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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特·格林:基本权利在德国的地位

——宪法裁判65年实践后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7-02-26 22:17:56
作者: 迪特·格林  
议会总是选择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作为并非一种中立的表现,而是对那些制造风险的主体的基本权利的偏爱。这也正是保护义务理论试图解决的问题。核能利用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联邦宪法法院要求议会建立一套与潜在风险的程度及可能性相对应的风险防范标准。[26]

   在第一堕胎案确立保护义务之前,联邦宪法法院就已经判定,诸如出版自由、广播自由等基本权利,不仅保护媒体从业人员,而且保护传媒自由本身。这同样是基于基本权利乃客观原则的观点。客观原则功能确保形成一套自由追求其自身新闻标准,而非受制于外界压力的传媒系统。[27]对这种自由的威胁不仅来自外部,而且来自内部——包括所有者、出版人以及记者。结果,对自由媒体系统的客观保障与同一基本权利的主观面向之间可能会产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客观媒体自由可以使对媒体系统内从业人员的主观权利施加限制正当化。这种机制最初被视为基本权利保护的制度面向的一部分。当下,这可能被视作为保护义务看待。该义务可能会导致对基本权利的更多限制。但只有当这些限制提升整个系统的自由的情况下才能被正当化。

   但是,保护义务不能与基本权利的横向适用混为一谈。这一观点并不能改变基本权利仅仅限制国家这一事实。但是,国家对该义务的履行并不限于防止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只有当侵犯权利的行为仅仅来自国家的情况下,这才被认为是充分的。与此同时,实践早已表明,这些权利也会受到社会主体的侵害——有时甚至更为严重。因此,基本权利不仅要求国家不做出某一行为,而且要求其积极作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国家权力仍然是基本权利的潜在威胁,因此必须受到基本权利消极面向的约束;另一方面,也只有国家才能保护社会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免受第三人的侵犯。基本权利的积极面向要求这种保护。因此,国家既是基本权利的敌人,也是其朋友。

   来自私主体的对基本权利的威胁几乎也是由基本权利(如科学自由和职业自由)所保护的行为所造成的。因此,扼制此种威胁几乎不可避免地侵犯施加威胁的那些主体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可能导致对基本权利更多、而非更少的限制。但是,只有其增进整个社会总体自由的情况下,这样的限制才具有正当性。(争议的)两端都存在基本权利。由于它们并不存在等级次序,必须放在一起相互权衡。在这种情况下,比例原则要求的在解决侵犯基本权利案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利益权衡(balancing),也成为解决基本权利冲突的重要手段。基本权利被视为可能存在互相冲突的价值,它要求提供一个权衡的程序。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个具体案件中判定,在抽象层面同样重要的基本权利中究竟哪一种更值得保护。

   (八)通过组织和程序保护基本权利

   由于国家任务日新月异,传统的基本权利保护方式已经是捉襟见肘。在具有计划、发展或者风险防御功能的国家活动中尤为如此。传统的国家责任是在一个事故后恢复公共秩序,它是回溯型的,且针对具体的案件。因此,国家可以相对容易地对这些条件进行更为细致的调整。相对而言,新型的活动是前瞻性的且综合的。根据情势的变化和资源的差异,它们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因此,不能按照传统的“如果—那么”模式对它们进行调整。取而代之的是根据目标的不同进行调整。法律规则确定(行政机关必须争取实现的)具体目标,并明确在此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一些因素。在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行政机关能够循序渐进地做出独立判断。

   因此,为了保护受国家行为影响的主体的利益,仅仅允许他对行政决策终局结果提出挑战(例如,反对一个新建的机场、一座刚完工的核电站等)是不够的。这将会阻碍其对一些重要的过程性决定提出异议,尽管这些决策结果通常不可能被推翻。这将使他无法获得有效的救济。因此,联邦宪法法院判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保障基本权利必须提前启动,否则将于事无补。[28]这就导出“通过程序保障基本权利”这一概念,而不仅仅(要求)行政程序的结果必须与基本权利相一致。引向结果的程序的设计必须确保基本权利的有效行使,例如通过为其提供信息和保障请愿权将受到决策影响的主体纳入程序。同样,在诸如大学或公共广播电台这样的复杂机构,组织的设置也必须以确保基本权利受尊重为宗旨。因此,除了“通过程序保障基本权利”之外,又出现了“通过组织保障基本权利”的理念。[29]

   (九)特定基本权利的解释

   上述所有的解释方法都有助于使基本权利适应实现自由所依附的日益变化的环境。这些方法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基本权利。本文尚未讨论针对特定基本权利的解释方法的发展。在这个方面,检视《基本法》第2条第1项中自由发展人格的权利可能特别有助益。在若干案件中,联邦宪法法院通过这一权利将基本权利保障的范围扩展至《基本法》列明的基本权利以外的领域。这些领域对于个人的人格发展或社会秩序自由同样至关重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院发展出了对隐私权的保护。它在两个权利中发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这两项权利被视为《基本法》第2条第1项的具体化。但实际上它们则是涵盖了《基本法》起草时仍未被发现的领域的基本权利:“数据保护权(the data-protection right)”,又称“信息自决权(the right to inform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以及“保密权以及电子交流系统完整权(the right to con?dentiality and integrity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systems)”[30]。本文将无法对此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六、基本权利的解释方法


   德国已有的宪法秩序与《基本法》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如今,基本权利已辐射至德国的法律秩序、政治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没有联邦宪法法院,这一切不可能发生。如果该院继续沿用几十年前流行的解释方法,这一切也仍然不可能发生。在这一方面,差别是极为显著的。纳粹政权倒台之后,在第二帝国及魏玛共和国(尽管此时受到更多的挑战)占统治地位的法律实证主义的拥趸寥寥。尽管解决宪法问题的方案仍然需要从其文本中找寻,但联邦宪法法院一开始就声明,任何一个条文都不应被孤立地解释。相反,每一个条文都必须放在整部宪法中进行解读。此外,将宪法条文视为价值表达的观念是对宪法文义解释的背离。在这一观念之下,宪法解释的目的是给予这些价值最大的实现可能性,同时也使宪法规范在变动的社会中应当发挥的功能尽可能地得到发挥。

   如果不正视现实,那么在变动环境下实现基本权利最大价值这一目标是无法完成的。因此,除诉诸价值之外,专注现实也是德国宪法解释的一个特点。它迫使法院分析现实,并接纳社会科学的视角。由于作为宪法规制对象的社会现实始终处于变动不拘的状态,宪法解释必须应对这些变化,以便保有其社会价值。因此,联邦宪法法院经常要考查,在法律规则试图调整的领域,社会现实是否发生了变化。法院要考查,除了能通过解释使规范与新的情势相适应之外,该规范的效力是否会被消减或受损。通常,这就要求对不同解释方案的结果进行评估,目的是为了使该规范的实施合乎其目的。于是,在法院将要解释的规范指引下,宪法解释经常将事实结果纳入考虑范围。[31]通过这种方式,宪法解释使宪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并确保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它的重要性。因此,这也巩固了联邦宪法法院的权威,并使其获得公众的高度认可。这也正是德国政治家们自愿服从联邦宪法法院判决的原因所在。

   注释:

   *原文发表于《国际宪法学季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2015年春季第1期(总第13期)。 摘要和关键词系译者为适应中文出版需要所加。

   [1]这方面的概述,参见DOLALD P. KOMMERS & RUSSELL MILLER, THE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GERMANY 59 et seq.(3d ed.2013); FESTSCHRIFT 50 JAHR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Peter Badura & Horst Dreier ed., 2001).

   [2]例如,1989年成立的匈牙利宪法法院首任院长拉兹洛•寿尤姆(László Sólyom)曾表示,德国的宪法裁判对该院而言“近乎关键的影响(overwhelming)”。参见LáSZLó SóLYOM & GEORG BRUNNER, CONSTITUTIONAL JUDICIARY IN A NEW DEMOCRACY 5(2000).

   [3] DIETER GRIMM, DEUTSCHE VERFASSUNGGESCHICHTE 1776 BIS 1866, at 110 et seq3d ed.1995).

   [4] Cf. Dieter Grimm, Die Entwicklung der Grundrechtstheorie in der deutschen Staatsrechtslehre des 19. Jahrhunderts, in DIETER GRIMM, RECHT UND STAAT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308(1987); WALTER PAULY, DER METHODENWANDEL IM DEUTSCHEN SP?TKONSTITUTIONALISMUS(1993).

   [5]基本权利的羸弱并非德国独有的现象。这在所有的欧洲国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且只有当宪法法院或者具有违宪审查权的法院于20世纪建立起来之后它才告终。

   [6] Christoph Gusy, Die Grundrecht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5 ZEITSCHRIFT FüR NEUERE RECHTSGESCHICHTE, 163(1993).

   [7]德语“unverletzlich”一词意为“不可侵犯的(inviolable)”,且常被用于与基本权利相关的语境;而“unantastbar”一词的字面译法应为“无形的(intangible)”,更好的译法可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sacrosanct)”。在英语翻译中,两词都可理解为“不可侵犯的(inviolable)”,因此相互的区别就模糊了。See Dieter Grimm, Dignity in a Legal Context, in UNDERSTANDING HUMAN DIGNITY, 381(Christopher McCrudden ed., 2013).

   [8]有关德国宪法裁判重要性的论述,参考DAVID ROBERTSON, THE JUDGE AS A POLITICAL THEORIST(2010).

[9] Cf. JAN-WERNER MüLLER,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2009); Dieter Grimm, Verfassungspatriotismus nach der Wiedervereinigung, in Dieter Grimm,(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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