地管理法》和《海南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关于“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的规定也很相似,但经济特区法规专门强调了骗取土地“登记”的问题。[33]《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对“技术秘密”的定义,也基本上是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上“商业秘密”的复制。[34]

   有时,引用经济特区法规成为适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前提条件。在新百丽鞋业(深圳)有限公司案中,法院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商品市场条例》中关于“市场开办者或管理者允许无营业执照者进入市场经营的,由主管部门进行处罚;造成他人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并援引相关法律法规,判决开办市场者承担帮助无营业执照者侵权的责任。[35]

   审判机关有时也会并列引用经济特区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第50条规定:“建设单位有权根据本条例规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提供前期物业服务,并以未出售物业业主身份享有相关权利”。这本来是针对物业服务企业的。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建设单位依法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以及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依法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具有约束力”。这是针对业主的。在深圳市某管理有限公司案中,法院认为这两条规定的指向相同。[36]

   2、单一引用经济特区法规

   单一引用经济特区法规,并不意味着经济特区法规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经济特区法规“具体化”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所以不必重复引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特区法规并没有变通法律等的规定。例如,《土地管理法》第48条规定“听取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而《海南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规定了十分详尽的征收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实施程序。在王宗雄案中,临高县政府在土地征收方案报批之前就与被征地单位签订《征用土地补偿协议书》,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经济特区法规认定确有瑕疵,但没有确认其行为违法。[37]澄迈县金江镇钟寨居委会雷宅村民小组案、临高县和舍镇茶胡经济合作社案、临高县博厚镇加六村委会美略村民小组案情况与此类似。[38]在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案中,《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被《深圳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略作限制,但仍坚持“公司不得以其章程限制股份的转让”。[39]

   审判机关直接引用经济特区法规,而所引经济特区法规确实变通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这种情况是十分罕见的。或者说,审判机关很少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变通规定。

   (二)并未直接引用经济特区法规的判决

   有些经济特区法规没有被司法判决直接引用,而是仅仅作为于诉讼当事人的主张或者法官说理之中。这恰恰是因为经济特区法规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相一致,法官则优先适用了法律等规定。实际上,这类判决模式往往集中在地方政府或政府规划部门自行拆除违章建筑的案件之中。例如,在海南海特律师事务所案中,《律师法》和《海南经济特区律师执业条例》均规定了律师“不得私自接受委托,私自向委托人收取费用”,法院即单纯依据《律师法》作出判决。[40]再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保护的技术类商业秘密是一致的,在资浚商务服务(深圳)有限公司案判决中,法院即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作出判决。[41]

   在并未直接引用经济特区法规,仅将其作为说理依据的判决中,确实也存在经济特区法规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定不一致的情况。但基于案件事实的认定,这种不一致并不影响该判决的结果。例如,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案的判决书指出:1999年的《海南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第61条第(二)项规定,“用地单位未按合同约定用途和期限使用土地,又拒不改正,造成土地闲置、弃耕抛荒满两年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报经原批准机关批准,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而《土地管理法》第37条的规定是“连续二年未使用的,经原批准机关批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而本案中收回土地的行为是已经被并入海尾镇的原南罗镇政府,既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不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以经济特区法规和法律的不一致并不影响对海尾镇政府决定的违法认定。[42]又如,1993年的《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转让条例》原本规定了法律上没有的“包销”,但是1999年已经被深圳人大常委会以决定删除了这一部分,深圳市兴成发投资有限公司案涉及的包销房屋是2000年后开售的,法院判决即没有引用经济特区法规,而是回到了合同法的规定。[43]

   在有的司法判决中,经济特区法规没有得到引用,则是因为地方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实质缩小了经济特区法规中法律概念的外延。例如,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人民中路支行案中,对《深圳经济特区企业破产条例》第64条第(五)项规定不得作为破产债权的“罚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认为限于由国家行政、司法机关作出的处罚,涉案当事人因合同关系产生的所谓“罚金”不在此列。[44]

   还有一种特殊情形,即人民法院直接拒绝适用经济特区法规作出裁判。而拒绝的原因,很可能是经济特区法规的变通规定对国家整体法律秩序的冲击过于强烈,司法审判政策难以接纳。亚太石油国际有限公司案即为典型例证。1991年的《海南经济特区外商投资条例》(现已失效)允许外商“参股”已有企业,而“参股已有企业,占股份25%以上的,可申请将原企业改变为外商投资企业”。但关键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不允许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而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外商“参股”是“质的变化”,不能简单适用《公司法》关于增资扩股的规定,应当认定为新设公司的发起行为。这一“新公司”理解和海南经济特区条例中的“原企业”文义显然不同,但最高人民法院最终选择不考虑经济特区法规而回到《公司法》甚至《合同法》的一般规定解决纠纷。[45]

  

四、经济特区法规的司法适用与法制统一之达成

   本文已经分析的涉经济特区法规判决表明,无论审判机关是否直接引用经济特区法规并作为裁判依据,总体而言,法院并未将经济特区法规置于优越地位,即并不先验地认为经济特区法规的效力高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真正左右法院司法推理的规范仍然是法律、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当经济特区法规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一致时,如果前者只是对后者作出具体化规定,那么法院选择引用其一或者并列引用两者,都不影响国家法制统一。当法院把经济特区法规的某项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内容联系起来时,实质上是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定义了经济特区法规中概念的内涵。当法院把经济特区法规的某项规定当作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所含概念的外延时,就意味着有效整合了经济特区法规与法律等的规定,实质上是也在积极促进“国家法制统一”目标之达成。

而当经济特区法规实质性变通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或者确实是在“独立造法”时,法院则往往采取高度审慎的态度进行判断和适用。法院最擅长使用的方法是通过甄别事实,来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如果认定案件事实并非为经济特区法规变通规定所涵盖,则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之一般规定作出判决。对于特别棘手的争议性案件,法院则选择不再纠缠于经济特区法规是否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问题,而直接回归一般法律规范中的原理性条款,并据此解决纠纷。这其实是相当高明的司法技艺,因为原理性条款,最能体现社会常识和正义内涵,司法实践中也积累了比较多的法律适用经验和法律教义学知识。当然,如果经济特区法规的变通性规定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其文义明确、内容具体,符合地方需要,并且与国家法律体系不存在根本性抵触,法院也并不会拒绝引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3663.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