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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学史上的梁武帝

更新时间:2017-02-24 21:26:31
作者: 江晓原 (进入专栏)  

   载《中国文化》第15、16合期

   北京·香港·台北,1998

  

   江晓原 钮卫星

   一、从奇怪的《梁书·武帝纪》说起

  

      梁武帝是历史上与天学有特殊关系的少数皇帝之一。他在位期间,有长春殿讲义、建同泰寺、改革时刻制度三事,皆与天学史上之中外交流大有关系。

      梁武帝与天学之特殊关系,首先从《梁书·武帝纪》就可以看出来。《梁书·武帝纪》是一篇星占学色彩极浓厚的奇怪传记。其中结合史事的叙述,记载天象凡14种,57次,依出现之顺序为∶

     岁星昼见,             1次    

     老人星见,            34次

     太白昼见,             6次

     日有蚀之,             5次    

     月犯氐,               1次    

     月犯东井,             1次

     有星晨见东方光烂如火, 1次    

     岁星见南斗,           1次    

     星陨如雨,  1次

     长星见,               1次    

     荧惑在南斗,           1次    

     月行左角星,           1次

     白虹贯日,             1次

     荧惑守心,             2次

   正史其他帝纪中,不但南朝诸帝,而且上至两汉,下迄隋唐,未有记载如此之多天象者。[1] 特别是其中“老人星见”多达34次,引人注目。反复记载“老人星见”,寓意何在?

   老人星,即船底座α,为南天之0等亮星。公元530年时其坐标为∶

     赤经、赤纬∶    87.90°    -52.43°

     黄经、黄纬∶    84.70°    -76.02°

   在北半球,这不是一颗常年可见的恒星。

      老人星之星占意义,《开元占经》卷六十八“石氏外官·老人星占二十九”所述极为详备∶

      石氏曰∶老人星在弧南(入井十九度,去极百三十三度半,在黄道外七十五度太)。

      《黄帝占》曰∶老人星一名寿星,色黄明大而见,则主寿昌,老者康,天下安宁;其星微小若不见,主不康,老者不强,有兵起。

      郗萌曰∶老人,南极星也,立秋二十五日晨见柄午之间(以秋分见南方,春分而没,出于丙,入于丁)。

      巫咸曰∶老人星,木官也。

      《春秋元命苞》曰∶直弧比地(晋均著∶《天官书》曰∶比地,近地也),有一大星,曰南极老人,见则主安,不见则兵革起,常以秋分候之南郊,以庆主、令天下。

      《春秋纬》曰∶老人星见则治平主寿,老人星亡则君危若世夭。

      《春秋文耀钩》曰∶王者安静则老人星见。

      《春秋运斗枢》曰∶王政和平则老人星临其国,万民寿。

      石氏曰∶老人星明,主寿昌,天下多贤士。

      又占曰∶老人星色欲黄润,王者老人吉;其色青,主有忧,老人疾;色若黑白,主有□,老人多死;各以五色占吉凶。

      《孙氏瑞应图》曰∶王者承天则老人星临其国。

   所引各家之说,大同小异,“老人星见”显然被认为是安祥和平的吉庆天象。

      《梁书·武帝纪》中的天象记录,从梁武帝即位第四年开始,至他困死台城而止。在他的统治比较稳定且能维持表面上的歌舞升平之时,“老人星见”的记录不断出现。而太清元年他接纳侯景——这是他晚年昏愦的极端表现——时,出现的天象记录是“白虹贯日”;此后更是只有“太白昼见”和“荧惑守心”,皆大凶之象也。[2] 可见这是一篇严格按照中国古代星占学理论精心结撰的传记。

      史家以特殊的风格为梁武帝作如此一篇特殊的传记,或许应该有着某种特殊的原因吧?

      事实上确实如此。

   二、粱武帝与中国传统天学

  

      在古代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中,天学一直与王权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主要思路是∶天学是与上天沟通、秉承天命、窥知天意之最重要的手段;而能与上天沟通者才具有为王的资格。[3] 因此在君主确立其王权的过程中,天学必须反复地、尽可能别出心裁地加以利用。梁武帝在此事上自不例外。

      梁武帝本人通晓中国古代天学之道,《梁书·武帝纪》说他“天情睿敏,……,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身为帝王而通天学的在中国古代并不多见。而梁武帝对天学的掌握显然早在其登基之前。《梁书·张弘策传》云:

      弘策与高祖年相辈,幼见亲狎。(齐)建武(494~497)末,弘策从高祖宿。酒酣,徙席星下,语及时事。弘策因问高祖曰:“纬象云何?国家故当无恙?”高祖曰:“其可言乎?”弘策因曰:“请言其兆。”高祖曰:“汉北有失地气,浙东有急兵样。……明年都邑有乱,死人过于乱麻。齐之历数,自兹亡矣。梁、楚、汉当有英雄兴。”弘策曰:“英雄今何在?为已富贵,为在草茅?”高祖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仆’。”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请定君臣之分。”

   至迟在晋泰始之后,私言天文就是朝廷明文规定的犯禁之事。[4] 武帝与张弘策既“幼见亲狎”,又是酒后畅谈,故言无顾忌。观武帝上述之言,俨然出自一位星占学预言大师之口。武帝利用其掌握的传统天学知识,纵论天下时事,并自比于中兴汉室的光武帝。言者有意,听者有心。张弘策当晚便请与武帝定君臣之分,后来扶助武帝,为肱股之臣,最终成为梁朝开国元勋。而其时武帝为齐雍州刺史,拥兵上流,固已有觊觎大宝之意矣!

      萧齐之末梁武帝萧衍乘乱而起,在几次兴兵动员中都以天意、天命为辞。《武帝纪》记齐永元二年萧衍之长兄萧懿见害于齐东昏侯,萧衍召集长史王茂等谋曰:

      昔武王会孟津,皆曰∶“纣可伐”。今昏主恶稔,穷虐极暴,诛戮朝贤,罕有遗育,生民涂炭,天命殛之。卿等同心疾恶,共兴义举。公侯将相,良在兹日。各尽勋效,我不食言。

   萧衍在此自比周武王,比东昏侯为纣。故讨东昏便与伐纣一样是以顺伐逆、替天行道之举。当然萧衍也不忘以功名利禄相诱,以固众心。

     《武帝纪》又记与萧衍一起举兵的荆州行事萧颖胄以“时月未刊”为由,要等来年二月再进兵,萧衍却在天学上提出了反对意见:

     今太白出西方,仗义而动,天时人谋,有何不利?处分已定,安可中息?昔王伐纣,行逆太岁,复须待年月乎?

   在中国古代星占理论中,太白(金星)与用兵有密切关系。如《汉书·天文志》有“太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王”之说;汉宣帝时赵充国经营西羌,持重缓进,宣帝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催促赵充国进兵(《汉书·赵充国传》);又王莽时刘歆等合谋兵变,“欲发,歆曰:当待太白星出乃可”,结果谋泄身死 (《汉书·王莽传下》)。诸如此类,都证明古人深信太白与用兵有关。

     “太白出西方”为用兵之象,萧衍认为此时起兵正当天时。又引武王伐纣成功以证明不须等待年月。但是跟随一州刺史讨伐当今皇帝,事若不成毕竟是谋逆大罪。除了张弘策、王茂等萧衍亲信外,余人不得不有所顾忌。而萧衍利用其熟悉的天学知识,证明此次兴兵有百利而无一害。从而打消众人心中的疑虑,凝聚士气,壮大队伍。由于制定作战策略得当、把握作战时机及时,最终顺江而下,直捣建康。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次做作战动员时,萧衍都提到了“武王伐纣”一事。主昏臣讨,武王已开了先例。但以臣伐君毕竟不容于封建礼法,所以后代史籍中针对“武王伐纣”,结合当时天象有过很多讨论(今人则对根据“武王伐纣”时的天象以天文学方法推测“武王伐纣”之年代更感兴趣),以论证此举的在天学上的合法性。[5] 《广弘明集》卷二十九载梁武帝晚年所作《净业赋·序》,其中再次提到“武王伐纣”一事:

     以齐永元二年正月发自襄阳,义勇如云,舳舻翳汉。……波浪逆流,亦四十里,至朕所乘舫乃止。有双白鱼跳入蹋前,义等孟津,事符冥应。

   在古籍记载中,此白鱼入舟之事同样也于武王伐纣时发生过,如《今本竹书纪年》卷七有云:

     乃伐纣。度孟津,中流,白鱼跃入王舟,王俯取鱼,长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纣可伐。

   梁武帝多次自比武王,将讨伐东昏之举与武王伐纣相提并论,目的自然是要证明他篡齐乃顺天应人、替天行道。

  东昏既除,萧衍位极人臣,离大宝仅一步之遥了。但是如何跨过这一步却大有讲究,其中天学将再次充分发挥其社会、文化方面的功能。萧衍虽有意于受禅称帝,但不能自己先说出来,不然便与独夫民贼无异了。好在自有聪明人如沈约之流与其合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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