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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勇:南赣历史精魂的执著叩寻

——评张少华文化散文集《最后一寸江南》

更新时间:2017-03-19 18:40:57
作者: 李伯勇 (进入专栏)  

  

  

   期待中《江南》瓜熟蒂落

  

   春节期间,我细读了张少华的文化散文集《最后一寸江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简称《江南》),砰然感动不能自已。这不但是一部30多万言的潜入古远南赣进行细密叩寻的“文化”厚书,更是一部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探究赣南文化底蕴,于作者也于赣南有着不菲意义上的大书,一部我期待中的叩寻赣南历史文化精魂的力作。

  

   我对少华是有期待的。数年前,当我先后从《理论与与创作·2010江西作家 新活力30人作品大展》和《西部·2011江西作家新活力30人作品大展》读到压轴的少华长篇散文《荀令留香》《对酒空歌》,一股喜悦涌现心头。我不仅惊叹于少华在众多江西散文作家中以独树一帜的厚重之作胜出,如朱强在《江南》“编后记”所说,从《江南》的书写中,比较那种潇洒自如,快意恩仇的文字,比较起那种走马观花、醉眼朦胧的文字,我们看到了历史散文写作的另一种姿态;而且我还感觉到,一种陌生却真正切入赣南文化腠理的“赣南大散文”已经出现,少华已向这个目标掘进——我们不能只停止于表现已知的赣南,而且要发现和发掘未知的赣南,因为赣南从来就是历史整体性、文化整体性的存在。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赣南自身发展的需要,赣南作家义不容辞,少华的散文也就格外牵涉着我的神经。

  

   全球化浪潮中,各个民族各个地域都挖掘自身的文化潜力,张扬自身的文化魄力,形塑自身的文化形象,这也是散文写作的一种精神趋向,赣南应该产生涌注自身精神血脉的大散文,它就离不开整体性的历史和文化,而少华的文化散文躬逢其时。然而他走的不是回应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热点的路子,而是在发掘史料铺衍成文中以某种调侃甚至戏谑的个性语言,让人开启心智又让人会心一笑,他说的“考证是一件极有趣的事”(《一望丛林一怅然》)固然是他个人的喜好,其实也让他的庄重文化研究富有时代的青春气息,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读者。果然,我又在赣南本土杂志《客家摇篮》连续读到他的《此岩通天复彻地》《花果飘零竟有时》等长篇散文,这表明:少华强化着自己的这一努力方向,本书就是这种阶段性的成果。

  

   要知道,少华非专业研究非专业写作,工农商学兵都做过,他非赣南本土人,长期在赣南生活,对赣南情有独钟,他坦言“没怎么上学的我,却读了不算少的书,特别是古书”,“晋而,也学会了写。”(《且跋且涉》)着墨最多的,正是历史本身,“以我寓居的赣南为例,究其历史,旋有泌之洋洋之感。”(《且跋且涉》)“把自己安放在虔城以西四十公里外的大蒙山,为自己的尘世筹划衣食,也顺带把自身的尘世和身外地的尘世隔将开来,隔开盛世的鼓噪与喧闹,去思,去想。”(《荀令留香》)所以他的文章能有远离尘嚣的历史长河的浪拍之声。

  

   而且他的主业及境况正处“稼穑桑农的多事之秋”(《且跋且涉》),他在山沟沟经营农企,面对市场动荡,亲自操作,仍保持着非凡的写作定力,而且他把置身山乡油然生发的孤绝体验持续地投放在对赣南传统文化的探幽中,《江南》也就终成其掷地有声的一家之言。他与赣南互为期待,互为花果。

  

   好家伙,他一下子或步步拓进到缺乏相关史料的赣南的“前世”,即南赣的秦汉年代,秦汉年代的时空在他心中清晰起来。不过他没有囿于书斋,而是迈开双腿,又一次来到赣粤交界的梅岭,伫立于梅岭驿道感受和想象。第一辑和全书的压轴之作——开篇之作《最后一寸江南》记录了他既是形而下的“田野作业”,也是形而上追寻,以开头“我站在了岭头”六个字揭开了全书的序幕。“应该在这样的初秋,收拾起内心如彼躁动”,作者静静地在赣南的闷热中,去期待一场雪,岭头一枝枝骨骼枯瘦的梅花,映雪而开。在大山的苍茫中,他捕捉到极致的孤寂,他又在等待,“风雪中,岭北,正有浩浩荡荡一彪军队迎风而来”,对战士而言,“这道岭是走向战场的最后一段故土”,这道岭也是地理意义上的最后一寸江南。(《最后一寸江南》)由此,江南“一枝春”的文化名片便归属赣南,南赣以及《江南》所叩寻的历史精魂一一现身;由此,赣南的客家源流又向前上溯了千百年。

  

   正是梅岭,也凭藉梅岭,开启了少华“追慕背影绰约的大汉王朝风度”(《荀令留香》)的精神之旅,他一路梳理和叩寻过来,对南赣——赣南的历史人文—赣南文化精魂生发了新的感知。这“最后一寸江南”,不正是广袤而沉默的赣南大地慷慨而敞亮的凝聚吗!

  

   “梅岭”新问:赣南客家的旷世溯源

  

   发现南赣(赣南)而不是以主流意识形态辅以现成的史料注解赣南,这就决定了少华的文化研究的独辟蹊径,十分不易。某种程度他的赣南文化研究是“断崖式”研究——针对赣南文化史料隔代中断的研究,是开先河的。赣南文化“断崖”或叫中断之处,却成了他的切入之口,他深入到秦汉文化的深处,又在梅岭找到南赣与秦汉以及隋唐的连结(《最后一寸江南》:因秦始皇反复征战,“梅岭变得热闹了”),对远古赣南开展了全新的想象,一个含藏秦汉淋漓元气的赣南由模糊趋向清晰。

  

   客观上史料缺乏而让南赣披戴南蛮的“帽子”,远古的赣南淹没在时间之海(我以前一篇《世纪之交的上犹客家魂》也曾把宋之前的赣南先民视为峒民即峒寇蛮民);从赣南文化研究的现实状况,像对赣南客家研究一样,这三十多年我们总是在意清、明,继而宋、唐,因为打“宋城牌”,对赣南宋代以降的文化“打捞”得相对充分一些,近年追溯到唐(卢光稠钟绍京),这是必要的,不过也无意和有意显现了赣南在秦汉“语焉不详”的窘迫。因而少华注目于“最后一寸江南”梅岭,实地勘探和爬梳,从远古不同年代文字史料的缝隙中叩寻有着南赣——远古赣南的文化信息和精神信息,加以综合和联想,让一个远古的、原生态的、充满文化草创精神气息的赣南在时间之海中浮现,在岁月的熠熠烽火中陈现。

  

   应该说,少华从梅岭入手所感受的“江南”是中华文化情境中的南赣,南赣>赣南,但他的书写主要围绕着赣南文化人物展开,因而他笔下文化人物的文化意义也就超越了赣南一隅,赣南文化也就成了中华文化有机的一翼,生发于赣南的文化创造和创新也同样构成中华文化的“金石之音”。

  

   为什么说梅岭(驿道)是“这一片江南”的标识与象征?因为它所辐射的虔(赣州)、韶(韶关)、潮(潮州)>赣南,且承载着汉唐气度,这“一片江南”也就>赣南,也>南赣。

  

   不能不看到,长久以来江西——特别是赣南被边缘化了,只是到了20世纪,赣南以其“红”(红色革命)和“绿色”(客家摇篮)先后令世人刮目而回到时代的主流位置。然而“秦汉赣南”仍在无言地等待。在这个时候,少华以“书写赣州,应该从阅读赣州始,而阅读赣州,我们需要更多更大更足够的耐心”,(《且跋且涉》)雄迈地揭开赣州历史新的一页。

  

   少华饱读中国文化典藉,加上近年影视《大秦帝国》的启发,在他又来到梅岭实地踏勘,赣南历史便鲜活起来:公元前213年春天秦始皇以“五岭之戍”进行远征,第五集团军集结于鄱阳湖边的余干县,梅岭属于第四军团,战略意义最为突出。岭南战役,历时八年,秦军和南越人都付出了极国惨重的代价。公元前214年,浩大的军工工程上马,一支由逃犯、卖身奴隶、小商贩为主体的筑路大军被强制发配到五岭重修戌道,秦朝采用“以战养战”的军政方略。地方官府和军官们坐大,在向朝廷要军粮补给,还要一万五千名女子。(《最后一寸江南》)“包括秦军在内,总计超过六十万的秦人被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岭南这片土地集中投送……大秦王朝的政治结构、法律体系、经济模式和文化取向,是怎样通过六十万条鲜活的生命,对岭南进行渗透和移植的?”(《最后一寸江南》)在作者看来,他们是客家人,而且构成了赣南最早的客家人。

  

   在《江南》跋里作者仍承接这一线索探寻,事实上把上述诘问解开了:“以公元前219年为节点,以大庾岭以北一百公里(赣江上游)为纵深,那块大致可以称为南壄的土地,竟有着足可以支撑五万秦军所需的后勤资源!这点,对认识秦及秦以前的赣州是极震撼的。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古印中,有一方刻有‘上赣君之玺’,证实了早在先秦时代,今赣南这片土地上,有着文明程度很高的政权。”(《且跋且涉》)当然是初始赣南客家人的“文化实践”。

  

   而且,今赣县龚公山在古代称为赣山,赣山和上赣之君间有什么联系?还有,1989年江西新干县发掘的大型商代墓葬,出土大批商代青铜器,更证实了赣江流域存在商代君国的可能。(《且跋且涉》)还有,秦和初汉时期的越人,到了后汉大体上已被汉族同化(这使我想起台湾学者王明珂阐述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专著《华夏边缘》有关“什么是中国人”的若干考证)。还有,黄巾之乱,举族南迁的在原和江淮大户依次沿赣江溯流进入赣南,他们组成宗族队伍,并以族长为宗帅,控制一方,而无势力无组织的贫民,或数家或数十家成为大宗族宗伍中的兵员,即宗伍。自孙坚开始,东吴孙氏集团利用江南宗帅和宗伍,推行以西汉部曲制度为基础的大宗族将领分封制,那些没有土地而成依附的贫民同样是客家学意义上的早期客家人。(《且跋且涉》)

  

   还有,光启元年即公元884年——卢光稠、谭全播举兵起事的头一年,由于王绪被秦宗权屡次索交钱粮,缴交不出,宗权翻脸,起兵来伐,无奈王绪做出“率光、寿兵五千人,并携吏民南奔”,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客家先民的迁徙开始了。《闽国史事编年》说得清楚:王绪军为摆脱秦宗权,迅速横过淮南道,直抵江南西道,经江洲(九江)、洪州(南昌)、吉州(吉安),并占领虔州(赣州)。(《一时枭雄卢光稠》)一时间赣州又接纳了许多新客家人。

  

   据作者考证,南赣这块土地在战国时期就被称为赣,还证明在战国以前,赣县范围内曾有过君国一级的政权。而他对“二水(章、贡)合赣字”的“正统”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赣”字和“雩”(当今赣南的于都县),“都与战国乃至战以前,居住在赣县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所信奉的某种祭祀文化和精神图腾有关。”(《“赣赣”舞我》)“吾土赣南,则傲然而成中国土地上‘赣赣而舞’的歌舞之乡。”(《“赣赣”舞我》)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199年)在南赣设立赣、雩都和南壄这三个县级政权,其中南壄就是秦始皇征越时的军事重镇。(《“赣赣”舞我》)如作者所说,“赣南文化,近年来言必客家,研究客家,何妨细致些再细致些?”(《且跋且涉》)在我看来,包括大宗族和贫民——这块土地上的先民都应该视为最早一拨的赣南客家人。

  

   至此,远古时代赣南新老客家的来路已经相当清晰了。

  

再加上明清以来因战乱从粤闽回迁赣南的新客家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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