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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中国古代研究一百年

更新时间:2017-02-23 10:04:00
作者: 李学勤 (进入专栏)  
显而易见,没有疑古也就没有信古,也就是说,只到有了疑古思潮之后,我们才知道中国历史上曾有一个相对的、传统的信古时期。但冯先生还认为,只有信古、疑古是不够的,还应对古作实事求是的研究,即对古要进行解释。如果你说古人说的不对,就要说明为啥不对,因此就需要释古,即对古要进行解释说明。冯先生的这种说法,应该说今天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益的。由此我们可知:传统的古代观是信古,由于信古,使人们不易接受现代的思想观点;于是出现了疑古思潮,疑古有利于现代化的输入,可由于太过了,因此还要对古进行解释。只有对古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我们才能对古代有正确的认识,我们才能对中华文明的产生、形成、发展的这个过程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可冯先生虽然提出了“释古”这个词,但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如何释古,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需要我们作出努力的大问题。而现代考古学的成果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方便条件。为我们完成从信古到疑古再到释古的古代观的变化的历程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二、现代考古学对古代及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影响和贡献

  

   有些人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研究古代器物和文字的风气,因此,考古学在中国就如同古代一样古老。这种看法其实并不正确,中国虽然西周时就有人收藏古器物,汉代时就有人研究青铜器,如西汉宣帝时,美阳县(即今陕西扶风县,治所在今法门寺镇)发现了一个鼎,大臣们类比汉武帝时因汾阴后土祠(今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出土了一个鼎,汉武帝高兴万分,以为祥瑞,大肆庆贺了一番后,又大加封赏了一批官员的事例,认为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就立即献到了朝廷上,认为是祥瑞。汉宣帝请当时很有学识的京兆尹张敞观鼎。张敞研究读懂了鼎上的铭文,报告宣帝说这个鼎只不过是周朝的一个臣子做的一件纪念品,没有什么祥瑞可称。但这并不能说明考古学在中国西汉时已经出现了。因为现代考古学的基本概念是由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层位学、类型学的三个理论和方法构成的,它有着自己的一套独特的科学工作方法。如果没有上述三个基本点,就不能称为现代考古学,而只能是考古学的前身。现代考古学是19世纪20年代,首先在丹麦的博物馆界产生的,距今还不到200年。当时丹麦的一些长期在博物馆内从事工作的学者,根据长期工作的经验,提出了一套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为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基础。而这一套理论和方法,直到20世纪20年代,五四运动后,才传入中国。此前,虽曾有部分外国人在中国进行过考古发掘,但这并不能视为是中国的考古学,也不能以此作为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的标志。

   在中国,真正由中国人搞的考古发掘,是1926年由清华学校讲师李济,在山西省西南部的夏县的西阴村主持的发掘。这也是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的标志。李济,字济之,湖北黄岗人,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回国后到1925年成立的清华研究院任讲师,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共同主持清华研究院。而清华国学院的成立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首先因为在国学院成立时王国维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指出历代学术史上新的潮流的产生常常是由于新发现引起的。如孔子壁中经的发现,使汉代出现了古文经学学派。汲冢竹书的发现,使学者们对《穆天子传》等古籍有了新认识。而王国维认为在当时的最近二三十年有四大发现。第一,1898—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古代,特别是商代的看法,使东周以上无历史观不攻自破。第二,西域木简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汉晋历史的根本认识。第三,敦煌文书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经书和唐史的许多认识。第四,清代内阁大库三千多麻袋档案的被罗振玉的抢救,使人们对明清史研究的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上述四大发现使中国学术史有了很大的改观。此后,王国维又以这四大发现为例证,在其讲义《古史新证》中对疑古思潮进行了剖析,提出了新的认识古代的方法,即二重证据法。就是以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互相印证。这为现代考古学,或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他为中国学术界培养了一批学术骨干。再次,他为由中国人主持的现代考古发掘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和前提条件。

   而现代考古学真正系统地在中国展开,是从1928年李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后,主持对殷墟进行发掘开始的。李济早就想通过发掘殷墟来证明古文,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殷墟的发掘工作进行了15次之多,大量的甲骨文重见天日,与此同时,中国在其他地方也开始运用现代考古技术进行了考古发掘。但殷墟作为主要的考古工地,从1928年至今,七十余年间,他在中国考古学上不但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而且其重要地位几乎没有动摇。而这一切又使中国的考古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形成了自己的显明的特色,就是考古研究同认识古代,研究古代传统的历史文化密切结合。这与其他一些国家把考古研究与美术史研究、人类学的研究及社会科学的研究相结合的特点是极不相同。前几年有位德国学者写文章评中国考古学,他认为中国考古学的最大的缺点就是过分与历史学相结合,只有打破这一点才能吸收新东西。可我个人认为,从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到现代考古学的建立所形成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历史传统,正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如果这一特色被抛弃了,我们就会受到重大损失。

   从殷墟发掘的早期开始,中国考古学逐渐取得了一系列非常重大的成果,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特别是1938年在英国大英博物馆举办了一个以殷墟发掘的部分考古成果为主的国际中国艺术展后,中国的考古学更多地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甚至直到今天,英国人还怀念这次展览。可是中国的考古学成果真正受到世界的重视和注意还是在我国建国以后,特别是在“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二十年时间内。我们的考古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1981年英国剑桥大学(Cambrigde University)为纪念国际考古学史学会主席,前剑桥大学考古系主任格林•丹尼尔(GreenDenell)退休和由他主编的考古学普及读物《古代的人与地》第100本,即由他写的最后一本《考古学简史》出版,在全英第二大书店即 Hailfie书店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我也出席了这一仪式,我发现丹尼尔这部代表作的封面就是中国的秦俑坑。而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展望中,他说今后几十年考古学的希望在中国。我认为他的这个展望是客观而科学的。因为现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不断有新发现,可中国的新发现不仅在最近才开始层出不穷,而且每一个重大发现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都将对世界学术界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他说今后几十年考古学的希望在中国这是必然的。而且事实上,中国的考古学在产生的短短几十年内,就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人、甚至国外汉学家对中国古代的看法。我们也深信,在信古→疑古→释古的历程中,考古学不但会对史前时期、先秦时期、秦汉时期的释古作出重大贡献,即使是对于汉唐以下的释古也会作出重大贡献。因此我们必须重视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古代及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影响和贡献。

  

三、理论在古代研究中的作用


   要对古代进行科学的研究,仅仅有文献和考古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一定的理论。只要我们比较一下本世纪初出版的、权威性的谈古代的书和现代谈古代的书,我们就会发现,本世纪初的权威书连今天大学一年级学生写的有关古代的某些一般性的描述的文章的水平也赶不上,我们现在对古代的认识之所以会同本世纪初对古代的认识发生根本的不同,不但与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深入研究大量文献,充分利用考古学成果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努力分不开,而且与理论在古代研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20世纪我们在关于古代研究的理论方面有哪些贡献和发展。

   只有把理论和材料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加深对古代的认识。古代人对理论的重要性的认识不够,直到西学输入之前,中国的学者们也不能自觉地、系统地把理论知识运用到他们的古代研究中。只是在20世纪初期,西学输入中国之后,中国才有人写一些诸如历史研究法之类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主要是从日本把在日本最有影响的德国的兰克学派、法国的年鉴学派等的史学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来。这对狭义的中国古代史,即汉以前的古代中国的研究的影响并不大。也就是说,当时包括梁启超所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与梁启超辩论的蔡尚思先生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诸如此类在当时很有影响的书籍,大都也只是对外国的史学研究方法进行一番介绍。

   可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研究方面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就考虑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研究中去。而从现在我们看到的文献来看,最早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中国历史研究方面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位第三国际的学者马扎亚尔。1925年,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后,马扎亚尔到北伐的根据地广州周围的农村进行了一系列社会调查,并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为名,发表了这个调查报告。这本书本来谈的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但书中提出了中国社会自古以来是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这一理论,因而对中国古代问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亚细亚生产方式本来是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谈论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时首先提到的。按马扎亚尔的解释,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一个不变的、以农村经济为主的、停滞不前的社会,而完全不像欧洲那样是一种发展的社会。这本书的出版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首先是在苏联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大论战,出版了以约金的《中国古代社会》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直到1931年。列宁格勒举行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会从不同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老资格的苏联院士作了一次著名的报告,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后,这场大论战在苏联才宣告结束。

随着这场论战在苏联的结束,中国、日本学术界又展开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大论战。其实中国在此之前已出现了有关这一问题讨论的萌芽。这个萌芽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胡适与当时的一些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的人士就“井田制”问题展开了讨论。在讨论中,自然而然地就涉及到了有关中国古代生产方式的问题。而苏联有关中国古代社会的论战及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社会出现的中国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等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则是在中国引起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史性质论战的直接原因。因为学术界、思想界要进行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就必然要牵涉到中国历史,特别是有关中国社会史性质的问题,而郭老1929年写成、1930年在日本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则是这场论战在中国正式大规模展开的标志。郭老在这部著作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形态的理论,从夏商周开始就完全适合中国的社会。因此,中国也要走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当时思想界、学术界不同的人围绕这一问题,在上海神州国光社主办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各自不同的意见。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场论战才在中国告一段落。而这次论战中所涉及到的有关对中国古代的认识问题,即中国古代走的是—条特殊的社会发展道路呢还是同整个人类一样的共同道路,这一问题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们中间的讨论,还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在此过程中,建国后西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侯外庐先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40—1941年,侯先生在当时的抗战后方重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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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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