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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再思考

——一个来自社会经济史与法律史视角的导论

更新时间:2017-03-08 09:24:27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从社会经济史与法律史的视角对中国的非正规经济进行新的综述,试图澄清其概念起源、构成、性质、规模和近三十五年的变化。文章特别关注到最近十来年“劳务派遣”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兴起。文章介绍了《中国乡村研究》“中国非正规经济再思考”专辑的六篇论文和两篇点评,集中讨论的问题是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和之前被广泛使用的“无产阶级”、新近被使用的“危难工人”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异同。

   【关键词】“非正规经济”    劳务派遣    新生代农民工    “无产阶级”    “危难工人”

  

   我们该用什么样的词汇和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工人?近年来有不少争议,一是因为享有国家法律保护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各种优惠的传统意义的“工人”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规模兴起的“农民工”之间具有明显的差距,二是因为最近十年来快速兴起的“劳务派遣工”与“新生代农民工”两大现象。资本主义话语与社会主义话语的混合,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笔者试图勾勒出一个社会经济与法律变迁的全景,目的是把我们的争论置于一个宽阔的视野中来理解,梳理其中实质性问题,并对我们要理解的“非正规经济”进行论述。

  

一、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定义和规模

   “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原来是发达国家形容发展中国家的现象的词汇。其前身“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是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于20世纪70年代率先用来区别带有劳动法律保护和福利的“正规”部门与没有如此保障的“非正规”部门。其后,一整代优秀学者,如汉斯•辛格(Hans Singer)和理查德•乔利(Richard Jolly)、基斯•赫德(Keith Hart)以及雅恩•布雷曼(Jan Breman)等阐明了其在肯尼亚、加纳、印度等国家的具体情况。后来,鉴于许多原来所谓的正规现代经济部门也雇用了大批非正规人员,国际劳工组织把“非正规部门”一词修正为“非正规经济”,但其核心定义基本没有变。2002年国际劳工组织的一项研究证明,在大多数亚非拉国家非正规经济人员已经达到非农从业人员的一半到四分之三。当时,由于欠缺可用数据,没有纳入中国(黄宗智,2009,2010,2013)。

   非正规经济在中国大规模扩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伴随国家“改革”、对外(资)“开放”和“市场化”等战略性决策而来的。其后,非正规工人(主要是“农民工”,即来自农村的,身份是农民,在城镇打工的人们)快速扩增。他们在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可靠数据的匮乏。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06年。2006年中央政府(国务院研究室牵头)组织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并从2009年开始,每年由国家统计局系统发布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它们很快达到相当高度的精准性和可靠性。最新的2015年度的报告“调查范围是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村地域,在1527个调查县(区)抽选了8906个村和23.6万名农村劳动力作为调查样本”。根据监测报告,2015年全国共有2.77亿农民工,其中“离土不离乡”的为1.08亿人,“离土又离乡”的为1.69亿人(国家统计局,2016)。大多数农民工都没有或少有国家的劳动法律保护和社会福利。根据2014年最新的数据,农民工中只有17.6%有医疗保险,16.7%有养老保险,10.5%有失业保险,7.8%有生育保险,有工伤保险的比例最高,为26.2%,主要是因为国家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措施(国家统计局,2015;亦见2010,2016)。也就是说,如今有两大关键保险(医疗和养老)的农民工只占农民工总数的约六分之一。

   我们如果在2.77亿农民工人数之上,加上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下岗”的四五千万中小国企职工中如今仍然在工作的人员,再加上2008年以来快速扩增的“劳务派遣工”(主要是“临时性、辅助性或替代性”的工人),可能约六千万人,其中约一半来自农村,一半来自城镇,如今非正规经济人员将近3.3亿人,占到3.93亿城镇就业人员(城乡就业人员是7.73亿人)的大多数。如果我们从农民工中减去其六分之一有医疗和养老保险的人员,非正规人员总数已经达到城镇就业人员的四分之三(《中国统计年鉴-2015》, 2015:表4-2;国家统计局,2015)。

   遗憾的是,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所采用的数据则是基于2010年的一项单一研究,仅仅基于六个城市的调查,所得出的结论是非正规人员只占到城镇就业人员的37%。这是世界银行社会保护和劳动部(World Bank’s Social Protection and Labor Department)支持下的一项研究,发表于2012年(Park, Wu, and Du, 2012)。其后,国际劳工组织又把同样的数据纳入其最新发表的关于全球非正规就业的研究报告。它代表了该组织关于中国的最新数据(ILO, 2014: Annex 2, China)。

   该项研究依据对广州、福州、上海、武汉、沈阳、西安六大城市——每个区500名本地居民和500名外来者——的问卷调查,是通过各区半官方的居民委员会来进行的。正如报告所指,如此通过居民委员会来做的调查会忽略没有经过正规注册的外来农民工(2010年达到1.14亿人)(黄宗智,2013:表2),因此,“在建筑和制造部门中工作的人员会被采样不足”(Park, Wu, and Du, 2012:9)。而我们知道,制造业和建筑业乃是农民工从业最主要的两大部门,在2015年达到农民工总数的52.2%。同时,报告明确说明纳入了“自雇者”,但我们知道在工匠、裁缝、摊贩、各种服务行业等人员中,也多有未经正规注册的人员会被“采样不足”。另外,该报告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小城市和较大的镇,而它们的非正规人员比例多会高于大城市。

   更有进者,该报告对“正规”人员采用了一系列定义严重夸大了其所占比例。它把在多于七位工作人员的单位工作的全都定义为“正规”就业者,纳入正规范畴。但我们知道,中国今天的劳动法律把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纳入了非正规的“劳务”范畴,这把他们置于众多劳动法律保护适用范围之外。报告把享有任何单一种类社保的人员全都当作“正规”人员(Park, Wu, and Du, 2012:5-6)。如此这般,报告才会得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非正规人员只占城镇就业人员37%的结论(正规经济人员则占到63%)。

   令人费解的是,该报告为什么完全没有考虑历年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甚至没有将其纳入参考文献目录?为什么在2010年有限的调查报告之后,没有进一步跟踪和扩大调查范围,来克服只限于六大城市的明显不足?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社会保护和劳动部发表的报告一般都比较权威(在维护劳工权利问题上也比较进步),两单位亟需重新考虑他们目前采纳的对中国非正规经济和就业的定义、研究进路。

  

二、全球化底下的反向逆流

   非正规经济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展固然与发达国家的“外包”有一定的关联,这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关于经济全球化大潮流底下的反向逆流对发达国家的就业和经济的影响,并不那么明显。人们一般要么指责,发达国家人民由于外包而失去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要么依据市场主义理论而论争,自由市场,包括劳动市场,必然会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例如,外包抛弃的不过是廉价、低级的就业,获取的则是更多的高技术就业,导致的是全球各国更高的生产率)。

   实际情况则有所不同。伴随几亿中国农民工进入城镇非正规就业而来的,首先是一些外包公司利润率的大规模提升,其中苹果公司尤其突出。苹果公司所从事的主要是利润最高的设计和销售两端,而把利润较低的配件生产和组装iPhone等产品的中间环节外包给诸如台湾的富士康公司(在中国大陆雇用不止100万员工),凭此获得了全球资本主义企业都羡慕的利润率。超高的利润率则促使苹果公司成为全球市值(其流通股的总市值)最大的公司,为投资其股票的人士带来双位数的年均回报,几乎超越其他所有上市公司(当然,苹果公司广泛使用“避税天堂”来减免自身应缴纳的盈利税也是个因素)。这当然并不是要贬低苹果产品的质量和其高超的销售战略。

   苹果公司的成功,通过如今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转而形成对几乎所有其他大型跨国公司的强大压力。近几十年来,机构化的投资大规模扩增,如养老基金、共同基金、指数基金、交易所交易基金(ETFs)、捐赠基金等,如今占资本市场总投资额的比例高达80%,促使流通股总量和市值不断上升。同时,空前数量的个人投资者也进入了证券市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普通人也可以简易地获得相关信息,而互联网上的交易则大大降低了股票交易费用,结果是形成了一个越来越高度整合和快速流动的资本市场。其中,股票市值和投资回报乃是大家关注的要点。一家公司的股票市值主要取决于其每股的股价收益比(price/earnings-per-share ratio),以及历年给投资者带来的回报率。这两大数据是投资分析师们所依赖的主要指标。他们据此向投资机构和个人给出对所有股票的评价,划分为“强力买入”(strong buy)、“买入”(buy)、“保留”(hold)、“卖出”(sell)等不同等级。苹果公司的股票被大量纳入几乎所有投资机构的证券组合之中。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衡量每家大公司及其管理层业绩至为关键的因素,乃是为其股东带来的回报率。在股票市场的历史上,8%的年回报率长期以来被视作不错的成绩,但如今在最成功的“外包”公司多年来双位数回报率的压力下,几乎所有的大公司都要尽量提高其利润率和股票回报率。降低“劳动成本”则是其采用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这样强大的反向逆流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力提倡比较廉价的“灵活用工”(flexible use of labor)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此原则显然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的原教旨市场主义紧密关联。其基本信念是,自由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机制,一如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强力论争的那样——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更是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最欣赏的经济学家。后来,更加上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诺斯(Douglass North)和科斯(Ronald H. Coase)等,在市场主义之上,添加了稳固的私有产权乃是一切经济发展的最关键(激励)动力。由此理论出发,得出凭借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来实现私有资本的最佳回报,乃是再合理不过的结论(黄宗智,2009,2010,2013)。

   对“劳动力灵活化使用”(flexibilization of labor use)的提倡推动了越来越多地使用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劳动力,而这些暂时性的劳工(中国称之为“劳务派遣工”),一般工资较低,劳动任务较重,并且大多没有社会保险。许多公司越来越依赖这种方式使用劳动力,尤其是新近的就业者——妇女(伴随“劳动的妇女化”)、青年、少数民族以及外来移民。

正如盖伊•斯坦丁(Standing, 2014)指出,这样的工人和旧的“无产阶级”十分不同——后者享受了长期劳动斗争和福利国家兴起所带来的果实——医疗和养老保险、带工资的假日、其他法律保护、养老金的股票回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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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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