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许纪霖:大学年代:我的精神摇篮

更新时间:2017-03-19 07:12:04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多去图书馆,多读点书——但我的学生在台下望着情绪激动的我,每每露出迷惘的表情,好像是在听一段史前史的古老传说。

  

激 情

   我的大学年代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我一入大学,就被这样火热的气氛包围了。

   70年代末,正是粉碎“四人帮”不久,一切有待拨乱反正。大学生的思想特别活跃,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有关国家政治。的讨论和辩论。我刚才提到,77级大学生的主流是老三届,正是他们把当年红卫兵的意气风发也带入了大学。我记得,刚刚入学不久,系里一批最活跃的同学,就组织起来,就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问题自发地举行讨论会。这样的讨论会,通常放在晚上,在教室里举行。时间还没有到,已经是人满为患。参加辩论的,不仅有本系,还有来自历史系、数学系等外系的同学。争到要紧处,那唇枪舌箭,比起如今做作的大专辩论赛来,不知精彩多少倍!那时的大学生比的不仅是技巧,更重要的是思想、信念和人格。我那时还很嫩,全然没有发言的资格,也不知说什么,只感觉个个都是高手,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至今,我对讨论会中的三个人还留有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历史系的姓叶的同学,他是主动打上门,找政教系同学挑战的。辩论什么题目我记不真切了,好像是一个哲学的命题。但他的形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脸色苍白,看上去弱不禁风,实际很有韧劲。看到他受我们系同学的“围攻”,我暗地里很有点为他抱不平。

   另外一个是数学系的学生,他的个头很大,方脸,有点像电视剧《围城》中的赵辛楣。那天可能他是晚自修以后路过,在窗外听了几句,硬挤进来。学数学的当然没有什么理论,他就用大白话,用“文革”中的经验常识与人辩论,竟然博了个满堂彩,试图玩弄理论的政教系同学,面对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个个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应答。

   还有一个就是本系的同学陈琪伟。那个时候,他就表现出比一般同学要高出一截的理论素养和逻辑思维能力,在辩论中,既不咄咄逼人,也不故意卖弄,总是以严密的逻辑论证自己的看法。在我们这届学生中,他是最早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到80年代中期,就成为知名的青年经济学家,可见并非运气和偶然。

   在大学一年级,我还仅仅是一个旁观者。到第二年,读了一些书,思考了一些问题,慢慢跟上了大学的节奏,无意之中,也卷入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我所在的政教系,从如今的学科角度来说,包含了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不少一级学科。它们之间差别之大,使得你不可能样样平均下功夫。到二年级的时候,同学中间,就慢慢发生了兴趣的分化,而系里也鼓励大家成立各种兴趣小组。当时,我还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哲学,太深奥,经济,又太枯燥。恰好班里的同学张鲤庭发起法学兴趣小组,我也就稀里胡涂加入进去。张鲤庭口才好,思路特别清晰。他现在已经是上海颇有名气的大律师了。

   开张之初,总有一点急功近利的念头,希望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个法学兴趣小组的存在。于是我们就开会商量。恰好,当时社会上正关注一则新闻,有一个姓张的骗子,冒充总参某副总长,在上海招摇撞骗,竟然色财皆到手。后来东窗事发,被公安局抓了起来。上海的剧作家沙叶新当年轰动一时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就是以这个真实故事为蓝本创作的。校园里对这个骗子的故事也是议论纷纷,议论的焦点不是那骗子,而是其得以行骗的社会条件,也就是干部的特权。人们对特权在那个时候就深恶痛绝,尤其是在短缺经济的时代。

   既然这个案子涉及法律,又是大家关注的热点,就有人提出:我们法学兴趣小组可以就此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大概是写了一个剧本大获成功的缘故,我在这方面脑筋转得很快,灵机一动,提出:“我们何不搞一场模拟审判,分头扮演监察官和律师,这样辩论起来,岂非更形象、生动?”大伙儿纷纷叫好,于是匆匆分配了角色,分头准备台词。我分到的角色是“律师团”成员之一。不仅要准备自己的台词,而且还应扮演“骗子”的同学之请,为他代写台词。

   海报贴出去了,模拟审判的地点就安排在我们班级的教室,时间是晚上6点半。晚饭以后,我们几个在隔壁教室里准备台词,慢慢感觉夜幕之中,气氛有点异常。只见校园里面,大批人流朝政教系大楼涌来。不要说教室,连走廊都挤得水泄不通。有这么多人?!我们真是又兴奋又紧张,不知道如何是好。连我们主角都无法挤进教室,这个审判还如何模拟得了?

   不知是谁做的安排,突然有人通知,模拟审判改到学校大礼堂!只见人潮哗地散开,越过丽娃河,朝河西的大礼堂漫延而去。待我们赶到大礼堂,下面早已黑压压一大片,2000多个座位,早已爆满。

   这下事情搞大了!我们几个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心里着实有点紧张。事到如今,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假戏真做,我们的模拟审判真的被搬到了台上,而且是学校的大礼堂。

   担任“法官”的,是我们的副班长,如今是上海一个大集团公司的老总,他平时就是满脸严肃,此刻在舞台中央,正襟危坐,很有点威风。他的右侧,是“检察官”,其中为首的,后来真的担任了政府法制办的厅局级领导;在右侧,则是包括我在内的“律师团”。

   一切按照我们预先排演的进行。不过,台下观众的情绪,明显倾向“律师”这一边,而不利于“检察官”。“律师”为”骗子”辩护,总是强调干部特权这一客观因素,这一点,恰恰是大家最痛恨的。每当抨击到特权时,下面总是掌声四起。而“检察官”的发言,总是招来一片沉默。氛围明显对我们“律师”有利。我从对面望过去,“检察官”们也沉不住气了,他们的声音也开始嗫嚅,还悄悄抹着脸上的汗水。

   最后,铁面无私的“大法官”,宣判“骗子”有罪。但他给了“被告”一个最后陈述的机会。最出彩的一幕出现了。扮演“骗子”的,是我们班级一个姓宗的同学。他平时就擅长表演,模仿起卓别林来维妙维肖。他站起身,手舞足蹈,活脱脱像演戏,最后一句特别有戏剧效果:“即使我被宣判有罪,也是这个社会的耻辱!”

   全场掌声雷动!“骗子”犹如英雄一般受到欢呼!

   我很得意,这是我为他设计的台词啊。当时的我,的确有点幼稚,只顾现场效果,忘记了起码的法律常识。现在大概连中学生都知道,罪行是无法用犯罪所借助的客观社会弊病来开脱的。实际上,我们当初也未必不明白这一点。只是因为大家太痛恨特权了,醉翁之意不在酒,方才有了这同情“骗子”的一幕。说白了,这同情背后的逻辑是:“假如我是真的”,那么,这一切“特权”就合法了吗?

   模拟审判的意外成功,让我们兴高采烈了好几天。但我们实在缺乏社会经验,后来才知道,那天闻讯而来的,不仅有本校的同学,还有外校的学生、报社的记者,乃至有关部门人士,等等。汇报上去以后,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而我们当事人,都还被蒙在鼓里!几天以后,学校组织找我们一个个谈话,批评我们为“骗子”辩护是不对的。而上海的某电台还广播,说某大学举行模拟审判,宣告“骗子”无罪。我们感到非常委屈:明明我们还是判“骗子”有罪的呀!我们的原意并非为“骗子”辩护,而是分析复杂的社会深层原因呀!

   压力之下,有些人胆怯了,退却了。但张鲤庭,“大法官”、我,还有其他几位同学不甘心,一起骑着自行车,横贯整个上海,到外滩附近的电台大楼去交涉,要他们辟谣。电台一见大学生杀到,怕得要命,等了好久,才出来一位人士接待我们。谈判了半天,最后达成妥协,由我们起草一篇文章,全面阐述对“骗子”事件的看法,以听众来稿的形式,由电台广播,以正视听。为了这篇稿子,我们几个又是讨论观点,又是商量措词,忙了好几天。最后由我们的组长张鲤庭执笔,寄了出去。究竟广播了没有,也不知道,倒是事后收到了一笔优厚的稿费,有上百元之多(在当时对我们穷学生来说,可算是一笔巨款),大概是电台怕我们再去闹,用钱打发我们罢。

   这些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回忆过去的一幕幕,依然犹如昨日之事。前年班级同学聚会,当年一班朝朝暮暮,日夜相处的同学,经历了二十年社会的变革,也已经分化得厉害:有位居部门领导的的大人物,也有依然一介布衣的中学老师;有名誉全国的专家学者,也有批一张条价值百万的公司老总;有坐首长私人专车来的,也有骑自行车来的。说起来有趣,不管你今天在社会上混得如何,只要这班人重新聚在一起,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彼此叫绰号的,嘻笑打骂的,顿时减去了二十岁!

   我的大学生活就是这样,与共和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充满了各种戏剧、冲突和激情。它塑造了我的青春、我的灵魂,还有我的思想。我的记忆无法拒绝它们,只能写出来让大家分享,作为大时代中一个小人物的历史见证。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3628.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