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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

更新时间:2017-03-10 00:27:14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美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这三十年发展很快;五十年代时研究者寥寥无几,现在已达千人以上。研究重点是中国的近现代史,其研究规模可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国内外近现代史书目一览(一九四九——一九七七)》中窥见一斑。截止一九七七年,英语世界,主要是美国,出版了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共九百八十六种。我这篇报告就以近现代史为重点,兼及明清史。

   这三十年来的研究,大致可分作三代。我想从每一代挑出几本比较优秀而又有代表性的著作,简单做些介绍。

   第一代的领导人是已退休的哈佛大学的费正清(John Fairbank)。这一代比较突出的著作有:已故的耶鲁大学的玛丽·赖特(Mary Wright,亦译作芮玛丽)的《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一战:同治中兴》(一九五七年版)、已故的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勒文森(Joseph Levenson,亦译作列文森)教授的《儒教及其现代的命运》和即将退休的哈佛大学许华茨(Benjamin Schwartz,亦译作史华慈)的《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九六四年版)。这一代的研究重点是政治史和人物思想传记。

   斯坦福大学的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在一九六四——六五年发表的《中国乡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可以看作第一、二代的分界线:施坚雅这篇著作反映了西方历史学的新潮流——历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的结合。第二代的其它两本比较有份量的书是,现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珀金斯(Dwight Perkins)的《中国农业的发展:一三六八至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版)和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库恩(Philip kuhn,亦译作孔飞力)的《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一九七○年版)。这几本书都比较典型地借用了社会科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历史(1),它们为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1)“社会科学”这个名词在美国指的主要是现代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一般的概念中,历史学可算、也可以不算一门社会科学,它介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

   第三代现正在酝酿中。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工作现已大致成熟。在语言工具方面,优秀的青年学者阅读中文和日文的能力胜过他们的老师。在资料方面,收藏中文书籍在十万册以上的美国图书馆约有十五个;而复制条件的普遍化,使这一代学者能够更简便地使用美国、日本和西欧、英国各大图书馆的资料。在方法上,这一代的学者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我相信他们会达到高出前两代的学术水平。我想用比较多的篇幅来介绍第三代的研究工作(作为《近现代中国》季刊的总编辑,我对目前的研究工作接触得比较多)。

  

第一代:官方史和人物思想传记

  

   头一代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主要流派,是费正清领导的所谓“哈佛学派”。三年前我曾与费先生论到这一派的性质,可以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明这一派的特点:它搞的主要是官方史(official history),用的是官方资料,研究的是统冶人物。我可以再加上一句:这一派的学术观点也常常有意无意地附和官方的立场和观点。

   费先生本人写的通俗性教科书《美国与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本书中国已有译本)。它基本上否认帝国主义这个事实,企图为西方对中国的侵略辩护。它把帝国主义视为“现代文明”的使者,用“两种文明的冲突”和“打开门户”来解释鸦片战争。在这本书中,帝国主义侵略成了“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主权的丧失被称为“中西共治”。费先生本人一直到前年出版《剑桥中国史》第十卷时才正式放弃了这些看法,并因此受到部分右派学者的攻击。以费先生为首的这种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学术,同中国的范文澜先生所领导的反帝国主义的近代史研究,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官方史系统中研究政治史比较有成就的,是赖特(芮玛丽)的《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一战:同治中兴》,她把同治时期最高统治人物的观点同帝国主义的观点结合起来,称同治时期为 “互助时期”,根据她的分析,在同治时期,恭亲王奕䜣、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和西方各国的关系,是友好互助的关系。在这样的比较稳定的国际局势下,儒家的保守主义进行了它的最后一战。但是,儒家的价值观念不符合现代的需要,这最后一战终于难免失败。赖特教授特别强调儒家轻视商业和产业的价值观这个因素。赖特教授用的资料限于中央政府和曾、李等人的资料,她的研究对象限于最高统治集团,她对这几个人表示了极深的同情。费正清和赖特等人用的是一个二元的“西方的影响”和“中国的反应”,他们指的“中国”是官方的中国。中国学术界把统治阶层和民众运动划开,用的是一个立体的三面的分析框架。

   在第一代的著作中,传记类著作特别多。语言条件的限制使很多研究生选择题材较窄、易于完成的博士论文题目,人物传记成了热门。在五、六十年代的博士论文中,人物传记占了很大的比例、有的论著写得很玄,以丰富的想像力来弥补资料的不足。前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近代史教授勒文森(列文森)写的《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头脑》和《儒家思想及其现代的命运》便是例子。勒文森的著作在海外被誉为“辉煌的贡献”,其价值不在于资料的搜集与钻研,而在于勒文森的一些概念和观察—被不少人誉为敏锐的观察。勒文森认为,近世中国思想界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解决既要否定传绕又要保持民族自尊这个矛盾,以及如何解决在西方的侵略下所激起的反对西方的民族感情和为了现代化的需要而必须向西方学习的矛盾。他认为,“感情向着东方而理智向着西方”是梁启超思想中一个主要矛盾,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为近世中国思想界所接受,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肯定西方的现代化的同时否定了西方的帝国主义。

   许华茨(史华慈)教授的《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可算是一本比较杰出的人物思想传记。勒文森的书中常常流露出一种轻视他所研究的人物的态度,有时侯他甚至讥笑这个人物对西方原著的误解。许华茨的态度则相反,他问道:严复对西方的透视是否特别深刻?这位远隔重洋的思想家对西方的内在性质是否看得比西方人更清楚?同时,许华茨把严复的翻译同原著作了比较,他不是把不同之处看作严复的错误或水平不够,而是把它看作一种思想上的选择、过滤和重新理解。他认为严复深刻地看清了西方那种为了权力和财富而出卖灵魂的浮士德式的本质。同时,严复对西方的理解也正反映了他和近世中国思想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国家的富强。

   中国学术界写传记是为了对人物作出公正的评价。西方的传记作品一般不以对人物的评价为重。美国学术界没有儒家史学褒贬人物的传统,也没有为牺牲者写史或鸣冤的动机,更没有托古论今的习惯,故而并不重视历史人物评价这个问题。写人物思想传记,是想通过写一个思想家来分析当时思想界的一些中心概念和矛盾。

  

从中国移植的史学研究

   以上四本书,足以代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美国自己产生的第一代中国史研究。与之同时,还有一个比较成熟的、从中国移植美国的史学研究,它是由中国血统的学者组成的,主要有四位:

   一、萧公权(K.C.Hsiao)先生。萧先生在研究了大量的方志、族谱和早期(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外国人对中国的报道的基础上,对清代农村的社会结构——包括阶级、氏族、区域性等——作出全面的叙述。萧先生著《十九世纪的中国乡村》(一九六○年版),探讨的焦点是封建国家政权如何控制农村这个问题。它对里甲、保甲和乡约制度的来源、演变和实行情况,都作了细致的叙述与分析。萧先生认为旧中国政权深入农村基层,但这种控制在十九世纪已经普遍崩溃。在撰写方式上,萧先生采用的是中国国内流行的直接引述原始资料的方式(美国著作极少复述原始材料)。这是一本资料份量极重的基本参考书。

   二、何炳棣(Ping-ti Ho)先生。何先生的《中国人口研究,一三六八年至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九年版),为研究中国的人口历史开辟了道路。这本书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应用历代赋役的数字。何先生对明清时期赋役中的“丁”这个单位作了有说服力的分析,他认为,明初以后“丁”逐渐脱离壮丁的原义而成为一种与实际人口没有固定比例的税收单位,故而明清赋役统计数字中只有明太祖时期的数字比较准确地反映当时的人口。直到乾隆后期,政府才在保甲结构的基础上再次进行了比较系统的人口统计。一八五○年后的一百年是个空白,至一九五三年才搞了人口普查。何先生根据明初、一七七六——一八五○年和一九五三年的数字,结合其它文献资料,对明清和近现代中国的人口作出初步估计。这本书也对明清时期中国各区域所见的人口迁移和农作物的变化作出初步的叙述和分析,它为下一代的经济史研究,尤其是农业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张仲礼(Chung-li Chang)先生。张先生的《十九世纪的中国士绅》(一九五五年版)和《中国士绅的收入》(一九六二年版),对清代的士绅阶级作了基础性的研究。他首先对清代的科举制度和士绅阶级中不同的等级作了很细的叙述。张先生依据文武生员的名额,用统计数学的方法估计出“正规”(即通过考试的)士绅的人数,又依据监生的名额,估计出“非正规”(即通过捐纳途径)的士绅的人数;估计太平天国以前士绅的总数约一百一十万人,太平天国以后上升到一百四十万。在十九世纪上半期,通过捐纳途径进入上层士绅阶级(举人以上)的约占上层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十二万人中的四万);到十九世纪后半期占二分之一(二十万中的十万)。

   在《中国士绅的收入》一书中,张先生进一步分析士绅收入的来源。他从几百种方志中选用了八十多种(共五千四百个士绅的传记),又在二百种宗谱中选用了五十八种。根据这些资料,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士绅们的土地收入只占他们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六四五万两中的二二○万两),而得自服务性工作(包括官职、公共事务——如水利管理、调解纠纷、团练组织等)的报酬则占一半(三一一万两),另商业所得一一三万两。这就表明士绅阶级的物质基础并不只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在于他们同国家政权的关系。

   张先生在五十年代回国服务,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写上述两本书时,他和萧公权先生同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工作。在五十年代,华大和哈佛大学并称两大学派。华大当年有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协作性研究,以太平天国为重点,张、萧两位先生的著作同出于那个研究中心。美国学术界一般是个人单干,像中国这样的协作性研究是极其罕见的。

   四、瞿同祖(T’ung tsu Ch'u)先生。瞿先生的《中国清代的地方政府》,对县政府的组织作了全面的叙述。他把知县以下的“正式”政府机构(六房书吏和各种衙役)同“非正式”的组成部分(知县个人的长随和幕友)区分开来。瞿先生的分析不限于县政府的组织形式,在资料许可的范围内,他叙述和分析了县政府的实际执行情况。他把《大清会典》中记录的组织形式同《大清会典事例》及一些知县、幕友的著作(如汪辉祖的《汪龙庄先生遗书》)中反映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瞿先生特别强调幕友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他们是县政府中真正的司法和行政专家,他们所代表的“非正式”的一面是县政府不可缺少的一面。

瞿先生对知县和地方士绅也作出同样的分析,他们同是地方政权的组成部分:知县代表“正式”的政权;地方士绅是非正式的组成部分。知县的权力一般通过地方士绅而下达于百姓。这是一个二元的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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