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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华庆: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法理基础(一)

更新时间:2017-03-01 16:39:04
作者: 柯华庆 (进入专栏)  

  

  

   【摘要】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基本解决了挨打和挨饿问题,现在是解决挨骂的时候了。

  

   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掌握着世界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社会主义中国挨骂的根本原因。中国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重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正如美国是资本主义的领头羊,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的领头羊,重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任落在了中共的肩上。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领导的实质是被领导者的同意。每个国家都是伦理的,服务于公众并获得公众的支持是国家合法性的根源。一旦失去了公众的认同,国家就会发生危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质是文化领导权。资本主义以其特有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全面俘获人们的心理,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党争民主和三权分立是必然的制度设计,这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权提出了强烈的挑战。我们要重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首先明确政治合法性的标准,然后揭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质和论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正当性,最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权提出规范性要求。

  

   政治合法性与公共利益

  

   政权只有为全社会的利益而非为统治者的私利而运作时才有合法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对此都有经典论述。柏拉图认为,城邦最高的美德是正义。正义的城邦将是一个工匠社会,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不仅做得好,而且全力以赴,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只为他人利益或只为公益。亚里士多德将“为共同体利益行事”作为判断优良政体的标准。亚里士多德根据“谁统治”和“为了谁”将政体分为六种:由一个人、一个小群体和多数人掌握权力,在每一种情况下,统治者又可以是为了统治者利益行事和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分别为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和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应该为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但实际上统治者可能为自身利益行事,所以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分别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的变体。政体是否是优良政体不在于统治者的人数,而在于统治者是为了自身利益行事还是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政治学上的善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孟德斯鸠亦强调优良政体须由美德支撑。孟德斯鸠所说的美德是什么呢?“这种美德可以定义为爱法律和爱祖国。这种爱要求始终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个人的一切美德均源于此,因而也可以说,个人的一切美德也就只是先公后私而已这种爱尤为民主政体所特有,只有在民主政体下,政府才被委托给每一个公民。”换言之,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前提假设是个人的公民美德,能够终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现代性与德性政治

  

   人人平等和人人自由的观念是从传统到现代而逐渐传播开来的,人们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决定了现代民主制度的设计。现代性分为两波:第一波现代性和第二波现代性。由马基雅维利开始,包括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等人在内的第一波现代性是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指导思想的主要来源。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建立在第一波现代性之上。与之相对,始于卢梭对现代性的批判,经由黑格尔到马克思的第二波现代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第二波现代性建立形式性和实质性相结合的现代性,追求实现实质上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而非第一波现代性中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第二波现代性是在充分吸收第一波现代性思想、意识到第一波现代性中出现的问题的基础上超越第一波现代性的。所以,建立在第二波现代性之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其目标是实质的自由、平等和博爱。

  

   古典政治哲学使政治服从于德性,追求人的灵魂之完善,但从马基亚维里开始的第一波现代政治哲学则将德性服从于人类现实政治需要的手段。由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以第一波现代性建立的美国政治制度被很多国家所效仿,洛克的契约论和分权理论成为了主流的意识形态,以至于人们将普选和三权分立式的党争民主制当做现代性政治制度的典范,甚至视为唯一选择。但因为不同个人的能力不同,在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只能建立在众意的基础上,众意的相互冲突使这种制度欠缺德性。

  

   在第一波现代性之后人们怎么过政治生活,也就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怎么能够实现古典政治哲学中所倡导的德性政治摆在了政治哲学家面前。由卢梭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建构了以社会自由和共同自由为价值,超越古典政治哲学的现代德性政治思想谱系。

  

   卢梭是第一位对现代性提出批判的哲学家,也是近代第一个将政治问题还原为道德问题的政治学家。卢梭在自由和平等的道德基础上以公意原则建构了道德共同体。黑格尔在反思法国大革命和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提出将个人原则和社会原则相结合、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结合的道德政治共同体——国家。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经过家庭和市民社会之否定之否定得到的,国家是绝对理念的体现,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国家成了价值之源,成了个人与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基础。

  

   马克思延续卢梭和黑格尔开启的道德政治,对现代政治提出了最高的道德要求:共产主义的理想政治。马克思的贡献在于将“道德政治”中抽象的权利问题具体化为穷人的财产权利问题。共产主义的本意就是一个财产权概念,是“普遍的私有财产”。对比黑格尔把普遍性赋予国家,马克思将普遍性赋予给了无产阶级,当无产阶级变成了有产阶级,那么全人类就都是有产阶级了。马克思反对剥削与压迫,主张“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由此到达道德政治的最彻底、最高也是最后的阶段,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共产主义社会,财产权和自由都是具有普遍性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的批判是彻底的,对“道德政治”的建构是最高的,其最终目标是使人类摆脱物化逻辑的奴役,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自由。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从资产阶级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中间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阶段。无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还是在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建立的必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德性政治都是党导民主制。党导民主制是由一个代表公意的领导党和代表不同众意的多个被领导党合作与协商的民主制,代表公意的领导党就是共产党。

  

   卢梭和黑格尔都试图建立一种结合私利和正义的道德政治理论,然而无论是卢梭的公意还是黑格尔的国家都不可能真正地实现普遍性,因为现实中并不存在一个全体国民都具有美德的国家。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是社会中所有人都拥有美德、都能实现自由的,是全世界的、道德的、真正普遍性的。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物质财富相对于人们的需要来说总是不足的,人们的道德境界也千差万别。我们不想也不可能回到古典政治哲学所建立的道德政治生活。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能否在现代性基础上建立道德政治?也就是说,能否在现实的民主国家建立道德政治?答案是肯定的,一种积极的尝试是党导民主制,即由一个经过严格筛选的、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政党领导国家。因为国民是不可选择的,所以国家只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体,不可能是完全普遍性伦理的实现。普遍性可以存在于政党,因为党员是可以筛选的,通过一个经过筛选的、有德性的政党引导人民可以重建现代性之后的道德政治。在现代性之后建立道德政治,我们可以在黑格尔国家理论的三个阶段基础上加上第四个阶段,即一个普遍性的、德性的政党。伦理经过四个阶段才能最终实现,也就是说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不是国家而是共产党,国家是伦理的不完全实现但共产党是伦理理念的最终实现。家庭伦理是通过爱连结的自然伦理,具有自然的普遍性;市民社会(经济社会)是伦理的丧失,表现为特殊性;国家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结合,表现为部分的普遍性;共产党代表绝对的普遍性,是伦理发展的最高形式。

  

   第一波现代性之后建立的是资本主义的党争民主制,第二波现代性之后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党导民主制。党导民主制与党争民主制之争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争,立宪党导民主制与立宪党争民主制是社会主义宪治与资本主义宪治之争。

  

   为什么党争民主制缺乏合法性?

  

   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普遍是党争民主制,而且常常是两党竞争民主制。党争民主制将政治的逻辑建立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上。将政治人变为经济人是第一波现代性的产物,政治人应该是具有为公共利益服务美德的人,而经济人仅仅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人。党争民主制建立在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党派迎合个体的欲求,是个体利益的汇聚,不同党派迎合不同群体的利益。我们想当然以为不同党派提供的是同类公共产品,实际上不同党派提供的是符合不同类群体的产品,他们之间的竞争并不能提供物美价廉的同类公共产品。党派的竞争性依赖于社会群体的分布。所卖众意产品的相关性与不同众意的相近性有关,如果不同众意的相近性比较强,那么所卖众意产品的竞争性和公益性就越强,如果不同众意产品的相异性越强,那么所卖众意产品的竞争性和公益性就越弱。如果社会群体是中间大两头小(共识的社会),那么党派竞争就像一个卖苹果的和一个卖梨子的竞争,喜欢苹果的会买苹果,喜欢梨子的会买梨子,由于苹果与梨子是替代品,党争民主制是以买苹果的人多还是买梨子的人多来决定卖苹果与卖梨子的胜负。如果社会群体是两头大中间小(分裂的社会),党派之间的竞争就像卖鸡蛋的人和卖苹果的人之间竞争,我们知道这两者的替代性很弱,几乎没有竞争性和公益性。

  

   党争民主制的迷惑性在于,人们以为通过竞选产生的政府权力来自于全体老百姓,政府对全体老百姓负责。如果老百姓的利益是一元的,那么通过政党竞争所选出的政党执政就具有合法性,因为该党所代表的是老百姓的利益,也就是公共利益。然而,现实中的老百姓是利益多元的,党争民主所选出的政党权力仅仅来自于部分老百姓,政府只能对部分老百姓负责,不管这部分是大多数人还是少数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标准,党争民主制是平民制而非真正民主制。党争民主制是私利政治、经济政治,党争民主制从根本上违背政权合法性原则——公共利益原则。

  

   党争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通过限制和削弱政府权力来实现消极自由价值。党争民主制通过党派之间的竞争、监督和拆台来限制党派的权力,从而限制政治权力,而三权分立制通过权力的相互制衡来限制政府的权力,这样的后果是为资本权力张目,是谓“山中无老虎,猴子做霸王”。党争民主制之所以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马马虎虎运行是因为中产阶级占主体,应用到多民族的大国中只会导致社会动荡和国家分裂。

  

为什么党导民主制可能有合法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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