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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凤武:倾向性与真实性之相互作用

——当代思潮系列评说之四十九

更新时间:2017-03-16 01:57:52
作者: 孙凤武 (进入专栏)  

  

   (一)

  

   1、人、人类在面对大千世界的万物时,总要力图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变化的规律,并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决策和行动。这里的把握本质和规律,就体现了真实性,而这里的需要,就显现了倾向性。两者在正常的、正向的关系上,应是相互作用乃至相互促进的。古希腊哲人在追寻万物的本原时,朦胧地谈到过“水”(泰利斯)、“火”(赫拉克利特)、“原子”(德摩克利特)等,而在探讨人的需要时,朦胧地意识到“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塔哥拉)。不过,从人类进入到文明时代直至中世纪,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人或人类活动范围有限,哲人们把研究目光的重点还是放到了客观事物即客体的本身上,而对人或人类本身即主体的知、情、意的研究却很不够,这就使得在认识论领域中,真实性问题似乎压倒了倾向性问题。到了近代,由于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人或人类活动范围的迅速扩大,哲人弗朗西斯·培根就看到了,人的智力并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感情灌注在里面的。不久,哲人笛卡尔就初步建立起主体性哲学,倾向性问题便被突出出来。到了黑格尔的时代,人们已认识到,人总是趋向于将世界的实在加以陶铸锻炼,加以理想化,使之符合自己的目的。他还特别指出,人总是从事物对人的有用性、效用方面去考察它们的。到了马克思那里,事物不只是人的认识的对象,而且是人的“需要的对象”、“欲望的对象”,恩格斯更明确地指出,人总是从自己的功利目的出发,来观察事物的,这样,事物的呈像,只能是有利于人的实践活动的,而人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光线在蚂蚁的眼中是什么样子。这也正应了流行于欧洲的一句諺语:如果几何公理触犯了人的利益,人也要推翻它的。难怪即使在科学主义盛行于欧美大地之时,诞生于1859年的三位哲人本格森、胡塞尔、杜威,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打响了人本主义的雷声,分别提出或深刻阐述了生命哲学、现象学、实用主义等哲学思想。从现象学派衍生出来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肯定地说,即使最纯粹的理论,也不曾甩开一切情绪,批判的理性主义者鲍波尔则明确地指出,知识在各种主观形式中,都是有倾向性的,连做为科学主义者、实证主义者的莱伊,也承认“真理是有倾向性的”!

  

   2、那么,在认识论的领域中,真实性与倾向性两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在一定视角上可以说,真实性是人的认识的基础,而倾向性则为人的认识提供了动力和导向。如果人的认识不能体现出真实性来,人的认识活动及其结论,便没有意义,或只有消极的意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只有科学地认识了世界,才能正确地改变世界,从而达到人类自己的目的。而如果没有从人的需要出发的倾向性,就不可能找到科学认识自然界和社会事物的正确方向。恩格斯曾指出过,人的思维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他还曾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后来,列宁在评论鲁巴金编的一本书时指出:没有人的感情,就不可能有对真理的追求。很明显,脱离实践需要的理论,即没有对人的功利倾向性的“纯粹客观”的理论,不可能是真实的,因而也不可能是有生命力的。对于这一点,在世界各国的科学界和哲学界中,大体上已取得了共识。人们普遍认为,科学理性固然是非理性主义的解毒剂,但做为非理性的情感、意志也是理性主义的解毒剂,因为科学理性如果过分地被强化起来,陷入了人们通常所说的“科学主义”或“客观主义”,就会使人们脱离了人的“生活世界”的实际,造成人之认识世界事物的片面性。哈贝马斯等当代哲学家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启示了人们:在对世界事物进行科学认识并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必须认真研究人的情感、意志及其体现出的倾向性的重要作用。当然,片面强调人的需要、情绪的意义,就会走向主观主义这一极端。人的利益需求是具有复杂性的,从时间上看,有暂时性和长远性之别,从空间上看,有局部性和全局性之别,从与人的关系上看,有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之别,从实践后果上看,有功能性和非功能性之别,等等。

  

   3、在研究社会问题的科学中,理论家、思想家们注意到了这样两种不同的倾向性:一种倾向是,着眼于当下社会的稳定运行和稳步发展,即在维护现存基本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对其中的矛盾取调解和调和的态度,使离开正常轨道的社会现象得到矫正,并使某些非基本的制度得到修补或改良,从而使社会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得到逐步发展。这种理论思想或学说,可称为保守型。另一种倾向是,着眼于当下社会的矛盾和快速发展,即在揭示现存社会的种种矛盾的前提下,断言这些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不可调解和调和,并必然导致该社会的基本制度灭亡,由一种新的、理想的社会制度所取代。这种理论思想或学说,可称为变革型。比较这两种类型,应当说,只要是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特别是当前社会实际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的学说,便都是较为科学的社会思想理论,都有一定的价值。保守型的社会功能是,巩固和完善已取得的人类文明成果,而变革型的社会功能是,迅速创造出新的人类文明成果。当某一社会的矛盾,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已充分暴露,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尖锐激烈,不迅速变革,社会就不能进步,甚至会出现倒退危险的时候,变革型的价值、功效就会突出起来,变革型所揭示的真实性,便成了“显性”,而保守型则变得落后了,甚至成了社会进步的阻力,它所含有的真实性,便成了“隐性”。但是,当某一社会的矛盾,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并未充分暴露,各种社会力量的冲突并不显见的时候,保守型的价值、功效就会突出出来,保守型所揭示的真实性,便成了“显性”,而变革型则因过分超前,导致了人们在实践上的急躁冒进,甚至会成为一种破坏的力量,而它所包含的真实性,便成了“隐性”。在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中,一些“主义”、派别兴衰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必须把一种社会思想理论或学说,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来对其做出评价来。就保守型与变革型这两种社会思想理论来讲,在一般意义上,是不能谈论其高下与优劣的。那种流行多年的“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或革命的理论,高于、优于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或非革命的理论”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实际的,因而是不科学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因为地位、利益的不同,往往对保守型和变革型这两种不同的社会思想理论取不同的态度,但对此不可绝对化和划一化。在这里,真实性常常表现出对倾向性所起的“制衡器”和“矫正器”的重要作用来。对于某种社会思想理论言说,人们首先纳入视野的应为其是否真实,其次才是对那个政治集团有利。在揭示和闡述社会历史事件时,必须将真实性放在首位,而将对派别、政党是否有利放在第二位。这既是对整个社会利益负责的表现,也是留给后人一个真实的历史的表现。可见,防止和克服一个时期以来相当流行的把“对谁有利”,是否符合某个党派的利益放到首位的思维惯性,是完全必要的。(可参阅系列评说之二、三、十六、十七、三十九)

  

   (二)

  

   1、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初期,一些思想家、政治家乃至学者、民众,就已经认识到阶级现象的存在。古希腊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其弟子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已经提到了“阶级”这一概念。古代中国的《诗经·伐檀》中,已经表现出了人们对劳动者与非劳动者在经济关系、财产占有上的重大区别的感知和感愤。到了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欧美先进国家进入了十九世纪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界限明朗起来,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愈来愈从阶级关系这一视角,来观察重大的社会问题。这里,人们注意到两种倾向:一种是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侧重于两大阶级之间的一致与合作,一种则是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侧重于两大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而在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中,也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主张用和平方式进行变革,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普鲁东、拉萨尔等,一种是主张用暴力方式进行变革,如布朗基、魏特林、巴枯宁、马克思、恩格斯等。当然,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与恩格斯逐渐主张把和平方式与暴力方式结合起来,以何种方式为主,就要以时间、地点、条件而定。这两种方式,分别被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瑞典等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所成功地实行了。历史发展到了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当以和平、发展、合作为主要潮流的时代到来时,先进的思想家、政治家才逐渐认识到,原来,阶级合作与阶级斗争都是阶级社会中的两大客观存在,两者皆可成为历史的发展的动力,而在资本主义还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时,阶级合作的历史意义便突显出来,正象在前此的以战争、革命、对抗为主要潮流的时代,阶级斗争的历史意义曾突显出来一样。在变革的方式上,也以和平方式为主,而不以暴力方式为主了。至于在承载这种变革的力量的问题上,工人阶级已不象先前时代那样,具有独到的、排它的作用了,这已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所证明了。

  

2、当然,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是容易接受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的,而处于社会上层的群体——资产阶级或握有权力的既得利益者,是容易接受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的。在十九世纪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趋向于变革型社会思想理论的工人阶级,由于在文化程度和文明教养上的局限性,使之在总体上,既不能表现出对社会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也不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在四十年代,马克思明确地指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造成了“无产阶级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与此同时,恩格斯曾实地考察了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指出了那里流行的愚昧、落后乃至道德堕落的事实。他们坚决反对“把无产者看做神”的现象。指出,即使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也不是“社会的绝对的方面”,而其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通向新社会的一种过渡。当然,与某些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看到了工人阶级的积极方面,即它是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他们本人也积极地参加到了工人运动中去。二十余年后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致力于启发、教育广大工人群众,积极投入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同时,多次批评了英国工人阶级对革命的消极态度。遗憾的是,二十世纪的革命家常常忘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尽管也曾认为,无产者“也有劣根性”,但他还是高估了无产者的觉悟,认为一旦革命成功,广大工人就会自觉地大干社会主义。他的夫人有一天到某工厂去了解到这样一种情况:该厂工人开会时,大家说,现在革命成功了,工厂是我们工人的了。于是研究决定,放假一个时候,以便工人们做些家务活,做完后再来上班。列宁了解到,这类现象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使整个苏维埃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下降了。由是,他在改变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某些看法的同时,也改变了过去对工人阶级的某些看法,加强了劳动纪律,甚至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方法”。毛泽东在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期,就曾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中国各阶级进行了较为科学的分析,但他在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夕,却把工人阶级的革命性过分夸大了,且称其为“大公无私”,与此同时,贬低了广大知识分子的革命性与思想道德水平。在“文革”中,他要求“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向大学等“上层建筑”领域派驻“工人宣传队”,结果遭到了失败。很明显,工人阶级的革命倾向性,只具有相对的性质。这种倾向性对于认知社会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也只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种优越性,并不必然带来真实性,而且这种优越性也是在变化中的。在世界处于和平、发展、合作为主要潮流的时代,更是如此。至于对其它劳动阶级,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尽管有所批评,但总的来说,还是推崇过多,称只有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阶级,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因为它们不但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广大知识分子往往做为“皮上之毛”,而被贬低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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