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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教法与自由——当代欧洲的伊斯兰教挑战

更新时间:2017-03-12 00:38:33
作者: 崇明  
在与基本人权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人权仍然相对于文化多元主义具有优先性。然而,如果穆斯林强调,穆斯林的家庭婚姻、女性着装和女性的依附地位均得到了穆斯林妇女的同意,那么对于把尊重个体作为基本权利内涵的人权政治而言,这些做法显然应该得到认可。传统一夫一妻制婚姻在欧洲的危机以及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均削弱了欧洲政府禁止一夫多妻制的正当性。37并且,鉴于国家与社会的区分,欧洲国家很难干预穆斯林的家庭和社会生活。法国基于世俗性和公共生活原则对头巾和覆盖脸部的面巾的限制也只是适用于公立学校和公共场合。

   文化多元主义对普遍人权的抑制折射了欧洲人权政治的膨胀所造成的政治正确对传统人权的限制。欧洲一方面承认言论自由,但另一方面基于反种族主义和反歧视的要求禁止仇恨言论(hate speech),也就是任何基于种族、性别、性取向、族群、宗教的差异而引发对个体或群体歧视和仇恨的言论。但问题是这一对仇恨言论的界定往往比较含混,容易造成争议,结果这一法律在实际运用上比较有限。穆斯林到目前为止尚未能够通过司法手段来惩罚和禁止漫画先知和伊斯兰教的行为,他们针对丹麦漫画和法国《查理周刊》漫画的诉讼都失败了。这让他们认为他们的宗教并没有得到尊重。但是另一方面,禁止仇恨言论的法律事实上让穆斯林有理由以反歧视的名义来排斥对伊斯兰教的讨论和批判。穆斯林可以诉诸宽容这一欧洲的主流价值把针对伊斯兰教的批判界定为“不宽容”,38以此来遏制对伊斯兰教的批判。39抽象的人权和尊重话语要求人们不对他人的性取向、信仰、价值观进行价值和道德判断——或者说使得这些判断变得非常困难,否定性的判断会被指责为不尊重乃至侮辱。进行这些判断的人会被视为充满了狭隘顽固的偏见乃至仇恨,批评伊斯兰教可能就会被指控为伊斯兰恐惧症。结果在欧洲,我们看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强势人权话语造成的政治正确导致欧洲人无法通过公共讨论来表达他们对伊斯兰教的看法。但事实上,房间里的大象的存在是无法回避的,在不能公开讨论的情况下,民众对伊斯兰教事实上的不满难免演化成敌意甚至极端的反应,民意调查结果中反穆斯林情绪的迅速上升和欧洲极右力量的普遍上升表明了这一点。在法国,一方面极端世俗主义者会诉诸漫画对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各种宗教予以百般讽刺乃至丑化,另一方面人们在公共空间对伊斯兰教又处于某种失语状态。正如法国学者马南(Pierre Manent)指出的那样,“很奇怪地是,我们给予自己权利来侮辱那些我们禁止自己加以批评的事物”。40马南指出,欧洲人正在丧失严肃地运用自由的能力,或者说,他们以一种懒惰的方式运用自由。这是一种没有理性的自由,或者说以权利和价值遮蔽了理性的思考和辩论。

   欧洲的自由主义不仅为伊斯兰教的传播也为极端主义的组织和行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极端主义者在欧洲往往比在穆斯林国家有更大的自由度。言论自由的权利以及关于仇恨言论的法律的含混使得欧洲政府往往对穆斯林社区中激进主义的传播束手无策。人权和司法程序的约束也往往使安全部门在对付极端组织时捉襟见肘,而如果在穆斯林国家,这些组织很容易被政府镇压下去。正如埃及伊斯兰极端分子亚西尔•塞瑞(Yasser Sirri)说的那样,“整个阿拉伯世界对我来说都很危险。我去伦敦”。41一些遭到穆斯林国家通缉的极端分子在欧洲逍遥法外,他们甚至与生活于其中的欧洲国家政府达成某种默契:他们可以自由活动,但不得攻击收留他们的国家。但是他们有时候未必会遵守这样的约定。这些来自穆斯林地区的极端组织很容易在二代、三代穆斯林移民中招收成员。后者中有不少人虽然是欧洲公民,但因为无法融入主流社会而沦落为边缘人,往往失业并且有犯罪记录,在欧洲没有前途,他们很容易受到极端伊斯兰思想的蛊惑。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些激进分子中不乏有高学历并且有稳定收入和工作的人,他们同样敌视欧洲文明。仅仅以社会、经济因素来解释伊斯兰恐怖主义以及穆斯林融入欧洲的困难,存在很大局限。42

   对于穆斯林在融入欧洲时经历的困难,作为边缘族群的穆斯林遭到来自欧洲主流社会的排斥和歧视显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欧洲国家还需要致力于消除歧视和不平等对穆斯林造成的排斥。不过,如前文指出的,同样需要认识到的是,这种融入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伊斯兰教对西方文明的抵制和挑战。43上文谈到,欧洲人的人权和自由往往成为极端穆斯林用来压制这些人权和自由的工具。不过,欧洲人引以为豪的人权和自由之所以尚未能够赢得穆斯林的青睐,并非仅仅因为伊斯兰教本身对现代性的抗拒,而且是由于欧洲的自由——如马南所说——正在丧失其理性和高贵。这一丧失的根源,在于欧洲人的自由越来越表现为没有根基的个体权利,不断脱离超越个体的政治和宗教维度。二战以后欧洲开启了去民族化和非政治化的进程。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迫使欧洲走向联合,欧盟的建构确实实现了长期的和平和统一的市场,但是也削弱了民族主权和民族共同体。欧洲人远没有就欧盟的政治实质和形态达成共识,因此也未能以欧盟为框架组织共同的政治生活和政治认同,结果欧盟只能以人权为基础形成某种抽象的欧洲价值。这一人权不再像近代人权那样指向主权和民族建构,人权自身成为目的。欧洲人正在淡化他们的民族认同,也并未能形成某种欧洲认同,他们最明确的身份是权利主体。在欧盟去民族化的同时,文化多元主义从内部、全球化从外部进一步削弱了民族认同。在个体权利意识强化、欧洲认同缺失和民族认同削弱的情况下,欧洲人开始重新探求他们的认同,成为各种地区的、文化的、族群的、性别的、党派的、意识形态的身份的消费者。44结果,欧盟正在把民族共同体化解为一群追求权利的个体以及由这些个体出于各种身份和利益追求所形成的团体,国家不再能够为他们提供共同生活,只是不断迎合那些持续变化的、难以满足的权利和认同要求,很难再向其国民要求忠诚和响应。45这种情况下,无法凝聚和代表公共性的国家只能不断地遭受来自个体和团体的各种质疑和挑战。民族的衰落也在削弱国家的权威。同时,失去民族和公共维度的个人自由往往只能旋转于个体的狭隘的私人性空间中,经常表现为非理性、物质化、虚无化。

   民族的淡化无法使穆斯林获得明确的归属指向,国家的衰弱则失去了要求穆斯林服从的权威。如果法国人、德国人自己正在失去对他们祖国的认同,那么又如何要求这些外国人出身的穆斯林愿意成为法国人和德国人呢?在历史上,伊斯兰教文明的政治形式是帝国和部落的某种混合,而进入现代以来,正如马南所指出的那样,伊斯兰教文明一直没有找到稳定的政治形式。或者说,伊斯兰教文明一直未能接纳和消化他们不得不接受的民族国家。因此基于乌玛观念的泛伊斯兰帝国对于很多穆斯林仍然是颇有诱惑的政治图景,以重建哈里发为宗旨的“伊斯兰国”之所以对不少欧洲穆斯林构成强烈的政治呼召,其原因正在于此。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动荡与欧洲的去政治化的共同作用只能加剧欧洲在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但是穆斯林始终能够在政治动荡中维持宗教和风尚的稳固,46而欧洲人却似乎正在抛弃他们的基督教传统。

   在欧洲,与民族国家的削弱和政治共同体的衰退几乎并行的是基督教的衰落。基督教对于欧洲人的重要性日渐减弱,最显著的说明就是,在2004年制定但后来并未通过的欧盟宪法中,洋洋7万字,无一字提到上帝;该宪法在其序言中谈及欧洲的根基时,明确提到了希腊罗马文明和启蒙运动,对基督教却不置一词,含混地以不知所云的“灵性动力”(spiritual impulse)一笔带过。在欧洲,有规律地参加礼拜的人数急剧下降,越来越多的教堂关闭、空置,或被改作他用,如清真寺。愿意从事神职的人在减少,神学院的规模逐步缩小——这在天主教尤为明显。欧洲基督教的危机首先是教会建制的萎缩,但这种萎缩背后是基督教信仰和文化的衰退。欧洲人接受了许多受到基督教影响的价值,但是对于这些价值背后的信仰基础,却不甚了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他们的教育中很少接触基督教,他们惊人地缺乏关于基督教和《圣经》的基本知识。基督教的衰落导致欧洲进一步丧失其精神和灵性的力量,无力应对具有强大的宗教和道德诉求的伊斯兰教所带来的挑战。欧洲陷入了某种柔和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当中。欧洲人把普遍人权作为最高价值,但由于人权落实在对个体权利、趣味、价值的尊重,善恶、是非、道德、信仰在个人选择之外并无坚实基础。

   当然,基督教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宗教在欧洲逐步消失和欧洲的全盘世俗化,也不意味着大多数欧洲人都成了无神论者。有调查和研究表明,多数欧洲人仍然对超自然存在各种信仰。47不过,这些有很强新时代烙印的信仰很可能进一步加剧欧洲价值的多元和混乱,并且这些信仰往往只是个人趣味的某种变形,既不能深刻规范个人生活,也不能切实凝聚精神共同体。信仰的个人化、多元化、表面化无助于改变欧洲的价值分化和弱化的局面。欧洲的基督教何以会走向衰落?为什么同为现代发达国家的美国却仍然维持了相对强大和有活力的基督教?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此提出了很多解释,如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和政教冲突对基督教的冲击,欧洲很多国家的国教传统压制了宗教竞争和基督教的活力。这些解释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需要注意到,在二战后的二十年,欧洲的基督教依然有活力,教会也较为兴盛,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基督教才迅速衰落。另外,早就废除了国教、实现了政教分离的法国在去基督教化方面是最为突出的欧洲国家之一,而拥有国教传统的英国、丹麦等并没有限制其他宗教的传播。48在笔者看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欧洲的文化解放运动及其与福利国家的结合可能是导致基督教走向衰落的关键原因。在美国,60年代的文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被维护少数族裔权利的美国民权运动冲淡了,但是欧洲的文化革命野心勃勃地推进个体的激进解放,在各方面突破传统、制度、宗教、道德对个体的约束,伸张个体在个人生活上的绝对主权。同时,福利国家又为欧洲人提供了社会保障,使他们在稳定优裕的生活中充分地追求个体解放。欧洲人在物质和欲望的享受中淡化和遗忘了他们的灵性追求。然而,个体化所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已经对欧洲敲响了警钟。社会危机首先体现在人口危机,出生率的急剧下降造成的不仅仅是社会的老龄化,更糟糕的是威胁到社会的自我延续。现代性和世俗启蒙的自我摧毁的倾向在这里暴露无遗。人口危机和全球化的挑战也对目前的福利国家模式的可持续性提出了质疑。欧洲正在结束二战以来的稳定、和平、舒适的富足时代,进入新一轮动荡和焦虑当中。

  

五、民族共同体与基督教的回归?

在政治和宗教的衰落中,欧洲人不断把人权突出为欧洲价值的核心。欧洲也正是主要从人权的角度来面对伊斯兰教挑战的。结果,这使得欧洲人很难理解伊斯兰教。在欧洲,伊斯兰教最主要的表现形态是内聚性很强的宗教共同体。然而,对于今天的很多欧洲人而言,最为陌生的可能就是宗教和共同体,遑论这两者的结合。英国式的社群主义表面上承认社群的正当性,但事实上认为社群在政治上并不重要;法国式的反社群主义认识到社群对共同体的潜在威胁,但以为共和主义和政教分离的世俗性原则一定能够瓦解社群的反抗。世俗化的深入推进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使得欧洲人视宗教为历史遗迹,必然在现代性的大潮中走向瓦解或退回私人领域,不复能够影响政治和公共生活。他们对穆斯林强烈的宗教诉求感到困惑不解,或者不以为然。很多欧洲人特别是左派认为只要为穆斯林提供充分的教育、社会和经济机会就能够有效地融合穆斯林。但事实上,欧洲各国政府发现很难以经济、政治方式与穆斯林沟通,仍然必须借助宗教方式。二代、三代穆斯林移民在遭遇社会、经济困境时并未通过结社和结党的方式来应对,而是依靠清真寺和伊斯兰教组织。49另一种相关的启蒙主义看法是,随着穆斯林更深地卷入现代文明,不管他们是否愿意,伊斯兰教自身将会在很多方面走向现代。这一看法的依据是现代性对基督教的改变。基督徒对政教关系、信仰自由、女性、同性恋、婚姻、性的态度在现代社会特别是20世纪不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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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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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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