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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尧:西方民主化研究的认识论反思

更新时间:2017-02-20 10:45:58
作者: 陈尧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西方发达国家还普遍面临着很多治理难题。政府功能普遍失调,在社会安全、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越来越难以满足民众的需要。西方民主日益简化为选举政治,蜕变为一种“否决体制”(vetocracy)(14)。政党为了获取执政地位不惜卷入恶性争斗,将政府变成了只顾眼前利益的官僚机器,将分权制衡机制变成了限权掣肘机制。民众对西方民主的信任不断下降,人们不再相信政治精英能够代表自己。西方国家的选举投票率更是不断创新低,在许多国家中参与投票的选民不到全体选民的一半(15)。越来越多的中下阶层人士认为自己不是生活在自由民主社会中,而是受到“财阀统治”(plutocracy)或“公司统治”(corporatocracy)。对民主的幻灭感导致这些阶层思想民粹化、行为暴力化的倾向,西方社会街头政治的蔓延即为例证。

   显然,自由主义民主并非民主的最终形式,更不是所有新兴民主国家的理想目标。新兴民主国家需要结合自身条件,依据时代、历史、社会经济水平、宗教、政治文化、制度安排以及国际形势,寻求适合本国的政治制度。

  

   (四)民主化不需要前提条件?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那些一度被认为最不可能发生民主转型的国家如刚果民主共和国、马拉维、中非共和国、尼日尔、布隆迪等,纷纷建立了“民主”体制,这使得西方民主化研究者普遍乐观地认为,民主化并不需要前提条件,民主变革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所有国家均适合民主体制。西方民主化研究没有将政治转型放在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也不考虑一个社会是否具备相应的宏观结构性条件,而仅仅考察政治转型事件和过程本身,把民主化视为具体环境中各种政治精英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竞争、冲突、协调、合作等的活动。这一做法低估了各方面重要条件所带来的复杂性,而高估了选举这一单独变量在实现根本性政治变革中的作用。这种唯意志论的观点将结构主义方法抛在一边,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角度看均缺乏科学依据。事实上,在第三波民主化中,只有少数国家的政治转型符合这一模式。

   回顾近代历史,可以看到,早期西方民主国家在实行选举政治之前就已经建立了现代国家(modern state),然后在法治、公民社会、责任政府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进民主化,这一过程经历了两三百年。在第三波民主化中,许多后发展国家在仓促中建立的新民主政权面临着双重挑战:在进行自由选举的同时建设一个现代国家,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一个被内部冲突或其他日积月累的、严重的灾难击垮的国家或失败的国家中,向公开的政治竞争和选举实现快速转型是没有意义的。在将自己推向可持续的、多元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之前,国家必须具备最基本的能力以及类似于权力垄断的特性”(16)。对非洲国家的研究表明,新民主政权只在那些国家相对有效的地方出现并有可能得以维持(17)。除了现代国家制度这一前提外,民主要有效运行还应当具备其他一些条件,否则极有可能陷入困境而退化为“有缺陷的民主”(defective democracy)。戴蒙德、林茨和利普塞特在分析了影响民主的因素后指出:“在那些消除了贫困和极端不平等,教育水平和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中,在那些对民主、宽容、讨价还价等价值具有较高评价以及人们有机会组织公民社会的国家中,在那些少数民族团体结成联盟、互相信任的国家中,在那些军队特权受到限制的国家中,以及国家在地区和国际中的地位依赖于民主进程的社会中,民主更有可能得以发生和持续”(18)。应当说,结构性因素如社会发展、不平等状况、经济表现、自然资源、国家能力、公民社会的发展状况等强有力地影响着国家建立和维持民主制的可能性。当今国际社会中大量威权国家或非民主国家集中在中东、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并非偶然(19)。总之,民主变革必须具备基本的前提以及相对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应具备某些关键的结构性条件,才可能顺利实现政治转型并获得巩固。

  

   (五)民主化是政治精英设计或外部推动的结果?

   按照西方民主化研究者的观点,民主化主要就是建立一套民主制度并将其付诸实践的过程。在他们看来,政治制度就是政治精英设计、安排以规范政治生活中人们互动行为的约束条件。政治制度是政治生活中的游戏规则,决定了政治家、政党与选民之间的策略和行为,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行为者的选择和博弈的结果。制度之所以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在于制度的具体设计及其实践对转型后政权产生的影响,具体表现为:(1)制度对政治家、政府部门、政党之间协作或冲突程度的影响;(2)社会集团、公民社会、普通民众在民主制度运作过程中对政权、意识形态和公共政策的影响;(3)制度对政治领导人重视或忽视民主规则的意愿及能力的影响;(4)制度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影响(20)。

   西方民主化研究者十分重视宪法和政治制度,因为不同的宪法和政治制度通过特定的传导机制将导致不同的政治结果。在他们看来,任何宪法和政治制度都是政治精英设计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民主化进程中,政治精英选择何种宪法和政治制度,决定了民主能否得到巩固,决定了民主的最终面貌。一些民主化研究者由此提出了民主工程学或宪政工程学的理论,将民主化看作一种建构民主事业的工程(21)。民主工程学尤其关注民主化中新民主政权的制度设计,特别是宪政安排、政府体制、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等,以及这些制度对民主政权的支持方式。研究者们纠结于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多党制还是两党制、单一制还是联邦制等何者更有利于新生民主国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制度设计对民主政权的影响大体上经历了三次集中的研究。最初的研究源自林茨,其方法是一个解释变量(政体类型)对应一个因变量(民主巩固)。这一时期的主要观点认为,议会制安排提高了民主稳定的可能性,而总统制不利于民主巩固。第二波研究大约从9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时期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多个变量(政体类型、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组合对民主稳定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善治的影响。第三波研究更多地使用政治科学的一般理论来分析政治制度对于民主的影响。研究者广泛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借助否决者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等来分析民主实践的变化(22)。在后期,关于政治转型中民主制度与政治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现实,研究者热衷于某种制度设计和宪政方案,并将其标榜为理想的制度而予以推广。这突出表现为国际力量对发生政治变革的国家采用的“民主促进”策略。

   20世纪中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积极、主动地推动全球的民主和人权事业,帮助后发展国家进行民主改革,向这些国家推销西方民主制度。西方的民主推动者试图通过选举管理、对政党进行培训、制定宪法或其他制度等,在后发展国家中确立多党竞争的自由民主制度,但是,他们充其量扮演了支持者而非领导者的角色。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外部推动力量并没有促进国际社会的民主转型,仅仅是帮助了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精英完成他们想做的事情。正如卡罗瑟斯指出的,在新兴民主国家中,政治冲突、法制软弱、民主缺失等始终是这些国家的核心问题,它们反映了深层次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长期的政治传统以及基本的文化模式,那种以为通过短期灌输、项目援助及技术支持就可以解决这些核心问题的想法是缺乏逻辑的(23)。

   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民主工程学取得了较大发展,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但是它将民主制度看作政治精英设计的结果,甚至将特定的民主制度强加于新兴民主国家,暴露出明显的目的论动机。民主工程学假设西方民主制度是好的,应当尽可能地避免民主的逆转,通过民主制度设计、创造有利于民主的条件来维护民主政权。诚然,对于新兴民主国家而言,新政权必然面临着政治制度的重新选择和设计,但一国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民主制度是政治精英内部以及精英与大众互动、妥协的产物。民主发展的现实表明,尽管精英和大众均可能显示出对民主程序和规范的承诺,但在制度如何构建方面存在着许多分歧(24)。在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中,模仿西方国家而建立的制度并未有效运作,不是因为这些制度不好,而是它们不适合本土环境。

   综上所述,在社会科学领域,客观化、科学化是学术研究的目标和生命。以经验研究为主的西方民主化研究,尽管名义上标榜科学,却在一定程度上滑向了政策研究,混淆了事实发现与对策建议之间的边界。与半个多世纪前现代化研究的做法类似,西方民主化研究采用简单的威权—民主两分法(尽管使用了家族式分类),理所当然地将后发展国家视为威权国家,将西方发达国家看作民主国家,认为政治变革的趋势就是从威权向民主的转型。这种两分法将威权等同于落后、野蛮、传统,将民主视作先进、文明、现代,将威权与民主对立起来,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和过渡。西方民主化研究者认为,非西方的威权国家由于接触了西方民主社会而开始发生变革,否定这些国家内部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否认这些国家之前的历史经验与它们未来政治发展之间的关联。同时,西方民主化研究集中关注所谓威权国家内部的相似性,拒绝承认后发展国家的政体形式在时空维度上的多样性,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实践中提取所谓民主的一般属性作为标准,将不符合这一标准的政体均纳入威权体制的范畴,把非西方社会的政治变革强行按照所谓的民主标准进行衡量,将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看作向西方民主演进的直线的、进步的变迁过程。

   上述做法不仅将当代国际社会中纷繁复杂的政治变革事实予以简化,更是将概念误以为事实,沉湎于概念及想象,而忽略了这些概念与可以观察到的政治现象之间的关系。显然,“认识那些经历过一些深刻转变的社会是一回事,而靠某个科学的概念来综合所有这些转变则是另一回事”(25)。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曾经对以概念替代事实的做法进行过批评,他指出:“我们自然倾向于以观念来代替实在,甚至把它们作为我们思考、推理的材料”,但是,这种做法导致“人们把这些观念和现实混淆起来”,误以为这些观念“包含了现实中全部本质的东西”,结果是“永远不能发现实在的规律”(26)。西方民主化研究试图创造出一些新的概念和理论来理解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政治变革的状况及其发展,但不幸的是,它不是设法去理解既有的事实,而是较多地依赖想象、臆测和武断,最终损害了科学之名。

  

   注释:

   ①参见Francis Fukuyama,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4,pp.455-466.

   ②Thomas Carothers,"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Journal of Democracy,2002(1).

③参见Juan J.Linz,"Transitions to Democracy",Washington Quarterly,1990(2); Adam Przeworski,"The Game of Transition",in Scott Mainwaring et al.(eds.),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The New South American Democra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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