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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特·格林:基本权利在德国的地位

——宪法裁判65年实践后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7-02-26 22:17:56
作者: 迪特·格林  

   摘要:  德国已有的宪法秩序与《基本法》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如今,基本权利已辐射至德国的法律秩序、政治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联邦宪法法院的一系列裁判,基本权利的内涵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其保护对象和层次也获得不断的延伸和扩展。基本权利的解释不仅诉诸价值,而且关照现实。通过这种方式,宪法解释使宪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并确保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它的重要性。因此,这也巩固了联邦宪法法院的权威,并使其获得公众的高度认可。这也正是德国政治家们自愿服从联邦宪法法院判决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  德国《基本法》;基本权利;宪法裁判;演进主义;宪法权威

  

   德国宪法法院的裁判已极大地提升基本权利对政治过程及公民日常生活的影响。由于一系列判决所阐明的含义及赋予的效力,也因其能够不断适应日益变化的情势,基本权利的作用得以凸显。该院的裁判方法也对欧洲内外在威权政权解体后建立起的许多新兴的宪法法院或类似的裁判机构产生影响。本文将通过联邦宪法法院判例展现基本权利的发展,特别是基本权利的价值阐释、比例原则、基本权利受到其他公民或社会组织威胁情况下的国家保护义务,并且分析在促成这些宪法创新时联邦宪法法院解释基本权利的方法。

  

一、基本权利与宪法裁判

  

   在德国,基本权利的诞生早于《基本法》。但是,唯有在《基本法》时代,基本权利才获得现今所享有的完全的、前所未有的效力。其日益凸显的重要性,与其说是和其内容相关,不如说更多的是与其法律效力相关。在《基本法》生效前的150年中,基本权利相当脆弱,甚至在纳粹时代被完全取消。正是基于这样的经验教训,《基本法》缔造者们总结认为,光有一部权利法案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同时为基本权利提供机制性的保障。因此,他们设立了联邦宪法法院。如果没有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基本权利在当下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几乎是难以想象的。[1]它的判例法也已为不少在专权或威权政体解体后制定不同类型的自由主义宪法的国家提供了典范。[2]然而,宪法法院的设立并不能为基本权利地位的提升提供充分的解释。还存在其他的因素,包括对基本权利内涵及作用更加深刻的(sophisticated)理解、存在通过判例法发展权利内涵的可能性以及基本权利约束对象对宪法法院判决的遵从。这些因素将是本文的焦点所在。在此之前,我将简单地回顾一下《基本法》时代之前的基本权利保护史,而这对于理解其当下的作用是完全必要的。

  

二、前《基本法》时代基本权利的发展

  

   在三月革命时期(Vormarz era)即1848年革命之前,几乎所有的州宪法都已包含基本权利规范。然而,这些权利与北美、法国[3]这些现代宪政诞生地中的基本权利存在天壤之别,导致这些区别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其所赖以生存的不同基因。美法两国宪法都是通过革命推翻传统统治者诉诸自然法而制宪的。德国宪法却并非革命的产物。相反,它们无一不是德国各州君主所自愿赋予的,其并非由宪政主义精神所触动,而是受王朝自我保护利益所驱使。因此,德国基本权利否认其自身源于自然权利。美法革命则均奉自然法为圭臬。这些权利在德国也未被作为人权对待。毋宁,它们仅是君主们通过实在法赋予臣民的各种保障。基本权利是对国家权力自愿施加的限制,其不仅先于宪法,而且也与任何公意无关。因此,基本权利目录以公民权条款作为开端,其所提供的保障则远远落后于美法的基本权利。它们仅限于一些私人权利,而除了出版自由之外,政治权利则全部缺席。

   即使在这种降格形式下——与现代宪政主义相比——基本权利也仅具有有限的效力。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前宪政时代立法的约束力。在宪法通过后,只有存在明确的制定法才能对侵犯公民自由和财产的行为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这样的制定法基础是存在的。它们源于警察国家时代,与作为基本权利基础的自由观念无关。当然,这些法律可以被修改,而且宪法所设立的议会也经常要求修改法律。然而,立法必须征得上院的同意,而上院是由特权阶级及君主所组成,后者最初甚至拥有唯一的立法动议权。因此,民选代表提出的实现(当时被经常提及的)基本权利的诉求几乎都在上议院和君主的反对下无疾而终。于是,基本权利几乎沦为空洞的承诺。除此之外,一些权利不久之后被德意志联盟的《卡尔斯巴德法令》(Carlsbad Decrees of the Germany Federation)所取代,后者让出版自由销声匿迹。以自由主义者为主体的宪法学者们继续对基本权利提出自由的解释,并对现状做出批评,但是他们却无法改变现状。

   改变是由法兰克福宪法所带来的,而几位《卡尔斯巴德法令》的受害者对此厥功至伟。该邦国会起草了一个基本权利目录,并于1848年12月生效,之后又制定了一部完整的宪法。与美法宪法相似,法兰克福宪法是公民抗争的产物,且立基于主权在民原则。因此,其对基本权利的理解反映了公民而非君主的利益。结果,与三月革命时期基本权利大相径庭的是,这一基本权利清单得以扩展,而且它们获得了先例而非制定法的支持。除此之外,该宪法致力于建立一个具有违宪审查权的宪法法院,包括将违反基本权利的法律归于无效的权力。然而,法兰克福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也不具有自然法的背景。由于第二次革命浪潮(超越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并提出社会及平等主张)的影响,国会的多数派从革命潜能中退却,而这样的革命潜能恰恰可能为基本权利提供自然法基础。同样,将社会权利植入宪法的动议也功亏一篑。

   法兰克福宪法从未生效过,计划中的宪法法院也仅停留在纸面上,而在复辟派取胜之后,权利法案也于1851年被废止。然而,这并不使基本权利问题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在革命中修改或重新制定的各州宪法中包含了与法兰克福宪法相近的基本权利。但是,这些宪法并未得到宪法法院的保障,因为这种法院被认为与君主制原则格格不入,后者在德意志邦联(the Deutscher Bund)重建之后继续对成员国产生约束力。此时,资产阶级对基本权利的兴趣开始消减,部分是由于革命的经历和第四阶层愿望落空,部分是由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制定法的自由化以及此前与基本权利相关的许多愿望得以实现。这一消减的兴趣立即对基本权利的解释产生影响。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其宪法并未包含权利法案)建立之后,州层面的基本权利被尽可能缩限地加以解释。结果,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由主义精神,并最终失去了法律效力。[4]

   在德意志帝国时代,宪法学者在假定基本权利受到制定法限制的基础上对其展开解释。这就导致基本权利被置于制定法之下,而非之上。但是,制定法并不能将基本权利废止,这唯有通过宪法修正案才能实现。因此,与三月革命时期一样,对公民自由及财产的侵害需要一个制定法基础。然而,立法者在提供这样的制定法基础时并不受基本权利的约束。结果,基本权利的唯一效果变成了防止行政机关在缺乏制定法基础的情况下对其所造成的侵害。同样的效果也被认为肇始于所有宪法都遵循的法治原则。因此,基本权利似乎对实现这样的效果并不必要。宪法学者认为,基本权利仅仅是法治原则尚未完全确立的旧时代的残余。基本权利被视为过时的诡辩形态(casuistic formulation)的法治,毫无作用可言。由于法治的存在,毫无法律效力的基本权利是可以缺席的。[5]

   但是,这并不使国会退却。在1918年推翻君主统治革命之后,国会在民主基础上制定了一部新宪法,并且提供了一个享有重要地位的基本权利清单。这一清单不仅包含自由权,还囊括了社会及经济权利。然而,宪法学者却继续按照旧的思路解释新的基本权利。[6]基本权利并不约束制定法,而制定法反而约束基本权利。社会权利被认为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其并未赋予公民某种保障,而是需要通过立法具体化。因此,尽管置身于宪法,社会权利被视为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政治宣言。魏玛时代年轻的宪法学者对实证主义学派的态度提出批评并着手构建对基本权利的革命性的理解——立法者同样受到基本权利的约束。然而,直至魏玛共和国垮台之前,这一观点也未取得优势地位。纳粹政权将所有宪法责任抛之脑后。

  

三、《基本法》框架下基本权利的地位和效力

  

   二战结束之后,《基本法》起草者深受纳粹政权践踏基本权利的历史的影响。同时,他们也对19世纪及魏玛时期基本权利作用有限的事实了然于心。因此,他们将基本权利的保障视为第一要务,决心通过宪法来防止重演魏玛共和国及第三帝国的历史。这势必为1949年《基本法》带来若干制度创新。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基本权利被制宪会议从宪法的尾部移至序言。将人格尊严保障置于《基本法》第一篇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也产生了直接的法律效果。这一条款奠定了所有基本权利的基础并成为后者的目的。人格尊严被宣布为是不可侵犯的(unantastbar, inviolable),而这样的表达在《基本法》的其他部分是找不到的。[7]此外,基本权不仅必须得到国家的尊重,而且也排除第三人的侵犯。第1条第2款包含了自然法悲情的暗示,这也成为德国基本权利清单的组成部分。该款规定,“德国人民因此承认不可侵犯、不可剥夺的人权作为每一个社群、世界和平和正义的基础。”

   第1条第3款宣称,基本权利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并对所有的政府部门产生约束力。这完全否认了如下传统观点,即有些基本权利根本不具有法律效力,而另一些具有法律效力的基本权利则无法约束立法机关。与此同时,议会理事会(Parliamentary Council)并未重复魏玛时期的做法,将社会及经济权利写入《基本法》。由于担心德国可能无法在短期内从战争的阴影中复苏,《基本法》制定者专注于传统自由权,但同时附加上德国应成为一个社会国家这一目标。制定法对基本权利的侵犯受到了第19条第2款的限制。该款规定,基本权利的必要内容是不能受损的。最后,第79条第3款还进一步规定,第1条和第20条甚至不能通过宪法修正案进行修改,这也间接地确保了基本权利的存在。最后,议会理事会设立了联邦宪法法院,赋予其审查所有政府行为(包括议会行为)合宪性的权力,包括判定违反《基本法》的所有政府行为无效。《基本法》的后续发展便掌握在宪法法院的手中,后者可以在判决中吸纳宪法学者的研究成果。

   《基本法》于1949年5月生效。当时这既未被视为德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刻,也未引发人们对更美好未来的憧憬。西德政治家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推动宪法实施的,因为他们担心西德的成立将会使国家的分裂进一步固化。饱受战败、破坏和分裂的国民对于起草一部宪法也毫无兴趣。媒体和专家对《基本法》的前景同样不抱希望。然而,65年之后,《基本法》却已成为德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宪法。没有任何一部德国宪法生效时间长于《基本法》,也没有任何一部德国宪法在政治过程和社会秩序中发挥过比其更重要的作用,也没有任何一部德国宪法如此广受公众的尊重,更没有任何一部宪法如此经常地被其他从独裁政权中解放且致力于建立民主秩序的国家作为仿效范本。[8]所有这些催生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词汇——“宪法爱国主义”。[9]

事后,人们经常(尤其是在《基本法》周年纪念时)说,《基本法》已在实践中证明其价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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